《審判王后》，[法] 埃馬紐埃爾·德·瓦雷基耶爾著，曾昭曠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11月出版，355頁，68.00元
一部法國史，即是一部由著名“審判”所標記的歷史。中世紀的貞德審判，大革命時期的國王審判，再到十九、二十世紀之交讓法國輿論陷于分裂的德雷福斯審判——“審判”可謂是法國歷史記憶中的一個個高潮，是其內(nèi)在張力最戲劇化的體現(xiàn)。
埃馬紐埃爾·德·瓦雷基耶爾則是將目光投向了王后瑪麗-安托瓦內(nèi)特的審判。此前，他寫過塔列朗（2004），富歇（2014），寫過復(fù)辟王朝（2015）。雖說他善于發(fā)掘新檔案，但在《審判王后》中他給讀者提供了一段富有文學性和感染力的敘事，少有歷史分析的那種學究氣。1793年10月的這三日審判并沒有為當時的法國人留下多么深的印象，而是很快就因為革命局勢的突變而受人遺忘（271頁）。德·瓦雷基耶爾則是打開了封藏的鐵柜，雕琢起了故紙堆給出的磨具，為的就是塑造一場“真實”的、盡可能與傳說、與片面的愛憎情仇劃清界限的王后審判。這因此注定是一部人物和細節(jié)十分豐富的作品，對譯者而言定然是一大挑戰(zhàn)。不過，作為讀者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這部中譯本忠實反映了原作者的寫作特色，可謂文采熠熠。而得益于譯者精心準備的注釋，即使此前對法國舊制度和大革命（尤其如其司法制度）所知甚少的讀者，也能流暢地閱讀本作，著實令人愉悅。
德·瓦雷基耶爾在開頭和結(jié)尾處，向我們解釋了寫作這本書的緣起。這個理由看似很私人化，但的確真實而坦誠：“我的興趣落到瑪麗-安托瓦內(nèi)特身上，既不是出于她的敵人們的掌聲雷動，也不是出于她的朋友們的傷心流淚，而是由于我有一天正參觀她古監(jiān)獄的牢房時所感受到的寧靜?！保?74頁）作者個人偶然所得的體驗引導他去思考，當年囚禁于此的瑪麗-安托瓦內(nèi)特有過怎樣的體驗。她面對的是怎樣一群人？怎樣的一群法官、陪審員、證人、辯護律師？這些人為什么會出現(xiàn)在此處？他們從哪里來，又去向何方？作者以共同的體驗為出發(fā)點，以一個女人、一個經(jīng)歷審判的女人和母親為主線，展開了他的“歷史尋寶”，用一系列異質(zhì)且難免有過篡改的敘述重構(gòu)了一場審判。可以說，這是一部帶有感性的歷史，一部有血有肉的歷史。作者避開了意識形態(tài)爭議，描繪了一個個原本不相干的人，講述了他們?nèi)绾我驗榇蟾锩?，最后坐到了同一個法庭上。
瑪麗-安托瓦內(nèi)特
要說本書最大的歷史學貢獻，也許在于作者從鮮有人問津的庭審檔案中，為這起事件的直接參與者作了群像刻畫。尤其是前人考據(jù)不詳、多有紕繆的法官、證人和陪審團。陪審團中的人們大多出身中下層等級，但因為革命而能夠在法庭上直面王后。后來，這些人大多自己被革命的恐怖吞噬，成了“短了一截的人”。勒諾丹、桑巴、特蘭沙爾、尼古拉、克雷蒂安……這些人本在大的歷史敘事中無足輕重，但也被作者從故紙堆里復(fù)活了。無論從這些人的背景、這些人對王后的了解、還有這些人在王后審判之后的結(jié)局來說，作者都向讀者展現(xiàn)了這樣一種審判的荒謬性——但同時還有歷史動力所造就的必然性。因為革命，他們聚到了一起；因為革命，他們成了陪審員，代表“人民意志”決定他人的命運；因為革命，他們的生命和命運也將受政治運動和專斷意志所決定。
而本書最引人入勝的，也許是作者通過檔案研究帶我們脫離革命與反革命的非黑即白后引發(fā)的遐想。此前的作家往往出于各自極端的政治立場，將有關(guān)審判的歷史敘述政治化。本書作者則試圖脫離道德評價，引導我們走入這段歷史的偶然與必然，去審視一位因為大革命爆發(fā)而直面命運之輪的王后。大革命之前的瑪麗-安托瓦內(nèi)特是否真像民眾傳言的那樣荒淫無度？作者沒有深究。相反，他強調(diào)一種歷史的不可抗力。這種不可抗力強加在一個在美泉宮度過童年的少女，讓她成為不幸福的王后、一個不怎么受丈夫待見的妻子，隨后淪為階下囚，經(jīng)歷了與親人的生死離別，最后成為斷頭臺下犧牲者的一位——甚至死后也因為法國和歐洲政局變動而為人所忘卻。如作者所說，檔案中的話語本身就已經(jīng)過加工；但作者還是極力為原本干枯的檔案記錄添加鮮活的人性。這也就是為什么，不論我們對大革命、對法國君主制的態(tài)度為何，當我們讀到瑪麗-安托瓦內(nèi)特從一個母親的角度為自己辯護，讀到她在接受審判和走上斷頭臺時展現(xiàn)的那種超乎尋常的鎮(zhèn)定和從容時，我們都不得不心生惻隱。這樣一位被歷史、被政治斗爭、被所謂“民意”推上斷頭臺的女性，在以本書改編的電影《他們審判了王后》（2019）中有更為直觀的呈現(xiàn)。這部阿蘭·布呂納爾（Alain Brunard）導演的電影里，飾演瑪麗-安托瓦內(nèi)特的是莫·維勒（Maud Wyler）。那標志性的白發(fā)，那作為母親而對不實指控作出的憤怒回應(yīng)，那步入法庭的優(yōu)雅步態(tài)，也許能夠更加強化我們對本書的最直接感受。那么，作者這樣寫作的意圖是什么？他的立場又是什么？
有傳言說作者可能系法國貴族之后，不是黎塞留就是斯塔爾夫人。他所在的瓦雷基耶爾家族從二十世紀初起就擁有著盧瓦爾河地區(qū)馬耶訥省波利奈（Poligné）的城堡。作者近乎“貴族”的家庭出身也許是這種謠言的緣由，而斯塔爾夫人在審判之前就表達了對王后的同情（《對審判王后的若干思考》，1793年8月）。但對讀者因本書的文學性和歷史敘述模式而對王后產(chǎn)生同情的這一點，我們不能簡單歸因為出于作者的保王主義立場。采取立場恰恰是作者所極力避免的。理解這本書的關(guān)鍵，也許并不在作者的立場本身，而在于作者精心重構(gòu)的歷史所能引發(fā)的多層次思考。
首先，這是一場審判。本書帶我們反思革命司法?！疤貏e刑事法庭”由國民大會1793年3月10日法令設(shè)立，其職權(quán)在于“審理一切反革命活動”（第一章第一條），由五名法官和一個陪審團組成。法官主持預(yù)審，并在陪審團對事實進行宣告后適用法律（第一章第二條），且被告人不得上訴（第一章第十三條）。1791年，臨時革命法庭引入陪審團審判，初衷不外乎打破舊制度司法界長期存在的精英主義，將“人民主權(quán)”付諸實踐。但革命特別司法基本上拋開了程序的束縛，更容易為政治所左右。在這樣一個新舊世界對立的時代（26頁），在一個革命者鎮(zhèn)壓反革命，“國民”對抗外國威脅的時代，在一個激進的直接民主勢力意圖掃除代議制支持者的阻礙（96頁）的時代，這場審判注定是一場政治審判?！斑@場審判里什么都弄虛作假。陪審員們是檢方指定的，法官們針對被告顯然事先通過氣”，至于律師，也都受到監(jiān)視（113頁）。貫穿全程，檢方都未能提出真正有效的證據(jù)，甚至于采取性道德的指控，訓練年幼的查理·路易·卡佩承認自己與母親及姑母有過“亂倫”并因此學會自瀆。于是就有了人們耳熟能詳?shù)囊荒唬骸叭绻覜]有回答，那是因為自然的天性拒絕回應(yīng)向一個母親所作的這種罪責。我請此間所有的母親為我公斷?！薄敖幸粋€8歲孩子說出一切想要的話是輕而易舉的?！保?04頁）然而，審判王后的，不是一個一般的法庭，而是特別刑事法庭。在這里，陪審員們的信念至關(guān)重要，而這信念又是由種種傳言、由他們的私人喜惡發(fā)酵而成的。
其次，這是一場男性對女性的審判。本書帶我們反思法國大革命與女性權(quán)利的關(guān)系。法國大革命追求平等，但女性平等只是曇花一現(xiàn)。《女權(quán)宣言》的作者奧蘭普·德古熱隨瑪麗-安托瓦內(nèi)特上了斷頭臺（1793年11月3日）。為什么追求自由平等博愛的大革命，卻對女性十分不友好？作者將其歸結(jié)為新舊時代的反差：“歸根結(jié)底，在革命者眼中，瑪麗-安托瓦內(nèi)特真正的罪過在于她出手占了男人們的位置，因而僭越了她女性的角色與地位……大革命，不只是平等對特權(quán)的勝利，也是男性的反撲對女性世界的勝利。”（188-189頁）然而，瑪麗-安托瓦內(nèi)特的悲劇之處在于，“是大革命的爆發(fā)才迫使她不得不面對權(quán)力的現(xiàn)實，并在她丈夫身旁行使自己的那份權(quán)力”（172-173頁）。但是，她坦然接受了命運，與之直面相對。作者認為，瑪麗-安托瓦內(nèi)特的表現(xiàn)，是出于其義務(wù)感、信念、騎士精神般的高尚情操（179頁）。她的鎮(zhèn)定和驚人的自控能力，就如對雄性暴力的諷刺，使得她的對手只能將其形容為“慣犯”。
閱讀中筆者不時會將王后審判與貞德審判的情景作對比。它們同為富有政治意義的審判，兩人的結(jié)局在開庭前就已注定。兩場審判都討論到女性在政治和社會秩序中的角色。從某種意義上講，瑪麗-安托瓦內(nèi)特在審判中的表現(xiàn)，甚至比貞德更為完美，因為她自始至終沒有失態(tài)，完成了為君主制、為自己母親和女性身份的辯護（貞德則是因為供認后“重歸異端”而受了火刑）。但貞德有洗冤審判為之平反，瑪麗-安托瓦內(nèi)特卻從未有過類似的審判。貞德成為民族記憶必不可少的部分；而我們只有在小圈子里（56-57頁）、從今天日漸流行的紀念品圖樣上才能看出人們對瑪麗-安托瓦內(nèi)特的喜愛?，旣?安托瓦內(nèi)特的王后身份使其無法具備超越性的政治象征意義；但反過來講，作者重構(gòu)出瑪麗-安托瓦內(nèi)特作為一名女性的形象，是否也是在一定程度上，深層次地參與清洗革命和共和國的原罪？
最后，這還是一場恐怖統(tǒng)治對人性的審判。這種恐怖統(tǒng)治濃縮了恐懼和復(fù)仇的心態(tài)，以一時的政治多數(shù)壓倒少數(shù)派的人性。它指控瑪麗-安托瓦內(nèi)特的性道德，但卻不忘將路易十五的尸骨與孫媳的混在一起亂葬，以示侮辱。它以一條條生命為獻祭犧牲，試圖以此鞏固合法性、對抗種種內(nèi)憂外患。瑪麗-安托瓦內(nèi)特便是替罪羊。當人性和司法程序都被這新生共和國的“國家理性”所凌駕的時候，替罪羊又怎么僅會只有一個？從1793年4月7日到王后審判之前，被特別刑事法庭送上斷頭臺的，不過百人；但到1795年5月法庭解散為止，死者達到了兩千七百四十七人（25頁）。說王后審判標志著恐怖統(tǒng)治的大幕正式拉開也許都不為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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