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對于以學術為志業(yè)的人而言，博士生涯是他們必須走過的一段漫長旅程，朝向知識圣殿的光亮，艱辛而孤獨地前行。象牙塔之外的人們看向博士的眼光是復雜的，有仰慕歆羨，有敬而遠之，隨著從女博士的污名化到博士生的心理問題等負面話題的反復出現(xiàn)，更多的是疑慮和不解。
在這樣的背景下，澎湃新聞思想市場欄目特別推出“象牙塔之巔”專題，邀請不同國家不同學科的博士們講述自己的經歷、研究以及對這段生涯的反思。相比于“為什么讀博”和“讀博有什么用”，本專題更希望回答“讀博的意義是什么”這一問題。在一系列文章中，我們將看到個人的困惑和抉擇，學科的樣貌和特色，也會看到更大的社會結構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和個體的學術經驗聯(lián)結成整體。
2009年六月底，我從北大元培學院化學方向畢業(yè)，赴紐約三校聯(lián)合項目（Tri-Institutional Program in Chemical Biology)攻讀化學生物學的博士學位。 三校為洛克菲勒大學(The Rockefeller University) ，紀念斯隆-凱特琳癌癥中心 (Memorial Sloan-Kettering Cancer Center)和威爾康奈爾醫(yī)學院 (Weill Cornell Medical College)。三所學校均為著名的生物醫(yī)學研究機構，彼此之間僅隔數(shù)百米，經常共享科研資源，我所在的博士項目僅為三校諸多合作關系的一小部分。我赴美的時間比大部分博士新生早了一兩個月，為此甚至沒來得及沒參加北大的畢業(yè)典禮，這是我本科的一個遺憾。之所以提早離校，是因為我的博士項目要求學生六月底開始第一個輪轉——美國大學的畢業(yè)季一般在五月，但中國高校多在七月初。出國之前的一周，我穿梭于未名湖畔的行政樓之間，集齊了畢業(yè)所需的十幾個公章。匆匆和家人朋友道別后，就跳上了去紐約的飛機。
洛克菲勒大學
輪轉（Rotation）制度：導師與學生的雙向選擇
輪轉制度是美國生物醫(yī)學的主流做法。一年級博士生得到博士生項目的正式錄取后，會主動聯(lián)系與自己研究興趣相匹配的導師，到實驗室實習一段時間。在這段時間里，學生會盡可能了解實驗室進行中和計劃中的研究課題，初步學習一些實驗技術手段，觀察導師的個人風格和實驗室的內部文化，向實驗室的資深成員打探“內情”。而導師也會考察這個學生是否具有在自己的實驗室成功完成博士論文的潛力。在大部分生物醫(yī)學院系，每一個輪轉的時間大多為三個月，每個學生一般有體驗三個實驗室的機會。也就是說，生物博士生的第一年基本會用于輪轉?；瘜W系的每個輪轉周期一般不到一個月。至于物理系，輪轉制度并不普及。這與學科傳統(tǒng)有很大關系。
輪轉制度的目的在于彌合學生和導師的信息差，避免“速配”造成的后續(xù)問題。輪轉制度對學生尤為重要。大部分一年級博士生其實沒有成熟的學術興趣，在選擇導師這個問題上很容易受制于路徑依賴，在幾個不同的實驗室輪轉是開闊思路的好機會。有的導師頭銜很高，名氣很大，但并不善于指導學生。又或因成名已久，大部分時間花費在云游四海參加會議上，并沒有太多的精力指導學生。有的導師事必躬親，有的導師則推崇自由放任，不同類型的學生偏好也不同。實驗室文化也是一個重要的考量：有的實驗室同事之間團結一心，有的則存在內部競爭。不靠親身觀察，僅通過網上公開信息和口口相傳的風評，是很難確定一個實驗室和導師是否真正適合自己的。輪轉制度其實對導師是一種監(jiān)督和激勵機制。而對導師來說，輪轉的機會成本也是值得的。大部分一年級博士生的簡歷其實難以準確反映他們作為科研工作者的潛力：有的學生成績耀眼，真動手做研究卻能力平平，或者欠缺團隊合作意識。輪轉看似浪費時間和資源，長遠看是有利于學術生態(tài)健康的。
據(jù)我所知，這種做法在英國、歐洲大陸和東亞并不常見。在這些地區(qū)，博士生和導師配對大多還是依靠傳統(tǒng)的一對一聯(lián)系。近年來，部分中國高校的博士項目也開始鼓勵學生輪轉，這是可喜的趨勢。此外，中國大陸的學生在申請博士生項目時，有時會為了去心儀的“名?！倍崆昂湍硞€教授達成協(xié)議，入學后是不能自由選擇導師的。個人認為這種做法有一定風險。遠隔重洋的學生很難探明實驗室的真實情況，在整個讀博期間，導師和學生的地位是不對等的，導師的影響力不僅限于學生的學術前途，一個惡劣的導師甚至會危及學生的身心健康，此前武漢理工大學陶崇園的慘劇就是明證。導師培養(yǎng)學生固然要付出時間和資源，但學生選擇導師的潛在機會成本相比之下更為珍貴。博士生和導師之間應該是基于互惠原則的雙向選擇，而不是導師對博士生的單方施予。實際上，學術和人品均屬上乘的導師往往門前要求輪轉的學生絡繹不絕，反而并不會輕易接受一個大洋彼岸的陌生學生。
小而美的洛克菲勒大學
2010年夏天，我完成三次輪轉和博士一年級的課程要求，正式加入Tom Sakmar在洛克菲勒大學的實驗室，研究G蛋白偶聯(lián)受體。
洛克菲勒大學 （Rockefeller University）的前身洛克菲勒研究所（Rockefeller Institute）成立于1901年，是美國第一所專注于生物醫(yī)學的研究機構。校園位于寸土寸金紐約曼哈頓東河之畔，1954開始招收博士生，1955年正式更名為洛克菲勒大學。二十世紀初，洛克菲勒研究所以微生物和傳染病學知名于世。剛入校時，我在圖書館中看到一座東亞男性的胸像，其人頭發(fā)蓬亂，目光炯炯，細究之下發(fā)現(xiàn)是《櫻桃小丸子》和《哆啦A夢》中日本小學生的偶像細菌學家野口英世。近年來，洛克菲勒大學在神經、免疫、生物化學和生物物理等領域保持了領先的水平，在我入校的時候，有數(shù)位諾貝爾獎和拉斯克獎得主還活躍在科研一線。
這所學校堅持“小而美”的路線，不設院系，學校的主體部分是一個個獨立運作的實驗室，近年來實驗室總數(shù)維持在七十到八十之間。洛克菲勒大學沒有本科生部和碩士生項目，只有哲學博士（PhD）和醫(yī)學－哲學博士（MD-PhD)兩類學生，全校學生總數(shù)不超過二百人，校園里的科研主力是廣義上的“博士后”，“博士后”不是學歷，而是一份工作，從業(yè)者處在已經取得博士學位、但還沒有獲得正式教職的過渡階段。這樣的博士后在洛克菲勒至少有三百人。
由于學校經費充裕而學生數(shù)量有限，每個學生的待遇堪稱優(yōu)厚。博士生的獎學金和醫(yī)療保險來自學校教學預算，因此博士生選擇導師的時候不易受到導師經費的限制。每個博士生另有一小筆可以獨立支配的科研經費，學生可以自主選擇購置電腦，參加學術會議，或者請工作上的合作者吃飯喝咖啡，教務不會干涉。洛克菲勒大學在主校園周邊擁有若干公寓樓，教職員工和學生都可以申請入住，而博士生享有可觀的住房優(yōu)惠。在博士期間，我和同學合租學校的三室一廳，客廳窗戶正對東河河景和羅斯福島，采光極好，水電網費全包，而月租不到七百五十美元，每個月繳完房租后獎學金凈剩兩千多美元，按照我當時的消費水平，這堪稱“高收入”——所以在洛克菲勒大學做博士生的確是無需日日為稻粱謀的。
導師？老板？
中美科研和博士生培養(yǎng)體制不同，中文語境中對博士生導師一職的理解和美國也有差異。中國科研院校中“碩士生導師”和“博士生導師”是正式職稱，“博士生導師”要比“碩士生導師”更有資歷和權威。而美國科研系統(tǒng)中“博士生導師”并非一個正式頭銜，而是研究性大學和科研機構教職工作內容的一部分。美國研究性大學的終身軌（tenure track）教授分三級：正教授（full professor)，副教授（associate professor），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一個學者從被聘任為研究性大學助理教授的第一天開始，就具有招收和培養(yǎng)博士生的資格。而以教學為主的文理學院和社區(qū)學院一般鮮有博士生項目，教授自然不是博士生導師。在中國，“師生”是五倫之一，對導師的角色期待往往近似于“親近的長輩”。而在美國的博士培養(yǎng)體制中，導師和學生是一種職業(yè)合作關系。專業(yè)之外，不適合普通朋友做的事，導師都不應該讓學生做。學生不是導師的行政助理，更不是私人助理。導師可以對學生的職業(yè)發(fā)展提供意見，但不應該主動介入學生的私人生活。
在理工科領域內，和教授頭銜密切相關的一個職務，叫“實驗室主持人”（principle investigator，PI)。研究性大學理工科的終身軌教授一般默認要承擔PI的職責，博士生導師和PI的身份往往是重合的。PI和博士生、博士后的關鍵區(qū)別在于“獨立自主”：PI是實驗室的直接和最終的負責人，并不受更資深的同事的領導。不管是系主任、校長還是諾貝爾獎得主，原則上不能越過PI干預另一個實驗室的選題和運作。
PI一職的出現(xiàn)，很大程度上是現(xiàn)代科研體制“理性化”的產物。在二十世紀上半葉之前，科學家能得到的資源主要來自有限而不穩(wěn)定的私人資助和大學教職。二戰(zhàn)充分證明一國的科學研究水平是其工業(yè)和軍事實力的決定性因素之一。大國競爭令政府經費有組織有目的地涌入高等教育和科學研究，至此科學研究才分化為一個對社會各階層開放的主流職業(yè)。與此同時，科學研究本身變得更復雜，更需要不同專長科學家之間的合作，更依賴昂貴而精密的儀器和特殊的實驗室環(huán)境，今天的論文往往比五十年前的論文包括更多的數(shù)據(jù)，有更多的署名作者——簡言之，今天的科研比早前更需要人力物力的穩(wěn)定投入，在大部分國家，這種規(guī)模的支持主要來自國家的稅收。而像美國這種私人資助科學研究風氣極盛的國家，其規(guī)模也擴張到了驚人的水平，突出的例子如生物醫(yī)學領域的霍華德休斯醫(yī)學研究所（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每年資助額度高達十億美元。如何保證龐大的公共和私人經費能被有效地分配和問責呢？在科研體制中引入科層制的管理手段，就成了很自然的答案。然而科學研究本質上是創(chuàng)造性活動，而創(chuàng)造性活動是不能被充分計劃的，這和官僚制的運行邏輯截然相反。歷史上成功的“大科學計劃”，如曼哈頓原子彈計劃、阿波羅登月計劃，其本質是目標明確的工程，關鍵的科學問題在此之前都解決了。這類計劃很少會因為本質上不可行而宣告失敗。而基礎科學領域的大計劃，其結果則充滿了不確定性。成功的先例固然有，如美國引力波探測計劃（LIGO）。反面教訓也不少，如歐盟人類腦計劃（Human Brain Project)，批評者指稱這項計劃讓13億歐元打了水漂。對基礎研究而言，最有效率的科研經費分配體制或與風險投資策略頗有相似之處：將種子資金廣泛的撒在不同的領域。在美國，承接政府基金的主體是數(shù)萬個獨立實驗室，其規(guī)模通常從幾個人到十幾個人不等，只有少數(shù)特別成功的實驗室能發(fā)展到三四十人以上的規(guī)模，在這種去中心化的組織模式里，PI起了關鍵作用。很多博士生和博士后私下里會戲謔地稱導師為“老板”，其實PI的工作和創(chuàng)業(yè)公司的核心創(chuàng)始人頗有相似之處：戰(zhàn)略規(guī)劃、人力資源、財務管理、對外公關、日常運營。PI必須要做的一件事是持續(xù)引入科研經費維持實驗室的運轉，至少對實驗科學，沒有經費，無異于燒無米之炊，就算是諾貝爾獎得主的實驗室也會被迫關門的。
PI是一個高壓力職業(yè)，但是有付出也有回報。在科學成果在科學發(fā)展早期，論文署名主要有兩種方式：按照姓氏首字母排序和按照貢獻大小排序。第二種情況下，貢獻大合作者的排在前面。論文署名的排序往往成為爭議焦點。PI提供課題方向和實驗資源，且對論文署名有最終決定權，但一線科研人員的能動性也是課題成功的關鍵。為了解決PI和學生潛在的利益沖突，今天實驗科學領域的論文署名分化出“第一作者”和“通訊作者”。一般來說，“第一作者”是實際完成工作的一線人員，而“通訊作者”是起領導作用的PI。學術界將通訊作者的地位看得更重要。假設一篇論文意義重大，得了諾貝爾獎，那么得獎的人是誰呢？更可能是通訊作者。
這種模式下，理工科導師能用于指導單個博士生的精力是有限的。導師和學生在實驗臺上并肩作戰(zhàn)，大部分情況下是美好的想象。導師每周能抽出半個小時和博士生一對一面談，已經是楷模了，兩三個月不見面的案例也不稀奇。所以讀博士和從小學到大學這十六年的關鍵區(qū)別之一在于博士生一定要學會自我管理，獨立工作，需要在密集指導下工作的人，不適合讀博士。
我的導師
我加入Tom的實驗室后第一次和他正式面談，Tom提了兩點要求。第一，“你的目標是要成為自己領域內首屈一指的專家?！蔽液髞聿琶靼?，這個目標并沒有聽上去那樣遙不可及——只要將“領域”定義得足夠小，小到只有三五個人在做相同的課題，五年后自然會成為數(shù)一數(shù)二的專家。第二， “你不僅要學會怎么做科研，還要學會用英語把自己的研究說出來和寫出來”。他推薦我買藍牙耳機（當時智能手機還不像今天這樣普及），做實驗的時候順便收聽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臺（NPR），NPR的節(jié)目包羅萬象，對提高英語聽力大有裨益。此后一段時間，Tom對我的實驗催的不緊，對提高英語這件事反而似乎更為上心，時不時問我有沒有買藍牙耳機聽NPR，還說我嫌耳機貴的話實驗室可以報銷。為了不顯得窮酸，我連忙表示藍牙耳機還是負擔得起的；還有我雖然沒有收聽NPR，但是在聽有聲書。Tom對我的回答似乎甚為滿意。Tom本人是個很好的演說家，專業(yè)報告之外，他也經常應邀給科普講座，因此積攢了不少的心得體會。他告訴我們，他剛開始做學術報告的時候，一定會把臺詞逐字逐句事先寫下來，直到他做了一百多次報告之后，才覺得可以省去這番“笨功夫”了。而他對手下做報告這件事一貫要求嚴格，組里的成員如果收到在學術會議上做報告的邀請，Tom會要求事先在組內預演，接受“內部批判”，從幻燈片的排版到時間的分配，巨細靡遺。我也經過若干次這樣的考校。有些導師喜歡親自包辦論文寫作，而有些中國學生因為英文水平有限，樂得不寫論文。Tom則堅持論文的第一作者必需親自動手寫，他只負責修改，從初稿到定稿，反復修改數(shù)十遍是常事。三四年后，有一次Tom私下對我說，我的英文寫作有很大進步，雖然不如某個美國男生，但是要比另一個美國女生好。我聽了竊喜。那個美國男生斯坦福畢業(yè)，博士畢業(yè)時被選為畢業(yè)生代表致辭（valedictorian），文采了得，說我的英文寫作水平不如他，毫不奇怪，至少Tom認為我寫作的水平可以拿來和母語者比較一下了。今天回想起來，我很感激Tom對我英語交流能力的培養(yǎng)。學術研究絕非青燈一盞，獨自修行。恰恰相反，交流能力對在學術界立足至關重要。我見過的PI中，無論母語是否是英語，或許有口頭報告或做得一般的，但絕沒有筆頭功夫不靈光的。對中國留學生來說，無論博士畢業(yè)后是否繼續(xù)在學術界發(fā)展，只要人在北美，英語水平往往是職業(yè)發(fā)展的瓶頸。Tom反復強調英語的重要性，說明他真心重視外國學生的長遠發(fā)展。
Tom令我最為欽佩的，還是他對實驗室成員的尊重和慷慨。Tom在人前和郵件中稱呼手下的博士后和學生，總是用“我的同事”。組里新來的意大利博士后去歐洲開會，希望借機探望家人。她試探性地向Tom請假，結果Tom告訴她不妨多休息幾天：“歸根結底，家人和朋友是生活中真正重要的東西?！币驗閷嶒炇页^一半成員是女性，Tom曾經在組會上很認真地推薦了雪莉·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的新書《向前一步》。我進實驗室四五個月后，因為操作失誤導致了一個離心機轉子報廢。我提心吊膽地找Tom承認錯誤，Tom看了面目全非的轉子，嘆了口氣，說了一句“這不好”，就再也沒提過這件事了。事后我發(fā)現(xiàn)轉子是純鈦的，二手貨也要數(shù)千美元。我博士期間的工作大部分時候與組內一位資深的博士后Thomas合作，一定程度上，Thomas是我日常工作中的導師。但是這種合作關系也有一定的風險：經驗更老道的博士后將博士生的辛勤工作據(jù)為己有，這并不罕見。在我開始寫第一篇論文之前， Tom找我談話，讓我不要擔心“第一作者”的歸屬問題，他愿意與Thomas分享“通訊作者”的身份。我的第一反應其實是驚訝，然后才是感激——彼時我還是天真的新人，完全沒有意識到潛在的利益沖突。Tom讓我明白：導師對學生最重要的饋贈，是信任、尊重、支持，和由此激發(fā)起來的榮譽感和上進心。
象牙塔內的心理健康
某日，我讀到塔勒布的《黑天鵝》中的一段文字，不禁笑了出來：“每天早上你離開曼哈頓的狹小公寓，來到洛克菲勒大學的實驗室。你每天很晚才回家，處于你社會關系網路中的人們問你一天是否過得好，只是禮貌起見。在實驗室里，人們圓滑得多。當然你過得不好：你沒有什么新發(fā)現(xiàn)?！边@的確是對科研日常的真實描述。在《黑天鵝》一書中，塔勒布將行業(yè)分為“極端斯坦”和“平均斯坦”兩類，前者的特點是少數(shù)贏家分走大部分蛋糕，如文學、藝術，科學；后者的努力與回報相關性要大得多，如醫(yī)生，律師，會計。塔勒布的建議大部分人選擇“平均斯坦”職業(yè)。
據(jù)我所知，博士生和博士后的確是心理健康問題高發(fā)人群。電子游戲之所以令人持續(xù)分泌多巴胺，是因為其設計中包括明確的階段性目標與及時精細的正向反饋機制——把游戲的特點反過來大概就是科研人員的日常了?？蒲姓n題的終點往往具有相當?shù)拈_放性，一個課題開始的時候，可能導師的腦海中也沒有清晰具體的目標，一個博士生需要學會在開放水域自我導航，這當然是一種可以通過系統(tǒng)訓練掌握的能力，只不過在博士之前，大部分學生沒有接受過解決開放性智力問題的訓練——從小學到大學，教學大綱一般指向既定的知識和技能。科學研究的開放性不僅是智力挑戰(zhàn)，也是心理考驗：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忍受幾個月甚至幾年后才能看到結果的工作模式。此外，大部分的實驗都注定要失敗，連串的負反饋很容易降低自我效能感。而面對負反饋，勤奮的博士生往往會投入更多的時間，結果是自我價值愈發(fā)系于課題的成敗。我博士讀到一半的時候，想明白了這個道理，于是給自己定了周五晚上盡可能不工作的規(guī)矩，因為在大家都去放松的時候加班，實驗失敗帶來的沮喪感會成倍放大——而實驗大概率是不成功的。
我博士期間大部分時間心情愉快，很大程度上與導師風格和我所在的城市紐約有關。Tom奉行“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管理哲學，實驗室沒有考勤一說，個人對自己的時間有很大的支配權。塞繆爾·約翰遜說：“如果你厭倦了倫敦，你就厭倦了人生?！边@句話同樣適用于紐約。曼哈頓抬頭所見大多是四角的天空，或許不適合仰觀宇宙之大，但品類之盛卻是世界上其它城市鮮能匹敵的。在紐約的五年里，我曾對比過大理石和青銅在晝夜晨昏下的光影變幻，在趙孟頫、李公麟的真跡前獨自佇立而無需與人爭搶，見過的排滿四面墻的維米爾和倫勃朗，在中央公園的夏夜里看露天的莎士比亞戲劇，去正統(tǒng)猶太人同學家中參加安息日儀式，當然，還有自由閱讀的大段時光。這些無法放到簡歷中的無用之事，是我博士期間幸福感的來源之一。
當然，科研人員面臨的問題并不都是積極心理學可以解決的。博士生之所以選擇科研這一行業(yè)，往往是為科學發(fā)現(xiàn)的浪漫歷史所感召。在現(xiàn)實中，科研工作者面對的，卻是激烈的同行競爭、論文發(fā)表的壓力、基金申請的艱難，一個“理性化”的學術體制可能有利于提高知識生產效率，但對身在其中的個體，大概是并不可愛的，甚至多少令人產生幻滅感。而另一個嚴峻的問題是理工科學術界不合理的人力資源結構與微薄的物質回報。今天科研工作的主力軍仍然是博士生，一個理工科導師的職業(yè)周期內往往會培養(yǎng)幾十個博士畢業(yè)生，但穩(wěn)定職位的增長速度顯著落后于博士培養(yǎng)的擴張速度。有一種看法：科學研究人員最富有創(chuàng)造性的年紀是二十幾歲，而三四十歲后就只會走下坡路。至少對化學和生物這類實驗科學，這種看法并不正確。一個合格的研究者不僅需要積累具體的技能，還要培養(yǎng)學術品味和嗅覺，積累課題管理的經驗，大部分低年級博士生是沒有這份老道的。我在洛克菲勒的五年中，曾遇見過這樣的資深博士后：他們或許不會像年輕人一樣焚膏繼晷，但工作效率是稚嫩的新人難以匹敵的。然而這些人只能靠一份臨時合同維持生計。在目前的學術體制下，科研工作者一般需要升為PI才能獲得長期聘用合同和體面的中產薪水，但PI基本無法將主要精力用于一線工作。據(jù)我所知，只有極少數(shù)資金極為充裕的研究機構，如麻省理工學院和哈佛大學的博德研究所（Broad Institute），為具有博士學位但無意承擔PI管理角色的科學研究人員提供有吸引力的職業(yè)選擇。學術研究本應比任何行業(yè)都更珍惜人力資本，然而現(xiàn)實中這個體制持續(xù)招收超量的新人，花五到七年將他們打磨成熟，然后將年富力強的熟手批量淘汰出去——這真是吊詭的局面。
博士畢業(yè)
洛克菲勒大學對博士生提供七年的經費支持來完成博士學業(yè)。博士生在第二年結束前要完成開題報告。此后每年要向博士論文委員會報告工作進展。那什么時候可以畢業(yè)呢？博士論文工作達到一定創(chuàng)新性和完整性，就可以畢業(yè)了，這聽起來有些玄乎，實際上是由導師和博士論文委員會說了算，其中導師的話語權最大。洛克菲勒大學的博士畢業(yè)并沒有硬性的期刊文章發(fā)表要求。據(jù)我所知，美國一流的研究大學普遍反對將文章數(shù)量與影響因子之類的“量化指標”作為考核博士學業(yè)的硬性標準，因為不同領域發(fā)表文章的難度和需要的時間不同，制定“量化指標”無異于默認論文委員會沒有評判學術工作的水平，所以頂尖的大學其實是不屑于此道的。
2014年底，我做完課題進展報告后，論文委員會認為我可以畢業(yè)，建議三個月后答辯。其實我當時并不急于畢業(yè)，因為博士畢業(yè)后的去向還毫無頭緒。但Tom告訴我答辯后可以用博士后的身份做為過渡，既然沒有后顧之憂，我就開始著手準備畢業(yè)。很多文科博士生的論文寫作需要經年累月，不過理科博士生的主要功夫在實驗和數(shù)據(jù)分析上，寫作并不是瓶頸。如果之前的數(shù)據(jù)已經正式發(fā)表，可以把正式發(fā)表的文章裝訂在一起，博士論文的主體就完成了。我閉關三個星期，大部分時間用于寫作前言和背景。博士論文寫作給我?guī)硪粋€意外收獲：我發(fā)現(xiàn)自己其實頗為擅長梳理學科歷史，所以后來不僅執(zhí)筆寫了一篇六十頁的綜述論文，還陸續(xù)寫了若干科普文章。答辯結束后，我開始認真考慮下一步去向。我自知博士工作可以算得上是扎實的研究，但并沒有真正的開創(chuàng)性，決心在博士后階段學習一些更新穎的研究手段。彼時G蛋白偶聯(lián)受體領域內最熱門的技術是結構生物學，但是相熟的教授一致建議：追逐熱點多半只會落到浪潮之后。最后我決定去哈佛大學化學系做博士后，學習動態(tài)顯微成像技術。
2016年初，我坐上了紐約去波士頓的單程火車，離開了這座我視為第二故鄉(xiāng)的城市。今天手上做實驗的時候耳機中傳來《菩提樹》的歌聲，仍會讓我想起讀博士的日子。我那時的狀態(tài)，自覺可以用“富貴閑人”來描述，雖然嚴格來說并不富貴，也不太閑，但這一段探索外物和自我的自由時光，彌足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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