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因調(diào)查書畫文獻,遇到許多小人物的著作。若以研究者的視野來看,都嫌太零散破碎,至多只能活在論文腳注里;可作為世變中隨波逐流的百姓,每讀這些雜稿,都不免基于自己的生活經(jīng)驗,對各種“普通知識”深感親切,又對螻蟻的運命滿抱同情。
戴熙(1801-1860)是一位住進美術(shù)史的畫家,中道光十二年(1832)進士,官至兵部右侍郎,畫風(fēng)不出婁東虞山面貌,我并不很喜歡;但昔年讀過《習(xí)苦齋畫絮》,算是他自己作畫的題跋隨錄。讀其書而想見其人,于其性情脾氣倒都覺得親切。庚申(1860)這年,太平軍圍城,他在杭州投水自殺。
近來梅雨無休,水天一碧,又有心情投身故紙。某日讀到《畫絮》的稿本,寫在一種較為窄長的稿紙上,字跡漫出天頭地腳,因知寫時頗為隨意。同一天,又讀到戴以恒(1826-1891)稿本《學(xué)畫捷法》。以恒為戴熙之侄,諸家舊說在子、侄之間徘徊無定,殊不可解:無論從傳世畫跡題跋,或從各種文獻中尋找證據(jù),兩人關(guān)系都非常清楚。此本無行格,雖為以恒子兆悌手錄,卻有一位“日本藍水”的題簽,并鈐“三(?)墅外史”“藍水”兩枚小印,極是可愛。所用紙張堅韌有光澤,細絲紋清晰可見,也似是日本皮紙。
后來再挑兩個雨天,去看了戴以恒的另外兩種書稿:《嬰啼記》與《怡怡堂集》。前者寫得工整,多有紅筆圈劃;遇修改處,不涂改,徑直剪去。內(nèi)容序次尚未全定,綜合看來,應(yīng)該殘缺嚴(yán)重。這是一種筆記雜著,命名緣由已不可知。后者極草,字劣且小,又曾經(jīng)水厄,幾乎難以識讀。雖然簽題為“集”,其實也是雜錄。同樣用一種窄長的稿紙,朱絲欄,同泰號制。紙店位于“杭城薦橋九曲巷口”,即今日清泰街附近;在昔為繁華地段,如今雖已落寞,仍然是大家熟悉的真正老杭州城。以恒的生卒較為可靠,生年為親筆所述,卒年有《廣印人傳》可查,因知此集寫作持續(xù)很久,最末的記錄幾乎已在去世之前。書中只寥寥幾首長詩,回憶家難往事。此外大抵為作畫的款題雜記,又偶記些所見舊畫,談些“繪畫觀”。從抄錄題跋的習(xí)慣看,兩代人相似若斯。
二
讀這三個稿本,戴氏的面貌清晰起來。他聲稱自己以游幕作吏為生,徘徊在江南一帶;但所作題跋文字不少,或許也曾賣畫教畫,幫補家計。其實,在畫論、畫訣的傳統(tǒng)里,《學(xué)畫捷法》確實頗為著名。它另有一個名字,叫做《醉蘇齋畫訣》,刊本于光緒辛卯(1897)問世,各種畫學(xué)書目大多曾予著錄,王世襄等學(xué)者也早就注意及之。說整理本“隨處可見”,不算夸張。
《學(xué)畫捷法》稿本
不過,所見各本至多僅有其光緒六年(1880)自序與光緒甲申(1884)吳淦序,而稿本所載信息獨多。扉頁題“畫訣”兩大字,吳序之外,有陳昌紳光緒丁亥五月(1887)序,復(fù)有戴兆悌、戴兆登、莊衍榮、楊伯潤、王維鋆諸人題跋,時在光緒六至十年(1880-1884)間。
其中自題一段,磕磕絆絆,倒很有些意思,不妨錄出共讀:
余抄成《畫訣》,及門中借去抄錄者,往往轉(zhuǎn)借于人,從此遺落不知誰何之手,無可稽考者也已數(shù)冊矣。此從日本生藍水在東京時假松溪本手錄者。松溪手錄者張生勤訪借去遺失,悌兒抄得以贈,今悌兒復(fù)以從自手錄本藍水錄之,因得再錄。其易于遺失顯然可見,有借此抄副本者,切勿轉(zhuǎn)借于人。光緒丁亥八月用柏又題。
觀其大意,書稿極受歡迎。未刊以前,抄本已流傳甚廣。原先有一部“松溪抄本”,被張生借去遺失了?!叭毡旧{水”,曾從松溪本抄錄一過。后來戴氏自己家里的本子都被人借去,又只能從藍水那兒取回過錄之本,重抄一遍。松溪、藍水都是他的學(xué)生,而后者正為本書題了簽。
楊伯潤《煙柳仕女圖紈扇面》
題跋也有樸拙的趣味。楊伯潤非常聰明,一眼看出此書價值所在:過去的同類著作,往往“以高遠自況”,對初學(xué)者很不友好;此書則真誠樸實,是新生學(xué)步的幫手。莊衍榮從學(xué)于戴以恒,親歷了“教學(xué)現(xiàn)場”,尤其能替老師說出良苦用心:
……同學(xué)中雖從未學(xué)一筆者,有請則口講指畫,無微不至。不匝月則略具梗概,數(shù)月后,取我?guī)煯嫸R之,虎賁中郎,非個中人已不能辨。豈同學(xué)之鏡進與?寔我?guī)熤M言無隱,如法摹擬而無不騐也。每請業(yè),我?guī)熥髌咦志涫谥?,謂拋荒后必遺忘,得此庶廢擱既久,開卷了然矣??謱W(xué)者旋作旋輟也。噫,嘉惠后學(xué),其至矣乎!我?guī)焽L曰:我技止此,盡以與之。若求超逸,時賢甚多,欲效何人,稍變即得,此特入門之始基,非謂作畫之必如是也……
學(xué)生不可能一次學(xué)成,倒多半“撂爪就忘”,只能一次又一次重復(fù)教學(xué)。只要做過老師,大抵有此悲慘的經(jīng)驗。戴氏確是宅心仁厚,還替后學(xué)者想到將來:寫字畫畫都是手藝活,不練就會生疏;如果擱置很久,再想重新拿起畫筆,只怕為難。所以要把門檻盡量降低,以提高效率,保護大家向?qū)W的熱忱。
那么,這部書究竟通俗到什么程度呢?它的內(nèi)容很有限,統(tǒng)共十五篇而已,將用筆用墨、畫山畫樹、點苔加皴、構(gòu)圖題款等問題一一說明。體裁全是七言的順口溜,中間換韻,平仄通押。長者四十余句,短者只十二句,不用典故,甚至很少舉例。從畫論角度研究它的文字已不算少了,我想引些文字,談?wù)勂渲信紶栭W現(xiàn)的“美術(shù)史與觀念史”。先看《總論畫法》全文:
學(xué)畫不必拜名師,束修之敬費不貲。昏昏夢夢學(xué)多時,一筆兩筆遭詆訾。名師高談最迂拙,先講雅俗費口舌。又以書卷氣為說,又將氣韻為要訣。催我教人最愚宜,此種全然不提及??傊v會畫求著實,那能下筆便超逸?又有專看教畫書,就想下筆徒區(qū)區(qū)。我為初學(xué)舉其隅,開卷讀之師有余。莫嫌俚鄙迂且拘,甘苦之言不汝愚。作畫切忌用稿本,須使野戰(zhàn)漸漸穩(wěn)。自來稿本不足恃,剿襲舊本最可恥??v有真跡后人擬,早經(jīng)轉(zhuǎn)展失其旨。況乃畫中遠近景,照他呆樣無彼此。往往錯亂須更改,初學(xué)能改生有幾?何如野戰(zhàn)功夫真,求真在己不假人。各件漸漸煉來純,自然樣樣多學(xué)成。對客揮毫不用心,斯稱薄技神乎神。若用稿本不費力,三年兩年貪快活。做成毛病救不得,散手對人膽便怯。初學(xué)豈能不用稿?枯樹影本畫多少??輼湟恢Ξ嫷贸觯瓷揭桓逵眯牧Α2痖_并攏多會得,一身本領(lǐng)便無敵。
讀書須明時代,更宜觀察它產(chǎn)生的具體環(huán)境。光緒年間,杭州地方,一位初學(xué)者所能接觸的資源恐怕較為有限。他或者容易看到一些畫論畫訣,也能接觸《芥子園畫傳》之類的畫譜。氣韻是謝赫的觀念,雅俗、書卷氣云云,或許是文人士大夫“行家畫”旗幟兜住的一點兒余風(fēng)。但對徹底的門外漢而言,所有這些概念和讀物,未必能幫忙邁出第一步。他若拜師,老師也難以跳出傳統(tǒng)。若依靠畫稿,就不得不面對流傳失真,去古彌遠的局面。
戴以恒說:不要聽名師的大話,也不要過分依賴粉本。否則有朝一日,當(dāng)眾作畫,失了倚仗,立時便會露怯,不如摸索著建立起自己的圖像資源庫。臨摹訓(xùn)練并不可免,但應(yīng)當(dāng)通過它掌握拆開并攏的變化手段。
“野戰(zhàn)”并不是寫生。因為以下分論各種技法,只強調(diào)如何構(gòu)圖使筆,并無一絲去真山真水中尋找靈感的意圖;復(fù)次,也能在《怡怡堂集》中找到呼應(yīng)的言論——所謂“每一涉筆,須以私意更易,成有不如粉本者,間有似勝于粉本者,直將粉本屏絕,不留片紙”。無非是自己創(chuàng)稿,在排列組合中推陳出新的意思。
他顯然很有主見。但用語之俚俗,令人啼笑皆非,幾乎掩蓋了思想的光芒。譬如說比例,“山腳疊石須要大,樹大屋大坡亦大。高山頂上須要小,漸高漸狹心了了”,無非一個近大遠小的意思,簡直像金箍棒伸縮口訣。如點苔,“點要渾淪用何法?要淡要散先做腳。……散字最為有識見,若不散則最討厭”。如果聯(lián)想到“討厭”二字的某種撒嬌意味,讀這一段實在不免尷尬。
淺顯若斯,還談什么美術(shù)史?可作者確實提到幾位大師。談?wù)摦嫹?,所見有“荊浩人傳畫法工,山頂俱見插云中”、“自謂云林法最難,初學(xué)不必心力殫”,又“燥筆滿山如林立,此是貫道江氏法”,云云。講具體問題,譬如避實就虛,“若嫌景實在山鄉(xiāng),平坡法宗子久黃”;房屋橋梁,“對面只作平平山,北苑格局一斑見”。
荊浩、倪瓚、江參、黃公望、董源,都是極為重要的人物。而光緒年間,戴氏足跡不出江浙滬,幾乎不可能看到他們的真跡。倪瓚的典型面貌比較突出,《富春山居圖》的摹本應(yīng)該流傳甚廣。是以豎點、平坡之論,還不算離譜??墒乔G、江、董幾位,傳世之作殊少,若說荊浩的山都高聳入云,江參全用干筆密點為苔,水面寬闊,遠山低平,便是董源筆意,一位有條件查詢世界各地藏品圖像的現(xiàn)代觀眾只能大搖其頭。
以后將要談到,戴以恒是一位聰明、善思又好辯的人。即便如此,恐怕他也不容易認(rèn)識到,自己與下一代初學(xué)者有著同樣的資源困境。他的知識來源,可能同樣是前賢筆下各種號稱“仿某某”的概念化作品,加上畫譜中流傳已久的程式,畫論中轉(zhuǎn)相祖述的種種套語和修辭。他和他認(rèn)為不必拜的所謂名師相比,至多只是更為務(wù)實,更注重技法而已。他們所能接觸到的繪畫觀念和風(fēng)格樣式,并沒有本質(zhì)區(qū)別,好比內(nèi)陸山城的早市上買不到海鱸魚。
當(dāng)然要承認(rèn),他的眼界可能比學(xué)生們寬闊一點:有一位做過高官,又擅長繪畫的伯父,所見作品畢竟略多;有一點小小成績,因此能在酬酢之際看到別家的藏品。但他的閱歷終究有限,且生活在兵火之后的江南。既難以破除圖式與筆墨的舊傳統(tǒng),又無法深入其中,博聞廣見,融會貫通。只靠各種元素“拆開并攏”,畫家這職業(yè)總會碰到玻璃天花板。
三
而這天花板有多高?《怡怡堂集》可以幫助觀察。全書字句讀來都辛苦,因知作者寫文章實在欠通。其中出現(xiàn)最多的人物便是戴熙,而首篇文字又是為其子戴有恒六十歲壽序。有志于了解戴氏家族的讀者,應(yīng)該到浙江圖書館善本部調(diào)閱一下它。此外,書中還有一首與畫訣水平相近的七言長詩,追述庚申(1860)之后,辛酉年太平軍第二次攻入杭州城的往事,也頗具史料價值。
但此番我只想務(wù)一點正業(yè)。這既然是一部以題畫文字為主的雜鈔雜纂之書,合該從中擇些材料,談?wù)劥饕院愕囊娐労屠L畫。首先可以接著上文,討論其眼界究竟如何。與“平坡法宗子久黃”相呼應(yīng)的一段在此:
蓮孫屬仿《富春山圖》,是圖贗本見過甚多,世父曾在都中臨孫春囗御史所藏石谷臨本,極爽朗豪邁之致。又在粵臨潘德輿都轉(zhuǎn)所藏南田臨本,極幽秀淡逸之致。而位置丘壑,各行其事,無一些相合處,究不知富春江風(fēng)景奚似。
他非但承認(rèn)自己只見過贗本和戴熙臨本,也暗示戴熙同樣未曾一睹真跡,只是根據(jù)王翚、惲壽平兩家臨本傳移模寫。大約正是這種切身經(jīng)驗,使他反對濫用粉本,堅信“縱有真跡后人擬,早經(jīng)轉(zhuǎn)展失其旨”。
連原作的可靠面貌都不能確定,卻要應(yīng)命畫一幅仿作,恐怕是同時代畫家常見的困境。應(yīng)該如何理解這個現(xiàn)象?一方面,摹古的道路當(dāng)然越來越難走。解釋清中葉以來的繪畫史,大家都注意到這一點。另外一方面,也應(yīng)該看到,是特定名跡的摹本和偽作,把早期名家的風(fēng)格濃縮成了各種各樣的概念。董其昌以后,名家“概念”仍在不同層面上持續(xù)變化著,相關(guān)討論還大有可為——黃公望當(dāng)然不等于“平坡”,而“平坡”也許是《富春山居圖》各種傳本的最大公約數(shù)。
然則“自謂云林法最難”又是為何呢?他覺得倪瓚淡而不澀,寥寥數(shù)筆中潤澤欲滴,非初學(xué)者所能企及。原話如下:
云林畫幅流傳甚少,先見樂圃林居冊,后見趙崇軒立軸,近又見汪子用御題手卷,均屬真跡……查二瞻、漸江、王圓炤、石谷、高淡游均精于學(xué)倪者。圓照墨色神韻,極似清秘閣,石谷過于靈動,梅壑過于雄杰,漸江過于細弱,淡游過于拘板,而其為枯燥則均也。既見云林,均潤澤欲滴,與米家父子殊途同歸,所謂積濇成潤,非拖泥帶水之謂。
《樂圃林居》是一件有根據(jù)的作品。清代文獻記載了好幾個本子,真?zhèn)尾徽?,至少并非空穴來風(fēng)。不過目前可見的幾種都不是“冊”,而是軸。雖然趙、汪所藏兩件沒有題名,難以探尋,“均屬真跡”卻有些危險。這則材料可貴之處倒在于后邊那一串康熙間畫家的名字。說他們都擅學(xué)倪瓚,我以后見之明表示不能信,但卻不免作個推論:戴以恒容易看到的“真跡”,上限大約正在康熙時期。
他是一個坦誠的人,從不自欺欺人。白紙黑字留下不少證據(jù)。例如:
唐人有輞雪霽圖,后乎(?)新者,元人有岱宗積雪圖,然徒得諸記載,從未見過古人真跡。所見過者,圓照、石谷冊頁而已。所屢見者,世父雪圖,有仿郭河陽者,有仿趙大年者,有用粉填空際者。
又一則曰:
巨然畫法似較北苑用墨較豐,畫時由淡及濃,層層染出,方有墨韻,始得云煙出沒之妙。然真跡從未見過。惟圓照所臨巨師卷子,世父以為神形兼盡,余以卷蒙紙于上,朽(?)定丘壑樹石位置,竭數(shù)日之力,坐先君案旁,醒摹一本……
早期雪圖、董源巨然,統(tǒng)統(tǒng)不曾見過。想象古人,靠的是王鑒、王翚;自己臨摹,全仗戴熙。他對這位伯父可謂心摹手追,為其畫風(fēng)作出分期,甚至親自提醒我們,改款的偽作遲早會面世:
世父三十歲以前,畫法極生辣荒率之致,不輕作精細之筆。四十后愈畫愈精,筆筆可見,而全局又極渾融。以墨色和洽故也。余耳濡目染,腕底不期而遇,恐后之人去余名而署文節(jié)款字。求擺脫結(jié)習(xí)而未能。此作尤為神似,因記于上,為符卿仁世兄。
《迴巖走瀑通景圖》
這些文字都耐人尋味。幾乎可以說,若非托生在這個家庭里,戴以恒將和他的學(xué)生們一樣,連真戴熙也看不著。差幸投胎技術(shù)過硬,所見不至太少,對清初名家筆墨總還熟悉,偶爾拋出一二妙論,予人以意外之喜。譬如,他知道王翚一生無法擺脫工整細致,少些言外之意,有時反不如吳歷。
問題在于,除了清代諸家,別的作品都不易獲觀。他也不覺為苦,懵懵懂懂說出實話,倒教讀者一陣心酸:
家藏染香小冊,有仿趙松雪一頁,中著一環(huán)橋,橋外一舟蕩漾進橋,半在橋中,半在橋外,極有風(fēng)致,其用心極苦,其敷景極趣,囗此從未見有如此畫法者。后見石濤小冊,有一迎面小舟,順流而下者,其形如蟬,亦別有風(fēng)景。余既不能學(xué)圓照,又不能學(xué)苦瓜。心頗愛之,幻作此軸。
沈周《東莊圖冊》,正是“橋外一舟蕩漾進橋,半在橋中,半在橋外”,比王鑒早近兩百年,但戴以恒應(yīng)該沒見過
談到晚明趙左與董其昌的異同時,只能指出兩人面貌不同,而不能合理地剖析原因:
趙文度世傳為董思翁床頭捉刀者,然其筆墨與思翁實各樹旗幟,前禾中馮穎初曾贈立軸一幀,秀勁處有不可思議之妙,意趣深遠。特嫌思翁作畫,猶以畫為正務(wù),妙處尚似有意為之,文度以筆墨為游戲,而言止神行,動合自然。其妙處天然湊拍,于無意得之者,真神品也。
我們生活在博物館熱愛舉辦大展的時代,坐擁大量圖像資源。既知道正在過橋的小船兒不算罕見,迎面順流的小舟,雖以石濤為可愛,也非是獨得之秘;更見過董其昌信筆揮灑的佳作,反倒會覺得趙左的幾件名跡筆筆精細,不肯懈怠??霖?zé)古人是不對的,應(yīng)當(dāng)正視困局,同情個體,憐惜這只青蛙明知道外面有無窮天地,用盡一生卻跳不出枯井。
即便如此,井底并不是昏黑一片,仍可盡自己的努力,去追捕點點星光。全書中最可愛的言論,乃是這一則:
二十年前有曾署天臺縣者,屬畫天臺紀(jì)游圖,因取天臺縣志圖說,約略畫成一冊。
除非摹古,畫家通常不必明言自己圖式的來源。除了臨摹,我們所知道的,幾乎僅有畫譜、粉本、師徒傳授這些老方法。還有哪些資源曾經(jīng)進入他們的視野?尤其是那些無法第一時間接觸舊真跡,發(fā)掘新資源的人,又能利用些什么?
因此要留意書籍在藝術(shù)世界中的傳播與影響。某時某地,某人使用過某書,這樣精準(zhǔn)的記錄非常少見。然而一切吉光片羽都很可貴。譬如此刻,知道縣志還有這樣的用法,便多了一種閱讀它的眼光:討論名勝地志時,學(xué)者早已注意到某些圖式與繪畫名作的關(guān)系;但普通方志里的山川地形之圖,也能為畫家提供幫助,過去則未必關(guān)心。戴以恒恐怕沒有去過天臺縣,對作品的真實性倒有些追求——否則他盡可以隨便涂抹一片云山,而冠以天臺之名,如同明代那些根本不知道訂件者別號涵義,而貿(mào)然創(chuàng)繪各種別號圖的吳門畫家。
四
至此,對戴氏的眼界和水平,讀者心中必有評價。不過須要時刻提醒自己:談?wù)撏聲r,價值判斷并不總是合用,涉及傳播交流問題時尤其如此。那兩位借抄《畫訣》的日本學(xué)生,曾令他深感驕傲,諸書中反復(fù)提及:小山松溪(1862-1903),于光緒乙酉(1885)來學(xué);村瀨藍水(1861-1892),入門晚了一年。不知是物以稀為貴,還是彼邦的月亮略微圓一點兒,反正沒有看到他對哪位中國學(xué)生如此熱情。
今泉鐸次郎《北越名流遺芳》第二集,所記錄小山松溪事跡
友邦學(xué)者注意保存史料,早已注意到二位渡清習(xí)畫的事實。今泉鐸次郎《北越名流遺芳》第二集,刊于大正四年(1915),收有松溪傳記,并附插圖。是己丑年所畫樹石小景,筆畫稚拙;款題“奚蒙泉有此畫法”,相當(dāng)對不住奚岡。不過,傳記特別提到他拜在戴氏門下之事。假若我們相信他謹(jǐn)遵師教,只是照著親筆抄寫過的口訣,“仿某仿某各有類,要將年月排在內(nèi)”地題了這個款,也不必糾結(jié)這題語是否符合實情了。
戴以恒雖然好為外國人師,畢竟誠實正直。他對松溪的畫并不滿意,曾經(jīng)批評其筆墨不夠圓融,只會奇險而不知平正,殊失溫柔敦厚之旨。怎樣教他?辦法十分直接。親自上陣,用其筆意創(chuàng)作一幅新畫。
松溪初次“留學(xué)”只持續(xù)了八個月,便因母疾匆匆返國。再度來游,是丁亥(1887)年事,在江南盤桓三載。這一回離杭時,留有《思家橋送別圖卷》,錢清顥為作圖記,指明“其日本冠服,俯而辭別者,為同門譜弟松溪;身俛若挽之者,為吾師戴用柏夫子”。《北越名流遺芳》收錄了此圖局部照片,可惜據(jù)傳文所言,其家曾罹火災(zāi),原作存亡已不可知。
村瀨藍水來華居停較久,約有四年,在杭期間,曾有機會向俞樾請教;但返國不久即英年早逝,我竟沒能找到其作品圖像。他愛好繪畫,原是家學(xué)淵源:祖父村瀨秋水(1794-1876)、父親村瀨雪峽(1827-1879)都是著名的南畫家,兼通經(jīng)史與詩文。他們的畫作都不難找,趣味與當(dāng)時的中國畫約略相近,筆法與水平則不宜徑直比較了。
拜戴用柏所賜,意外知道藍水的另一位老師竟是佐藤牧山(1801-1891)?!垛眉分凶詈笠黄淖?,是為這位老先生八十八歲生日所作壽詩。作者才情實在有限,那詩不瞧也罷。其后跋云:
日本前尾藩督學(xué)侍講佐藤牧山先生為源生藍水業(yè)師,今年八十八歲,有詩寄藍水,屬步原韻,因末韻一字為胞伯文節(jié)公諱,用歌蘇長公石鼓詩韻卻寄。
佐藤的資料還很豐富。他是幕末至明治期間著名的儒者,其生平、著作與影響,中日學(xué)者都在討論,藏書八百余冊,亦由名古屋市立圖書館保存??磥聿槐囟嗉咏榻B,只須補充一個有趣的細節(jié):三島毅為其生平撰寫了碑文。文中提到這次米壽,略謂門生故舊設(shè)宴慶祝,與會者百余,清儒俞曲園等亦寄詩為賀,言下頗以為榮。但光看事實,未必能窺及隱情。在討論一位學(xué)人究竟有何影響的時候,需對社交、應(yīng)酬之風(fēng)時刻警醒:如今我們知道戴以恒的詩是藍水代求——曲園這兒,或也如是?
晚清時期,中日交流門檻雖已漸次降低,畢竟仍非普通人所能夢見。以信息的交換傳播來看,教學(xué)相長誠非虛語,戴氏也獲得了寶貴的新知識,盡管具體史實難免有誤。以下這條文獻談書畫風(fēng)氣與地域好尚的關(guān)系,可以幫忙窺見晚清江南各地的流行趣味。蘇州人喜歡王學(xué)浩,桐鄉(xiāng)盛行精細之筆,溫州人珍視謝彬的“北宗”筆墨,而日本人熱愛明末書風(fēng):
一方文風(fēng)之優(yōu)劣,視其僧寺中聯(lián)額便見。一家賞鑒書畫,視其堂中懸掛筆墨便見。曾在吳門,所見均宗王椒畦。椒畦在彼四十余年,故習(xí)見也。濮川多孔雀白鶴,杜二綬之品。甌郡率多謝文侯北宗遺跡。甌人流品尚精工。近交日本小山松溪、源藍水,見其國書法,所尚近明人之作,細考源流,知明季張瑞圖獲罪莊烈帝,舉家逃至日本以終,故其流弊皆張習(xí)也。始悟余近居濮川,索畫者苦口以工華為屬。余本好精能,在此筆墨更精。此作已為放筆,石麒見之,當(dāng)必以精細見尤也。
其實張瑞圖并沒有到過日本,作品流行于東瀛,是拜渡日弘法的福建同鄉(xiāng)隱元禪師所賜。但隱元確實使他“墻里開花墻外香”,改變了日本書壇的流行趣味。戴以恒本頗善思,若與這兩位異國青年相處更久,或聞見更廣,所知亦當(dāng)更加準(zhǔn)確可靠。可惜通覽全稿,只得此一條記錄,真如云中龍偶見一鱗。
五
若只讀書畫文獻,將以戴氏為一位有追求,也受限制的地方畫家。可是《嬰啼記》全然改寫了他的面貌,這部書使我深深意識到,必須時刻尊重古人。即使文獻不足徵,也應(yīng)該首先把他們預(yù)設(shè)為思想復(fù)雜的人,相信他們和我們一樣,總要開動腦筋,以應(yīng)對不斷變化的時代。
此書勝義良多,幾乎難以枚舉。作者深諳世情,一面能批評先儒立論迂闊,例如張楊園說世人若能輕視貨財,便可重視禮義。他便舉例證明年輕人盡可以不務(wù)正業(yè),揮金如土,卻根本不知道禮義二字究竟怎么寫。另一面能獨立思考、同情弱者、又正視人的局限性。譬如不信算命;批評海瑞餓死五歲女兒,乃是以禮殺人;討論各種史志,說作者們記載名賢事跡時難免抱有私心。他既接觸到西方的新知識,知道望遠鏡、行星與耶穌,也頗讀了些有趣的古書,然后大發(fā)議論。散文和詩明明都差,講道理倒辭氣暢達,酣暢淋漓。
倘若全帙六卷俱存,也許竟可據(jù)以寫出一部新的《夢醒子》。如今卻只能摭拾一二,使這些想法不至于隱沒,將來有學(xué)者愿意注意和討論。此書目前殘存的部分,多關(guān)心“西學(xué)”,最有趣的一條,名為《月》:
西人謂月即星也,即地也,環(huán)地星而走之小星也。此說近是。人謂月中之桂與兔等,即為地上反照山海之影,信然。則月環(huán)地而行,影亦當(dāng)易地而換。如月之得日照而有盈虧,何以月中濃淡之紋,從無更變?則知照地上山海之說非。且用西人大遠鏡窺之,月中有海有火山,是其夜得日光而亮為星類,而其中有水有山則地類。然西人又謂天主造二耿光以照地,一為日,一為月。月受造于天主,得與日并稱耿光邪?何以又謂之星。月受造于天主,果有耿光,足以自成一家邪?何以又有盈虧。
知識與傳說、科學(xué)與宗教, 本來層次有別,各一是非。然而世人難免囫圇吞下一切流行的說法,卻無法理順?biāo)鼈冎g的矛盾。這是知識傳播中的常態(tài),只是每個時代流行的問題不同,個體的興趣也有區(qū)別。月亮如果是一顆行星,只受日光映照而亮,何以上帝同等地造出了它們?如果上帝造物時確實平等無私,何以日光永恒,而月相卻有盈虧?如果月光本是日光映照而來,何以民間傳說它又如同鏡鑒,桂與兔都是地球上的山海之影?如果它只是一顆星,為什么又能用望遠鏡看見“地球上才應(yīng)該有的”大海和火山?戴以恒竭力理清線索,最終仍不了了之,拿不出自己的觀點。
現(xiàn)代人讀此或難免荒誕之感,但如以日常生活經(jīng)驗去比擬,我們實在不會比他更高明。遠的不說,便以近事取譬:我的長輩觀看健康類電視節(jié)目,訂閱養(yǎng)生主題公眾號。這些媒體提出的食物搭配宜忌往往捍格,他們真就不知道以哪一種建議為準(zhǔn),只好放棄所有可能相沖的食物,堅決避免同時吃下它們。
雖無法得到結(jié)論,卻時刻追問,正是思辨習(xí)慣的表現(xiàn)。普通人多已預(yù)先接受一套觀念而不自知,往往從那里出發(fā),再去批駁其他的事。戴以恒倒不這樣,他比一些現(xiàn)代人更值得尊重,真正能于不疑處有疑,言論往往奇妙可愛。例如《僧》這一條:
西人書謂印度出人之害二,一為鴉片,一為佛。故其書痛詆者莫如僧。詆之誠是也,然唐人《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有度僧十六人之語,然則天主教唐時亦以奉其教者為僧也。
《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出土于明末,碑文由一位唐代波斯景教徒口述,經(jīng)呂秀巖書寫刊石。既如此,其中的“僧”字,應(yīng)是漢文譯語。戴氏或者不明白這概念與那“和尚”之間的區(qū)別,或者認(rèn)為教徒既然同樣使用這個概念,便無法避免其余異教的攻擊。他隱隱質(zhì)問:既然西人自己也有僧,憑什么梗著腦袋痛詆印度僧呢?以彼之矛,攻彼之盾,回答起來還頗費斟酌。
《葦》一條,則質(zhì)疑流行典故:
達磨折蘆過江,可見達磨之并草不如也。既有狡獪伎倆,何以不踏水而過,必乞助于一草?達磨即能踏水而過,其伎倆不過一草而已。何也?葦過江并不借助于達磨也。詩曰“誰謂河廣,一葦杭之”。所謂葦江者,不過文人引用葩經(jīng),以當(dāng)藻飾。泥于一字,而以折蘆解之,恐達磨并無其事也。
原書用“磨”字,我們也遵從他的習(xí)慣。既然達磨能耐大,飄著過去就是,何必非要借這根小草來賣弄本領(lǐng)?畢竟蘆葦在經(jīng)典文獻中自能過江,根本不必借助晚出的佛教人物。他知道經(jīng)典中對“一葦”的解釋,于是推斷達磨故事多半為庸人附會,他們既想使用文雅的修辭,又膠柱鼓瑟,錯解了那個“一”字——是一束,不是一根。
讀到這些文字時,總覺得他在喁喁自語,想要知道“從來如此便對么”。現(xiàn)存的卷帙中沒有出現(xiàn)什么朋友,更沒有與人討論的記錄,致使許多問句孤孤單單,至今在故紙上嘆息。有些知識全從書本得來,古圣先賢俱往矣,質(zhì)疑之言只是與風(fēng)車打架。有些卻不。例如關(guān)于西方宗教的知識,應(yīng)該還頗為新鮮,或者有更具體的來源。
書中反復(fù)提及天主,而不言基督,作者是否曾經(jīng)與天主教徒有過接觸,我不敢推論。但他至少應(yīng)該細讀過第一手文獻,并努力理解其意蘊。他不否認(rèn)耶教對西人有利,卻格于傳統(tǒng)觀念,擔(dān)心它流行于中國后,會成為中老年人再娶再醮的方便之門。何以要讀這些書,想這些問題呢?是否曾有入教的意愿,而終究無法做到呢?甚至,在書名中啼哭的那個“嬰”,會不會是圣嬰呢?答案在風(fēng)中飄。
在結(jié)束這篇漫長文字之前,想引他批駁“救世主降臨人間”的一段高論,但妙處由讀者自行感悟,我便不一一分說了。總之,東海西海,科學(xué)宗教,現(xiàn)實傳說,信仰法律,都如河流沖出堤壩,匯成了一片汪洋。他仿佛想往信仰的方向走一步,卻有無數(shù)種思想、知識、認(rèn)識爭相冒出頭來,倒拽他三步不止:
天主降世一千八百余年矣。降者為耶穌,言救世主也。問所救,曰救人魂也。但西人書之言耶穌者,種種述其生前救人身之事,而不言其曾一救人之魂。況滿天皆星,即滿天皆地。耶穌專降于我等之地而施其救之力乎?抑星星地地逐一以次遞降而施其救之力乎?抑惟此地人有罪而降之救之乎?然天主全能,一切萬有,隨其言之所發(fā)而立成,何不曰人以后永無罪,何不曰今以往所犯一切,均不得謂為罪,豈非快事?即不然又何妨將造人之始所造亞當(dāng)厄娃之原罪,而曰二人當(dāng)之,不必及天下后世之人?況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武王稱紂為獨夫而代之位,豈有天地大主,而罪人以世,而罪人以千世萬世而不已者乎?天主何不默契耶穌,使之一言,豈非快事?必欲使傳教者以水加人額一一而洗之,是恐西人之無事可為而位置以洗罪之職也。且原罪以水洗之而可除,本罪以經(jīng)解之而可免于天主之前,獨不可洗之解之以免于人之前乎?雖弒父與君,亦只一洗一解而了事矣,何以猶有所謂彼國律法也。又其言曰無罪者升天堂,可以洗可以解,則天下均無罪之人,而均可以升天堂矣。問天堂何所樂,曰其光明六倍于太陽光,太陽光我等已無此目力仰視矣,而又加以六倍,兩目萬不能開,要許多亮光何用邪?曰踏星履宿,不知地即星也,我等所踏所履,非星而何,是不登天堂,亦踏星履宿也?!?/p>
這些問題并不都是胡攪蠻纏,有幾條還頗為精彩。必須承認(rèn),自己從中讀出了《天問》的意味。無情的命運,動蕩的時代,喧囂的知識世界里,大約很多人都曾發(fā)出新的“天問”,雖然塵封在各種書庫里;而一個尋常讀書人,不能挽狂瀾于既倒,怕也只能“潑殘生除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