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圣宗統(tǒng)治下契丹國家的國內政治與制度有這么多的變化，但最重要的變革卻發(fā)生在對外關系上。在他即位時，遼朝仍然與宋處于戰(zhàn)爭準備狀態(tài)，與高麗王國幾乎隔絕，而且仍然面對與他們的屬民——東面和東北的女真與西南和西面的各種黨項人和蒙古諸部落之間經常性的難題。到他的漫長的統(tǒng)治時代晚期，與宋和高麗宮廷之間的穩(wěn)固的國家間關系已經建立起來，這導致了近一個世紀的和平與穩(wěn)定。
與宋的重新敵對，986年
宋太宗979年侵遼的屈辱性失敗使他渴望復仇并在宋朝宮廷產生了強烈的反響。980年，李昉和扈蒙勸說皇帝，宋帝國缺少軍事能力重新對遼發(fā)動進攻，但979年的屈辱使大臣們痛心疾首，他們經常以活靈活現(xiàn)的侮辱性言詞提到契丹，諸如應當受到充分懲罰的禍害與未開化的野蠻人等等。到985年宋已準備發(fā)動另一場大規(guī)模入侵，而且這次他們試圖與高麗國王組成聯(lián)盟，以對遼發(fā)動聯(lián)合進攻，“保衛(wèi)他們共同的文明準則”。［1］
986年，太宗再不能繼續(xù)忍耐了，他動員了一支龐大的軍隊，以把契丹人從“失地”趕出去。三支軍隊在河東的雁門和飛狐與河北的雄州同時穿越國界。宋軍最初粉碎了邊界防衛(wèi)力量并占領了一些邊界領土。一些遼朝邊界指揮官叛降宋朝。但形勢很快逆轉，遼軍統(tǒng)帥誘使入侵者深入其領土，遠離他們的供給線，然后加以包圍并從各個方面進攻他們。遼軍在三個戰(zhàn)場都贏得了巨大勝利，宋軍丟盔棄甲，死傷慘重并扔下了大批俘虜。［2］
這次入侵不僅對宋來說是又一場軍事災難，也給遼朝邊界地區(qū)造成了嚴重的混亂與破壞，在那里許多人逃離家園；南京和西京南部地區(qū)是入侵的主要目標，那里遭到破壞而且許多年不能恢復。然而，數(shù)以千計的宋朝降軍被編入遼軍，一些宋朝官員和科舉進士被吸收進遼朝國內的行政管理機構。
宋太宗和他宮廷里的一些人仍然決心采取新的軍事行動。在988年和989年，太宗下令他的大臣們廷議對付契丹的可行措施。在協(xié)調現(xiàn)實與皇帝最后一次主張中國宗主權的理想主義的解決方案的旨意方面，大臣們面臨著棘手的問題。一個邊界問題的外交解決方案被提出來，雖然這只是作為面臨勁敵的政治上的“權宜之計”，但并沒有策劃新的重大戰(zhàn)役。
遼與高麗的關系
在10世紀的最后20年，遼朝發(fā)現(xiàn)自身不僅陷入與宋，而且陷入與棘手的女真邊界部落，與東面的高麗，與西面鄂爾多斯地區(qū)正在形成的黨項人國家——西夏的敵對狀態(tài)。
契丹人與高麗的關系直到10世紀80年代才變得比較重要。在契丹于926年侵占渤海的嚴峻時期，沖突迫在眉睫，而高麗恰處于政治分裂時期。在9世紀的最后十年，新羅國家開始崩潰，叛亂首領已建立起三個獨立國家：后高句麗在北部，后百濟在西南，而王建領導的一個叛亂政權位于西海岸。918年，王建篡奪了后高句麗的領導權并于北部與西北部建立起高麗王朝（他以其廟號太祖而聞名，918—943年在位）。這樣，在926年高麗被分成三個國家，完全沒有能力參與保衛(wèi)渤海，即使他們想這樣做。直到935年新羅才最后投降高麗，而直到936年以前，高麗國王太祖才征服后百濟并重新統(tǒng)一半島（見地圖5）。
在以后的十年里，高麗王國開始了有計劃的擴張并在平壤建立了一個新的“西京”，［3］ 以加強其在北部的地位。作為自封的古高句麗國的繼承人，他們的統(tǒng)治者試圖重新征服大同江以北至鴨綠江流域的領土。然而，由于這一地區(qū)被許多女真人和其他部落民族以及渤海遺民所占據，所以仍沒有急切的理由與契丹發(fā)生沖突。再者，在高麗宮廷，任何向北方的領土擴張都受到強有力的反對。許多貴族和官員強烈地認為，高麗國家像新羅時代一
樣，應當將其統(tǒng)治目標限制于半島。［4］
不過，契丹人對渤海的征服，以及隨之而來的在遼陽周圍對眾多渤海人口的重新安置，微妙地改變了形勢。在926年，并不是所有的前渤海領土都并入遼國版圖，也并不是所有的渤海人都承認遼朝的統(tǒng)治。渤海王室的許多成員已逃到高麗避難。渤海自身是由殘留的高句麗統(tǒng)治精英建立起來的，因此把東北高麗王朝看作是遠親和潛在的同盟。［5］ 再者，在遼朝邊界之外，有三支渤海人保持著獨立：今黑龍江省松花江流域的西北渤海人，生活在今遼寧省鴨綠江以西的一支渤海人，以及三者中最強大的一支，于926年在牡丹江流域建立起獨立國家定安國（朝鮮語Chǒngan），其都城兀惹（Wo-jo），在前渤海國的上京（今吉林省東京城）。［6］
975年定安國與遼發(fā)生沖突。一支契丹討伐軍被派去進攻定安國，但失敗了。在985—986年，遼再次侵入這一地區(qū)。而在10世紀80年代，契丹與生活在鴨綠江流域的各個女真部落之間產生了許多麻煩，宋試圖與后者建立某種反契丹的同盟。991年遼在鴨綠江流域下游建立了三個帶有駐軍和軍事殖民地的堡壘，以阻擋女真和宋之間通過海上進行聯(lián)絡。
所有這些舉措對高麗產生了威脅。當高麗國王定宗（945—949年在位）動員了一支強大的防御部隊和遼意識到高麗會是多么強大的對手時，遼朝于947年入侵高麗的計劃中途流產。直到10世紀80年代，契丹和高麗的關系仍很疏遠，因為女真諸部和定安國為高麗北部邊界和遼邊界提供了一個緩沖地帶。但到990年，遼明顯想要吞并這一地區(qū)。遼朝重新恢復緊張局勢的新舉措不僅暴露了遼和高麗之間潛在的不和，而且把它與更廣泛的國際形勢聯(lián)系起來。
從962年起，高麗與宋一直保持著文化和外交關系，［7］ 就像他們以前同五代依次保持的關系一樣。963年國王光宗（949—975年在位）受到宋太祖的冊封。到10世紀，高麗人在各個方面徹底地受到中國文化影響的浸染，他們仇視、瞧不起卻又害怕契丹人。這樣，當985年宋朝皇帝試圖爭取高麗作為保衛(wèi)共同文化傳統(tǒng)的同盟者時，他們是把它建立在有說服力的真實情感之上的。然而，任何一方都不愿意把他們的同盟付諸實踐。因此，在986年宋朝入侵期間，高麗拒絕出兵向遼進攻。
至于契丹人，則相信高麗對他們的東部邊界構成了嚴重的潛在威脅。契丹對女真和定安國的進攻加劇了緊張局勢。契丹人也許還擔心高麗會鼓勵遼朝統(tǒng)治下龐大的渤海居民的地方性分離，這種分離最終導致了1029—1030年的大規(guī)模叛亂。
在992—993年，遼朝東京留守蕭恒德［8］ 受命入侵高麗。他率領一支號稱80萬的大軍越過邊界，要求把前高句麗鴨綠江南北的領土割讓給遼。高麗宮廷向宋求援，但無人相助，宋和高麗的“同盟”再一次證明是虛假的。然而，高麗人能夠很好地自衛(wèi)并準備了強大的防御。他們的國王成宗（982—997年在位）率領一支強大的軍隊向北開到平壤。與此同時，在經過幾次戰(zhàn)役后，遼軍主力向前開進到清川江。正在這時，似乎遼軍指揮官斷定征服高麗是不可能的，所以開始在遼軍主帥蕭恒德與高麗指揮官徐熙之間進行談判。最初遼讓高麗在完全投降或滅亡之間作出選擇，而高麗則傾向于屈服。但徐熙勇敢的堅韌不拔使他們達成了談判協(xié)議，即高麗成為遼名義上的附屬國，而且斷絕與宋長期建立起來的聯(lián)系。高麗國王受到遼朝皇帝的冊封。高麗被授權自由處理鴨綠江流域南部女真諸部落，而他們也及時地據此采取了行動：徐熙于994—996年率領他的軍隊進入這一地區(qū)并建立了一批堡壘以維持和平。［9］
自994年起，雙方開始經?；ヅ墒构?jié)。994年成宗進獻給圣宗一些女樂人，圣宗似乎出于儒家道德觀念，謝絕了她們。幾批高麗學生被派去學習契丹文。996年國王成宗又派遣一名使節(jié)請求聯(lián)姻，遼朝宮廷答應把蕭恒德的女兒（她的母親是出身于皇室的一位公主）嫁給他。當997年成宗死后，998年契丹宮廷正式冊封他的繼承人王誦（廟號穆宗，997—1009年在位）為國王。
在以后的數(shù)年里，遼致力于入侵宋朝和隨后的和約談判。在999—1000年和1004年的戰(zhàn)爭期間，高麗—宋朝同盟的恢復毫無可能：每一次高麗國王都正式向遼朝宮廷祝賀對宋的勝利。
對宋戰(zhàn)爭
宋遼軍隊自10世紀80年代起就沿邊界互相對峙，時而爆發(fā)局部戰(zhàn)爭。994年宋朝宮廷采取了一些試探性步驟以建立和平關系，但都被遼朝拒絕。雙方宮廷彼此之間都有強烈的領土要求。宋朝統(tǒng)一派仍然期待全部收回938年由后晉割讓給契丹的“十六州”。契丹提倡雪恥之戰(zhàn)的人，則被986—987年他們輕易而舉的勝利所鼓勵，渴望重新占領莫州和瀛州，這兩個州是938年后晉割讓給他們的諸州中最南面的兩個，959年被后周奪去。這一地區(qū)他們稱為關南，即“關隘的南面”。
10世紀90年代末，形勢發(fā)生了變化。由于與高麗的戰(zhàn)爭，敵對的宋—高麗同盟的威脅已經緩解。與此同時，中國西北黨項人的西夏王國在他們好戰(zhàn)的首領李繼遷的領導下，正成為宋朝邊界的巨大麻煩。在另一個黨項人首領于982年降宋后，李繼遷仍然頑強地保持獨立。986年李繼遷叛宋后向遼稱臣，并作為附屬統(tǒng)治者被授予各種職位和稱號。989年春季，他被賜予一位新娘，她是一位被匆忙授予“公主”稱號的皇族成員，而且第二年李繼遷正式被遼宮廷冊封為西夏國王。
這樣，西夏和遼之間建立了一個基本的正式同盟，但這是相當不穩(wěn)定的。992年，在得知西夏與宋正在秘密談判后，契丹派出了一支由韓德讓的弟弟韓德威率領的討伐軍沿黃河上游進攻西夏領土。在997年和1001年，生活在遼朝領土西部的其他黨項部落發(fā)生了進一步的騷亂。雖然李繼遷極不聽話，但他仍保留了對契丹的臣屬地位，而且，他的軍隊仍能夠威脅宋朝漫長的西北邊界。
隨著997年真宗的即位，宋朝宮廷不再由馬背皇帝統(tǒng)治，而是由北宋所有君主中也許最為消極的皇帝領導。遼廷的領導階層也發(fā)生了變化。998年，在任最久的契丹統(tǒng)帥耶律休哥去世。到第二年夏末，皇帝頒布詔書，宣布軍事動員以對宋作戰(zhàn)。恰好在這次戰(zhàn)役的準備階段，北院樞密使耶律斜軫亦去世，這使韓德讓成為契丹國內皇帝和皇太后手下最強有力的人。遼軍的進攻首先指向定州的重要戰(zhàn)略中心，進攻遂城縣城。遼軍的首次進攻被擊退，但在冬季，遼軍在同一地區(qū)贏得了第二次戰(zhàn)役的勝利。與此同時，另一支契丹軍隊向東深入到瀛州。在瀛州附近給宋軍以沉重打擊后，這支軍隊又向南深入，直到樂壽（今河北獻縣）。然而，遼軍沒有能夠占領定州和瀛州的州城，而且1000年新年后，終止了進攻，軍隊也解散了。
1001年冬季，遼軍這次由皇帝本人率領，又侵入定州東北部，而且在遂城擊敗宋軍。這次宋軍向東深入反擊，而在這次進攻被擊退后，又恢復了對峙局面。1002年夏季再次發(fā)生邊界沖突，1003年遼軍在蕭撻凜率領下重新對定州發(fā)動進攻，這次他們深入望都，在那里的戰(zhàn)役中他們俘虜了一個名叫王繼忠的指揮定州地區(qū)軍隊的宋朝重要官員。所有的這些季節(jié)性攻勢似乎并沒有導致對宋朝領土的永久性占領（見地圖6）。
1004年，遼廷決定全面入侵。在八月份，有消息傳到宋廷，契丹輕騎襲擊了莫州和冀州之間的地區(qū)，但已撤退，好像并不愿意與宋軍交戰(zhàn)。［10］ 雄州長官覺察到了問題的嚴重性，奏請批準沿海州縣打開沿運河和海岸的水閘，淹沒廣大地區(qū)以阻止契丹對那一地區(qū)的任何進攻。［11］ 幾天后，宋廷下令在定州地區(qū)部署了最精銳的軍隊并在河北和河東地區(qū)對青年男子進行了軍事總動員，以武裝和訓練他們進行地方防御。
入侵開始于秋末，遼軍由皇帝和皇太后親自指揮。西部大軍最初沿前些年的同一路線進攻，攻占了遂城和望都。［12］ 但他們并沒有攻占定州城本身，而是轉而向南于十月攻占了冀州城，然后迅速向南橫掃河北西側。與此同時，軍隊的另一部分分出來攻打瀛州，這是北方平原地區(qū)極其重要的要塞，也是契丹想要重新占領的關南地區(qū)的中心。這座城市被包圍了兩個多星期，雙方軍隊進行了艱苦的爭奪，但契丹最終沒有能夠占領這座城市，因此他們的軍隊撤下來轉而向南前進。十一月，他們在洺州（今邯鄲東北）擊敗一支宋軍，并推進到靠黃河北岸的澶淵（有時讀作tan-yuan），在那里，在真宗指揮下，宋朝集中了他們的主力部隊進
抵抗。契丹軍離宋朝都城開封不過100公里。
激戰(zhàn)在此地發(fā)生。在首次出擊中，率領軍隊穿越河北的契丹統(tǒng)帥蕭撻凜［13］ 于伏擊中被遠距離弓弩射死，契丹人的進攻被擊退。契丹軍隊同時對附近的通利軍也發(fā)動了一次快速但只是破壞性的襲擊。
和平談判已進行了一段時間。［14］ 甚至在1004年入侵發(fā)生前，宋朝就害怕軍事沖突并渴望和解。契丹人雖然曾訴諸武力，但也愿意談判。契丹一方的關鍵人物是王繼忠，他是在1003年被契丹人捕獲的宋朝官員。［15］ 在贏得皇太后的信任后，他被任命為戶部使，并娶了出身于阿保機最早的漢人謀士之一，康默記家族的一名婦女為妻。王繼忠不但曾是一名宋朝的重要將領，而且曾經是真宗的一位私人密友，早在他即位前就服務于他的王府，而且在他的宮廷機構中效力。他的宋朝方面的對手是畢士安（938—1005年），畢和王曾一同效力于真宗家族，而且現(xiàn)在是真宗的顧問。畢士安鼓勵真宗親自到前線并且推薦寇準（961—1023年）去密切注意可能的和平跡象。
在皇太后的贊同下，王繼忠通過宋朝莫州長官向宋朝皇帝遞交了一份國書，宣稱遼廷希望恢復友好關系。［16］ 在遼軍占領了他們要求的關南的領土后，這份國書被遞交。宋朝皇帝很驚訝，而且最初懷疑這是一個騙局，但他最后被說服開始談判。然而，這一開端由于王欽若（962—1025年）延遲派遣宋朝使節(jié)的胡亂行為而被推遲了幾個星期。然而，這一耽誤卻有利于和平：到宋朝使節(jié)曹利用（死于1029年）趕到遼朝帥府時，雙方已做好談判的準備。宋朝已阻止住了遼軍的前進而且占據了有利的設防位置，以強大的力量與遼軍對峙。而遼朝達到了占據關南州縣的最初目的，并深入了宋朝領土。
遼希望宋割讓這些領土以交換和平，否則和平就不能實現(xiàn)。曹利用堅決拒絕了遼的所有領土要求，提出以每年交納銀和絹來代替。他警告說，改變這一建議的惟一后果是繼續(xù)戰(zhàn)爭狀態(tài)。遼朝讓步并接受宋朝提出的條款，也許應歸于雙方都意識到他們已陷入軍事僵持狀態(tài)。契丹人意識到從長遠看他們的境況已遠非強大，雖然他們正在朝宋朝都城進軍。他們的軍隊與太宗947年占領開封時所處的形勢一樣。他們被困在由未受損失的宋軍從東西包圍的狹長地帶，甚至在他們所占領的地區(qū)內，一些只是被遼朝輕騎繞過的具有戰(zhàn)略意義的州縣和要塞也仍然在堅守。這些強大據點中值得注意的是定州和瀛州。實際上，遼軍面臨著被切斷歸路和困于敵境的危險。
澶淵之盟，1004年
談判僅僅幾天之后就簽定了和約，而且雙方宮廷交換了記載和平條款的盟書。他們達成如下協(xié)議：
1.宋朝應當每年提供給遼朝絹20萬匹和銀10萬兩以作為“助軍旅之資”。
2.邊界應當認真劃分。
3.雙方應當采取嚴格措施制止對邊界的非法侵入，任何一方不得對另一方耕種土地進行侵擾。
4.任何一方不得對逃犯提供庇護。
5.可以對邊界現(xiàn)存要塞進行修整，但不得沿邊界建立新的要塞和水渠。
6.雙方應當遵守條約，為避免違反，以借助于上天制裁的莊嚴誓言宣誓證明，他們應當致力于友好關系，而且他們互相尊重領土完整。
其他協(xié)議規(guī)定了囚犯的遣返和建立兩個帝國之間外交與商業(yè)交往的規(guī)范。
這項條約中所使用的術語有著深刻的象征性意義。宋朝堅持每年給遼的歲幣應當叫做“助軍旅之資”，以避免加給他們的屈辱性稱呼——“貢物”。同樣地，歲幣由邊界雄州的宋朝下級官員交付，以表明開封的朝廷認為這只是財政事務，而不是含有屈從的政治行為。宋廷稱呼他的北方鄰居為“大契丹國”或大遼國，而契丹則稱宋為“南宋”。兩朝彼此以“南朝”和“北朝”稱呼對方。他們的君主結成了虛構的“兄弟”親屬關系。宋朝皇帝將稱遼朝皇太后為他的叔母，遼朝皇帝為他的“皇弟”，而遼朝皇帝則稱呼宋朝皇帝為“兄長”。［17］ 這一關系使他們陷入儀式交換的無休止的循環(huán)中，在這些循環(huán)中，契丹和宋朝使節(jié)在對方宮廷中的待遇與其他國家大相徑庭。每一國家遵守另一國家已故皇帝個人名字的避諱。在新年慶賀，皇帝生日，皇帝或皇后去世，以及新君登基這樣的儀式場合，要互派特使。
澶淵之盟是在意識形態(tài)要求之上的政治務實主義的巨大成功。它為一個世紀的穩(wěn)定與和平共處鋪平了道路，并通過兩個宮廷之間不間斷的使團互訪得到加強和保障。通常在地方當局間有一些小的侵擾，而在1042年和1074—1076年間則發(fā)生了更嚴重的危機。但是和約仍被遵守，兩國從海邊到黃河拐彎處的邊界被清晰地劃界并由雙方警惕地守衛(wèi)，這構成了現(xiàn)代意義上的真正的國際邊界，而這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最重要的是，這一條約取得了非凡的成功，非常有助于整個11世紀兩國的長期穩(wěn)定和經濟與文化的進步。［18］
條約的效果被普遍歪曲了，尤其是宋朝給契丹的歲幣被描繪成給宋朝國家造成了沉重的負擔。這當然不符合事實。每年送給契丹絹的份額僅僅相當于南方一個州如越州的產量。而且支付的款項必須置于遼—宋貿易的整體中去加以考慮。979年戰(zhàn)爭之后，貿易持續(xù)不斷，只是在實際的敵對狀態(tài)期間才發(fā)生短暫的中斷，而條約締結之后，又甚至在更大的規(guī)模上得以恢復。在這一貿易中，宋朝獲得了大量的盈余，而且據估算，歲幣中銀的大約60%，作為各種中國產品特別是絹的支付款項，最終仍回到宋朝手中，因為北方對其有著無休止的需求。
盡管資助對于極富有的宋帝國來說并不是一項巨大開支，但它對國庫收入相對不足的契丹來說則顯得極其重要。他們把絹用于自身巨大的國內消費，比如在和約之后立即建立了新中京，而且他們還用大量的絹與他們的鄰居，包括回鶻人、黨項人、高麗人和蒙古地區(qū)諸部落的部民進行貿易。
因此，這種安排對于雙方來說均是一個很好的交易。宋朝以有限的代價獲得了持久的和平。契丹獲得了穩(wěn)定的額外收入來源，而且在某種程度上減輕了他們南邊的邊界防衛(wèi)并致力于國內發(fā)展。
與高麗重新開戰(zhàn)，1011—1019年
直到皇太后在1009年去世，東部邊界一直保持著和平，高麗使節(jié)還正式參加了她的葬禮。然而，就在同一年，高麗宮廷發(fā)生了一次劇烈政變。西京（平壤）的地方長官康肇被召喚到首都開京幫助消滅一個密謀廢黜國王穆宗的小集團。在完成他的使命后，康肇本人卻殺死了國王而擁立了一個期望在他的保護下進行統(tǒng)治的新統(tǒng)治者王詢（廟號顯宗，1009—1031年在位）。
契丹不顧高麗新國王停戰(zhàn)的懇求，派出了一支由40萬人組成的遠征軍越過鴨綠江去懲罰這個殺死他們前任附屬的兇手。遠征軍的總指揮是蕭恒德的哥哥蕭排押與耶律盆奴。首次沖突高麗獲勝，但在第二次進攻中遼軍獲勝，康肇被俘殺。遼軍占領了平壤北面的幾個邊界州縣。高麗國王試圖投降，但開京的地方長官殺死了遼軍使者并準備抵抗。這樣一來，遼軍就向南進軍并在城外的激戰(zhàn)中獲勝后占領了開京。蕭排押和耶律盆奴洗劫并焚毀了都城，破壞了宮殿、官府建筑和高麗的文檔。高麗國王逃到南面去避難，但他的軍隊卻重新組織起來。遼軍開始撤退到邊界地區(qū)。投降的地區(qū)起而反叛，而且在嚴冬，軍隊陷于群山之中，在最后渡回鴨綠江之前被迫丟棄了許多武器與裝備。
于是高麗國王請求和平。但是遼朝要求他親自來朝覲以履行作為附屬的順從義務，還要求他割讓極重要的邊界地區(qū)。高麗拒絕了，隨之而來的是十年的敵對關系。雙方在邊界地區(qū)設防，而高麗的不妥協(xié)則由于一次國內政變又得到加強，這一政變使武將而不是文官控制了高麗宮廷。
1014年，遼朝下令在幾個邊界州縣設防并建造了跨越鴨綠江的一座被嚴密防守的永久性浮橋。從1015年起到1019年戰(zhàn)爭不斷，1015年、1016年和1017年遼對高麗的進攻，有時高麗獲勝，有時契丹獲勝，但簡而言之都不是決定性的。1018年契丹組織了一支新的龐大遠征軍，任命蕭排押為統(tǒng)帥。軍隊在1018年末越過鴨綠江，但遭到一支人數(shù)眾多的高麗軍隊伏擊，損失慘重。高麗軍隊還切斷了他們的歸路，所以蕭排押向南進軍，計劃像1011年那樣占領都城開京。但這次高麗軍隊沿都城作好防御準備，契丹人則常常被高麗人的襲擊所困擾，被迫向鴨綠江地區(qū)撤退。在茶、陀二河之間的龜州，他們遭到高麗主力部隊的包圍與攻擊，契丹軍隊幾乎全軍覆沒，只有幾千人逃回遼朝邊界。這是圣宗時代契丹人所遭受的最慘重的失敗。結果，蕭排押被剝奪了他的所有頭銜與官職，并且失寵。
在1019年夏末，包括許多部落軍隊在內的另一支大軍被征集起來去進攻高麗。但現(xiàn)在顯然雙方的任何一國都不能取得絕對勝利。1020年，國王顯宗派出使者向遼稱臣，遼圣宗寬容地赦免了他，1022年派出一名使節(jié)正式冊封他為王。朝貢關系得以恢復，使節(jié)定期交換。當1031年顯宗去世時，他的兒子與繼承人王欽（德宗，1031—1034年在位）被遼廷冊封為王。從這一時間幾乎到遼朝結束，高麗始終保持著忠實的屬國地位，兩國間基本保持著和平。
然而，高麗宮廷沒有忘記他們1010年所遭受的災難。當重整十年戰(zhàn)爭期間所造成的破壞時，他們就此在新的基礎上建立起他們的防御體系。1029年在重建的都城開京建起了更堅固的外墻；1033年到1044年間，沿從鴨綠江口到通海（日本海）的整個邊界構建了防御城墻。高麗不再給它的好戰(zhàn)鄰居以冒險的機會。
渤海叛亂，1029年
標志著圣宗漫長的時代結束的是臣民反抗契丹人的首次真正嚴重的叛亂，即渤海人的大規(guī)模叛亂。
在其首任國王倍于930年逃走后，渤海國的舊有領土部分被并入契丹國，東丹王國已逐漸并入了遼朝東京道的行政體系。許多渤海舊有的行政組織被廢除，而且在前渤海領土植入了一些漢人和契丹人的定居點，他們中的許多人是來自皇室各個成員的諸斡魯朵的士兵。但是，從另一個重要的方面來說，渤海保留了一個有利的位置：為了征稅的目的，舊有的渤海領土被當作一個承擔納貢的邊界國家來看待，每年交納1000匹馬和15萬端布的貢物。［19］ 在這一地區(qū)沒有鹽和茶的專賣稅，只有極低限度的商業(yè)稅。
幾乎沒有疑問，對高麗的戰(zhàn)爭，由于谷物和人力的大量征集已使東京地區(qū)窮困不堪。而后在11世紀20年代，東京連續(xù)兩個漢人稅收長官試圖把實施于南京道的稅收體制擴展到這一地區(qū)，并強征更加嚴厲的稅收和勞役。這似乎是由南京的情況所引起的，那兒已經歷了數(shù)年的饑荒，正遭受著食品短缺和巨大的稅收拖欠。渤海人受命建造船只以運送谷物到現(xiàn)在的北京周圍地區(qū)。但這一路途很危險，許多船只和水手覆沒。這些變化引起了廣泛的不滿。
叛亂由古老的渤海王室后裔大延琳領導，他是東京的一名軍隊指揮官。1029年八月，他囚禁了總督蕭孝先和他的妻子，殺死了令人厭惡的稅收長官和都指揮使，自立為帝，宣布建立新王朝興遼。他將自己的行動通知了高麗宮廷并請求他們的援助。然而，高麗拒絕給他幫助，所以他很孤立。再者，鴨綠江畔的要塞保州的渤海指揮官也拒絕參加叛亂并把消息通報給契丹地區(qū)長官，后者殺死了大延琳指揮下的可能反叛的所有渤海士兵。只有少數(shù)被同化了的女真部落加入反叛政權。
被擊敗后，大延琳意識到他的軍隊敵不過遼軍，就撤軍以保衛(wèi)他的都城。在叛亂后剛好一年的時間，他的一名部將背叛了他，向遼軍打開了東京的城門。大延琳被俘，他的殘余軍隊被迅速消滅，他的短命王朝也隨之結束。
為了避免任何更大的麻煩，東京的新長官蕭孝穆迅速對漢人稅收長官所造成的不合理狀況進行了調整，并用巧妙手段恢復了秩序。但原有的渤海貴族，除了那些保持忠誠者外，都被從東京流放，重新安置于中京統(tǒng)治下的渤海灣沿岸某一地區(qū)。許多難民渡過鴨綠江逃進高麗領土，他們當中不僅有渤海人，還有不少契丹人和奚人，他們最終都在高麗定居下來。［20］
?。?］ 見[535]王賡武：《小國的辨術：宋朝初期與其鄰國的關系》，第53頁。
?。?］ 關于戰(zhàn)爭的詳細記載，見[869]程光裕：《宋太宗對遼戰(zhàn)爭考》，第95—161頁。
?。?］ 這可以根據顯示其中有一些帶有相當多的戍守部隊的新的地方行政中心的建立的表格推斷出來，載[807]金渭顯：《契丹的東北政策》，第79—81頁。
?。?］ 關于高麗宮廷態(tài)度兩極分化的明晰分析，見[419]米歇爾·C.羅杰斯：《中世紀高麗的國家意識：遼、金對高麗的影響》，第152頁。
?。?］ 關于這一關系，見[281]李基白：《新編高麗史》，第103頁。
［6］ 關于定安，見[532]和田清：《定安國》；[182]日野開三郎：《定安國》。
?。?］ 見[302]丸龜金作：《高麗與宋的交往問題》。
?。?］ 他的傳記，見[645]《遼史》，卷88，第1342—1343頁。在高麗史中一般用他的稱呼遜寧來指他。
?。?］ [281]李基白：《新編高麗史》，第125頁和地圖，第127頁；[173]韓■劤：《高麗史》，第138—139頁；亦見[419]羅杰斯：《中世紀高麗的國家意識》，第154—156頁，他對傳統(tǒng)記載的準確性提出了疑問。
?。?0］ [584]《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57，第1251頁。
［11］ [584]《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57，第1252頁。
［12］ [584]《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57，第1265—1266頁。
?。?3］ 蕭撻凜在宋朝史料中以蕭達覽的名字出現(xiàn)，是一位身經百戰(zhàn)的將軍，他曾參與早期同宋朝、高麗以及跟隨皇太后的姐姐胡輦在蒙古邊界的戰(zhàn)役。見[645]《遼史》，卷85，第1313—1314頁。
?。?4］ 這些事件有各種不同的說法。遼朝碑文（見[541]《中國社會史：遼》，第355頁，注45；[645]《遼史》，卷14，第160頁，聲稱是宋朝提議談判的；宋朝史料則聲稱遼朝先提出談判要求，見[644]脫脫等編：《宋史》，卷7，第125頁；[595]《契丹國志》，卷7，4a。[584]《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57，第1268—1269頁，提供了一個非常詳細的記載，以下我將要談到。
［15］ 有關他們的傳記，見[645]《遼史》，卷81，第1284—1285頁；[644]《宋史》，卷279，第9471—9472頁。
?。?6］ [584]《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57，第1268頁；[644]《宋史》，卷7，第125頁。
?。?7］ 兩位君主的彼此稱呼以及兩宮皇太后的親屬關系，決定于他們的實際年齡和輩份，而且每一統(tǒng)治時期都會改變。見[491]陶晉生：《兩個天子：宋遼關系研究》，第107頁的表格。實際上，它證明了宋朝皇帝通常比同時的遼朝皇帝年齡大，因而被稱呼為“兄長”，但這是偶然的結果，而不是設計的結果。在其他統(tǒng)治時期，這一關系是叔侄關系，而且從1076—1101年宋朝皇帝哲宗稱呼長壽的遼朝統(tǒng)治者道宗為他的“祖父”。
?。?8］ 關于澶淵之盟，見[868]蔣復璁：《宋史新探》，第142頁以下；[695]王民信：《澶淵締盟的檢討》。用西方語言對這一條約進行最充分研究的是[444]克里斯蒂安·施瓦茨-席林：《澶淵之盟（公元1005年）：中國外交史的一大貢獻》。亦見[204]A.忽瑟維對這一著作的長篇評論，該文提出了許多重要的修正。
?。?9］ [645]《遼史》，卷72，第1210頁。
?。?0］ 關于渤海人的叛亂，見[645]《遼史》，卷17，第203—206頁；鄭麟趾等編：《高麗史》（東京，1908—1909年），卷5，第71—73頁。
與宋的重新敵對，986年
宋太宗979年侵遼的屈辱性失敗使他渴望復仇并在宋朝宮廷產生了強烈的反響。980年，李昉和扈蒙勸說皇帝，宋帝國缺少軍事能力重新對遼發(fā)動進攻，但979年的屈辱使大臣們痛心疾首，他們經常以活靈活現(xiàn)的侮辱性言詞提到契丹，諸如應當受到充分懲罰的禍害與未開化的野蠻人等等。到985年宋已準備發(fā)動另一場大規(guī)模入侵，而且這次他們試圖與高麗國王組成聯(lián)盟，以對遼發(fā)動聯(lián)合進攻，“保衛(wèi)他們共同的文明準則”。［1］
986年，太宗再不能繼續(xù)忍耐了，他動員了一支龐大的軍隊，以把契丹人從“失地”趕出去。三支軍隊在河東的雁門和飛狐與河北的雄州同時穿越國界。宋軍最初粉碎了邊界防衛(wèi)力量并占領了一些邊界領土。一些遼朝邊界指揮官叛降宋朝。但形勢很快逆轉，遼軍統(tǒng)帥誘使入侵者深入其領土，遠離他們的供給線，然后加以包圍并從各個方面進攻他們。遼軍在三個戰(zhàn)場都贏得了巨大勝利，宋軍丟盔棄甲，死傷慘重并扔下了大批俘虜。［2］
這次入侵不僅對宋來說是又一場軍事災難，也給遼朝邊界地區(qū)造成了嚴重的混亂與破壞，在那里許多人逃離家園；南京和西京南部地區(qū)是入侵的主要目標，那里遭到破壞而且許多年不能恢復。然而，數(shù)以千計的宋朝降軍被編入遼軍，一些宋朝官員和科舉進士被吸收進遼朝國內的行政管理機構。
宋太宗和他宮廷里的一些人仍然決心采取新的軍事行動。在988年和989年，太宗下令他的大臣們廷議對付契丹的可行措施。在協(xié)調現(xiàn)實與皇帝最后一次主張中國宗主權的理想主義的解決方案的旨意方面，大臣們面臨著棘手的問題。一個邊界問題的外交解決方案被提出來，雖然這只是作為面臨勁敵的政治上的“權宜之計”，但并沒有策劃新的重大戰(zhàn)役。
遼與高麗的關系
在10世紀的最后20年，遼朝發(fā)現(xiàn)自身不僅陷入與宋，而且陷入與棘手的女真邊界部落，與東面的高麗，與西面鄂爾多斯地區(qū)正在形成的黨項人國家——西夏的敵對狀態(tài)。
契丹人與高麗的關系直到10世紀80年代才變得比較重要。在契丹于926年侵占渤海的嚴峻時期，沖突迫在眉睫，而高麗恰處于政治分裂時期。在9世紀的最后十年，新羅國家開始崩潰，叛亂首領已建立起三個獨立國家：后高句麗在北部，后百濟在西南，而王建領導的一個叛亂政權位于西海岸。918年，王建篡奪了后高句麗的領導權并于北部與西北部建立起高麗王朝（他以其廟號太祖而聞名，918—943年在位）。這樣，在926年高麗被分成三個國家，完全沒有能力參與保衛(wèi)渤海，即使他們想這樣做。直到935年新羅才最后投降高麗，而直到936年以前，高麗國王太祖才征服后百濟并重新統(tǒng)一半島（見地圖5）。
在以后的十年里，高麗王國開始了有計劃的擴張并在平壤建立了一個新的“西京”，［3］ 以加強其在北部的地位。作為自封的古高句麗國的繼承人，他們的統(tǒng)治者試圖重新征服大同江以北至鴨綠江流域的領土。然而，由于這一地區(qū)被許多女真人和其他部落民族以及渤海遺民所占據，所以仍沒有急切的理由與契丹發(fā)生沖突。再者，在高麗宮廷，任何向北方的領土擴張都受到強有力的反對。許多貴族和官員強烈地認為，高麗國家像新羅時代一
樣，應當將其統(tǒng)治目標限制于半島。［4］
不過，契丹人對渤海的征服，以及隨之而來的在遼陽周圍對眾多渤海人口的重新安置，微妙地改變了形勢。在926年，并不是所有的前渤海領土都并入遼國版圖，也并不是所有的渤海人都承認遼朝的統(tǒng)治。渤海王室的許多成員已逃到高麗避難。渤海自身是由殘留的高句麗統(tǒng)治精英建立起來的，因此把東北高麗王朝看作是遠親和潛在的同盟。［5］ 再者，在遼朝邊界之外，有三支渤海人保持著獨立：今黑龍江省松花江流域的西北渤海人，生活在今遼寧省鴨綠江以西的一支渤海人，以及三者中最強大的一支，于926年在牡丹江流域建立起獨立國家定安國（朝鮮語Chǒngan），其都城兀惹（Wo-jo），在前渤海國的上京（今吉林省東京城）。［6］
975年定安國與遼發(fā)生沖突。一支契丹討伐軍被派去進攻定安國，但失敗了。在985—986年，遼再次侵入這一地區(qū)。而在10世紀80年代，契丹與生活在鴨綠江流域的各個女真部落之間產生了許多麻煩，宋試圖與后者建立某種反契丹的同盟。991年遼在鴨綠江流域下游建立了三個帶有駐軍和軍事殖民地的堡壘，以阻擋女真和宋之間通過海上進行聯(lián)絡。
所有這些舉措對高麗產生了威脅。當高麗國王定宗（945—949年在位）動員了一支強大的防御部隊和遼意識到高麗會是多么強大的對手時，遼朝于947年入侵高麗的計劃中途流產。直到10世紀80年代，契丹和高麗的關系仍很疏遠，因為女真諸部和定安國為高麗北部邊界和遼邊界提供了一個緩沖地帶。但到990年，遼明顯想要吞并這一地區(qū)。遼朝重新恢復緊張局勢的新舉措不僅暴露了遼和高麗之間潛在的不和，而且把它與更廣泛的國際形勢聯(lián)系起來。
從962年起，高麗與宋一直保持著文化和外交關系，［7］ 就像他們以前同五代依次保持的關系一樣。963年國王光宗（949—975年在位）受到宋太祖的冊封。到10世紀，高麗人在各個方面徹底地受到中國文化影響的浸染，他們仇視、瞧不起卻又害怕契丹人。這樣，當985年宋朝皇帝試圖爭取高麗作為保衛(wèi)共同文化傳統(tǒng)的同盟者時，他們是把它建立在有說服力的真實情感之上的。然而，任何一方都不愿意把他們的同盟付諸實踐。因此，在986年宋朝入侵期間，高麗拒絕出兵向遼進攻。
至于契丹人，則相信高麗對他們的東部邊界構成了嚴重的潛在威脅。契丹對女真和定安國的進攻加劇了緊張局勢。契丹人也許還擔心高麗會鼓勵遼朝統(tǒng)治下龐大的渤海居民的地方性分離，這種分離最終導致了1029—1030年的大規(guī)模叛亂。
在992—993年，遼朝東京留守蕭恒德［8］ 受命入侵高麗。他率領一支號稱80萬的大軍越過邊界，要求把前高句麗鴨綠江南北的領土割讓給遼。高麗宮廷向宋求援，但無人相助，宋和高麗的“同盟”再一次證明是虛假的。然而，高麗人能夠很好地自衛(wèi)并準備了強大的防御。他們的國王成宗（982—997年在位）率領一支強大的軍隊向北開到平壤。與此同時，在經過幾次戰(zhàn)役后，遼軍主力向前開進到清川江。正在這時，似乎遼軍指揮官斷定征服高麗是不可能的，所以開始在遼軍主帥蕭恒德與高麗指揮官徐熙之間進行談判。最初遼讓高麗在完全投降或滅亡之間作出選擇，而高麗則傾向于屈服。但徐熙勇敢的堅韌不拔使他們達成了談判協(xié)議，即高麗成為遼名義上的附屬國，而且斷絕與宋長期建立起來的聯(lián)系。高麗國王受到遼朝皇帝的冊封。高麗被授權自由處理鴨綠江流域南部女真諸部落，而他們也及時地據此采取了行動：徐熙于994—996年率領他的軍隊進入這一地區(qū)并建立了一批堡壘以維持和平。［9］
自994年起，雙方開始經?；ヅ墒构?jié)。994年成宗進獻給圣宗一些女樂人，圣宗似乎出于儒家道德觀念，謝絕了她們。幾批高麗學生被派去學習契丹文。996年國王成宗又派遣一名使節(jié)請求聯(lián)姻，遼朝宮廷答應把蕭恒德的女兒（她的母親是出身于皇室的一位公主）嫁給他。當997年成宗死后，998年契丹宮廷正式冊封他的繼承人王誦（廟號穆宗，997—1009年在位）為國王。
在以后的數(shù)年里，遼致力于入侵宋朝和隨后的和約談判。在999—1000年和1004年的戰(zhàn)爭期間，高麗—宋朝同盟的恢復毫無可能：每一次高麗國王都正式向遼朝宮廷祝賀對宋的勝利。
對宋戰(zhàn)爭
宋遼軍隊自10世紀80年代起就沿邊界互相對峙，時而爆發(fā)局部戰(zhàn)爭。994年宋朝宮廷采取了一些試探性步驟以建立和平關系，但都被遼朝拒絕。雙方宮廷彼此之間都有強烈的領土要求。宋朝統(tǒng)一派仍然期待全部收回938年由后晉割讓給契丹的“十六州”。契丹提倡雪恥之戰(zhàn)的人，則被986—987年他們輕易而舉的勝利所鼓勵，渴望重新占領莫州和瀛州，這兩個州是938年后晉割讓給他們的諸州中最南面的兩個，959年被后周奪去。這一地區(qū)他們稱為關南，即“關隘的南面”。
10世紀90年代末，形勢發(fā)生了變化。由于與高麗的戰(zhàn)爭，敵對的宋—高麗同盟的威脅已經緩解。與此同時，中國西北黨項人的西夏王國在他們好戰(zhàn)的首領李繼遷的領導下，正成為宋朝邊界的巨大麻煩。在另一個黨項人首領于982年降宋后，李繼遷仍然頑強地保持獨立。986年李繼遷叛宋后向遼稱臣，并作為附屬統(tǒng)治者被授予各種職位和稱號。989年春季，他被賜予一位新娘，她是一位被匆忙授予“公主”稱號的皇族成員，而且第二年李繼遷正式被遼宮廷冊封為西夏國王。
這樣，西夏和遼之間建立了一個基本的正式同盟，但這是相當不穩(wěn)定的。992年，在得知西夏與宋正在秘密談判后，契丹派出了一支由韓德讓的弟弟韓德威率領的討伐軍沿黃河上游進攻西夏領土。在997年和1001年，生活在遼朝領土西部的其他黨項部落發(fā)生了進一步的騷亂。雖然李繼遷極不聽話，但他仍保留了對契丹的臣屬地位，而且，他的軍隊仍能夠威脅宋朝漫長的西北邊界。
隨著997年真宗的即位，宋朝宮廷不再由馬背皇帝統(tǒng)治，而是由北宋所有君主中也許最為消極的皇帝領導。遼廷的領導階層也發(fā)生了變化。998年，在任最久的契丹統(tǒng)帥耶律休哥去世。到第二年夏末，皇帝頒布詔書，宣布軍事動員以對宋作戰(zhàn)。恰好在這次戰(zhàn)役的準備階段，北院樞密使耶律斜軫亦去世，這使韓德讓成為契丹國內皇帝和皇太后手下最強有力的人。遼軍的進攻首先指向定州的重要戰(zhàn)略中心，進攻遂城縣城。遼軍的首次進攻被擊退，但在冬季，遼軍在同一地區(qū)贏得了第二次戰(zhàn)役的勝利。與此同時，另一支契丹軍隊向東深入到瀛州。在瀛州附近給宋軍以沉重打擊后，這支軍隊又向南深入，直到樂壽（今河北獻縣）。然而，遼軍沒有能夠占領定州和瀛州的州城，而且1000年新年后，終止了進攻，軍隊也解散了。
1001年冬季，遼軍這次由皇帝本人率領，又侵入定州東北部，而且在遂城擊敗宋軍。這次宋軍向東深入反擊，而在這次進攻被擊退后，又恢復了對峙局面。1002年夏季再次發(fā)生邊界沖突，1003年遼軍在蕭撻凜率領下重新對定州發(fā)動進攻，這次他們深入望都，在那里的戰(zhàn)役中他們俘虜了一個名叫王繼忠的指揮定州地區(qū)軍隊的宋朝重要官員。所有的這些季節(jié)性攻勢似乎并沒有導致對宋朝領土的永久性占領（見地圖6）。
1004年，遼廷決定全面入侵。在八月份，有消息傳到宋廷，契丹輕騎襲擊了莫州和冀州之間的地區(qū)，但已撤退，好像并不愿意與宋軍交戰(zhàn)。［10］ 雄州長官覺察到了問題的嚴重性，奏請批準沿海州縣打開沿運河和海岸的水閘，淹沒廣大地區(qū)以阻止契丹對那一地區(qū)的任何進攻。［11］ 幾天后，宋廷下令在定州地區(qū)部署了最精銳的軍隊并在河北和河東地區(qū)對青年男子進行了軍事總動員，以武裝和訓練他們進行地方防御。
入侵開始于秋末，遼軍由皇帝和皇太后親自指揮。西部大軍最初沿前些年的同一路線進攻，攻占了遂城和望都。［12］ 但他們并沒有攻占定州城本身，而是轉而向南于十月攻占了冀州城，然后迅速向南橫掃河北西側。與此同時，軍隊的另一部分分出來攻打瀛州，這是北方平原地區(qū)極其重要的要塞，也是契丹想要重新占領的關南地區(qū)的中心。這座城市被包圍了兩個多星期，雙方軍隊進行了艱苦的爭奪，但契丹最終沒有能夠占領這座城市，因此他們的軍隊撤下來轉而向南前進。十一月，他們在洺州（今邯鄲東北）擊敗一支宋軍，并推進到靠黃河北岸的澶淵（有時讀作tan-yuan），在那里，在真宗指揮下，宋朝集中了他們的主力部隊進
抵抗。契丹軍離宋朝都城開封不過100公里。
激戰(zhàn)在此地發(fā)生。在首次出擊中，率領軍隊穿越河北的契丹統(tǒng)帥蕭撻凜［13］ 于伏擊中被遠距離弓弩射死，契丹人的進攻被擊退。契丹軍隊同時對附近的通利軍也發(fā)動了一次快速但只是破壞性的襲擊。
和平談判已進行了一段時間。［14］ 甚至在1004年入侵發(fā)生前，宋朝就害怕軍事沖突并渴望和解。契丹人雖然曾訴諸武力，但也愿意談判。契丹一方的關鍵人物是王繼忠，他是在1003年被契丹人捕獲的宋朝官員。［15］ 在贏得皇太后的信任后，他被任命為戶部使，并娶了出身于阿保機最早的漢人謀士之一，康默記家族的一名婦女為妻。王繼忠不但曾是一名宋朝的重要將領，而且曾經是真宗的一位私人密友，早在他即位前就服務于他的王府，而且在他的宮廷機構中效力。他的宋朝方面的對手是畢士安（938—1005年），畢和王曾一同效力于真宗家族，而且現(xiàn)在是真宗的顧問。畢士安鼓勵真宗親自到前線并且推薦寇準（961—1023年）去密切注意可能的和平跡象。
在皇太后的贊同下，王繼忠通過宋朝莫州長官向宋朝皇帝遞交了一份國書，宣稱遼廷希望恢復友好關系。［16］ 在遼軍占領了他們要求的關南的領土后，這份國書被遞交。宋朝皇帝很驚訝，而且最初懷疑這是一個騙局，但他最后被說服開始談判。然而，這一開端由于王欽若（962—1025年）延遲派遣宋朝使節(jié)的胡亂行為而被推遲了幾個星期。然而，這一耽誤卻有利于和平：到宋朝使節(jié)曹利用（死于1029年）趕到遼朝帥府時，雙方已做好談判的準備。宋朝已阻止住了遼軍的前進而且占據了有利的設防位置，以強大的力量與遼軍對峙。而遼朝達到了占據關南州縣的最初目的，并深入了宋朝領土。
遼希望宋割讓這些領土以交換和平，否則和平就不能實現(xiàn)。曹利用堅決拒絕了遼的所有領土要求，提出以每年交納銀和絹來代替。他警告說，改變這一建議的惟一后果是繼續(xù)戰(zhàn)爭狀態(tài)。遼朝讓步并接受宋朝提出的條款，也許應歸于雙方都意識到他們已陷入軍事僵持狀態(tài)。契丹人意識到從長遠看他們的境況已遠非強大，雖然他們正在朝宋朝都城進軍。他們的軍隊與太宗947年占領開封時所處的形勢一樣。他們被困在由未受損失的宋軍從東西包圍的狹長地帶，甚至在他們所占領的地區(qū)內，一些只是被遼朝輕騎繞過的具有戰(zhàn)略意義的州縣和要塞也仍然在堅守。這些強大據點中值得注意的是定州和瀛州。實際上，遼軍面臨著被切斷歸路和困于敵境的危險。
澶淵之盟，1004年
談判僅僅幾天之后就簽定了和約，而且雙方宮廷交換了記載和平條款的盟書。他們達成如下協(xié)議：
1.宋朝應當每年提供給遼朝絹20萬匹和銀10萬兩以作為“助軍旅之資”。
2.邊界應當認真劃分。
3.雙方應當采取嚴格措施制止對邊界的非法侵入，任何一方不得對另一方耕種土地進行侵擾。
4.任何一方不得對逃犯提供庇護。
5.可以對邊界現(xiàn)存要塞進行修整，但不得沿邊界建立新的要塞和水渠。
6.雙方應當遵守條約，為避免違反，以借助于上天制裁的莊嚴誓言宣誓證明，他們應當致力于友好關系，而且他們互相尊重領土完整。
其他協(xié)議規(guī)定了囚犯的遣返和建立兩個帝國之間外交與商業(yè)交往的規(guī)范。
這項條約中所使用的術語有著深刻的象征性意義。宋朝堅持每年給遼的歲幣應當叫做“助軍旅之資”，以避免加給他們的屈辱性稱呼——“貢物”。同樣地，歲幣由邊界雄州的宋朝下級官員交付，以表明開封的朝廷認為這只是財政事務，而不是含有屈從的政治行為。宋廷稱呼他的北方鄰居為“大契丹國”或大遼國，而契丹則稱宋為“南宋”。兩朝彼此以“南朝”和“北朝”稱呼對方。他們的君主結成了虛構的“兄弟”親屬關系。宋朝皇帝將稱遼朝皇太后為他的叔母，遼朝皇帝為他的“皇弟”，而遼朝皇帝則稱呼宋朝皇帝為“兄長”。［17］ 這一關系使他們陷入儀式交換的無休止的循環(huán)中，在這些循環(huán)中，契丹和宋朝使節(jié)在對方宮廷中的待遇與其他國家大相徑庭。每一國家遵守另一國家已故皇帝個人名字的避諱。在新年慶賀，皇帝生日，皇帝或皇后去世，以及新君登基這樣的儀式場合，要互派特使。
澶淵之盟是在意識形態(tài)要求之上的政治務實主義的巨大成功。它為一個世紀的穩(wěn)定與和平共處鋪平了道路，并通過兩個宮廷之間不間斷的使團互訪得到加強和保障。通常在地方當局間有一些小的侵擾，而在1042年和1074—1076年間則發(fā)生了更嚴重的危機。但是和約仍被遵守，兩國從海邊到黃河拐彎處的邊界被清晰地劃界并由雙方警惕地守衛(wèi)，這構成了現(xiàn)代意義上的真正的國際邊界，而這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最重要的是，這一條約取得了非凡的成功，非常有助于整個11世紀兩國的長期穩(wěn)定和經濟與文化的進步。［18］
條約的效果被普遍歪曲了，尤其是宋朝給契丹的歲幣被描繪成給宋朝國家造成了沉重的負擔。這當然不符合事實。每年送給契丹絹的份額僅僅相當于南方一個州如越州的產量。而且支付的款項必須置于遼—宋貿易的整體中去加以考慮。979年戰(zhàn)爭之后，貿易持續(xù)不斷，只是在實際的敵對狀態(tài)期間才發(fā)生短暫的中斷，而條約締結之后，又甚至在更大的規(guī)模上得以恢復。在這一貿易中，宋朝獲得了大量的盈余，而且據估算，歲幣中銀的大約60%，作為各種中國產品特別是絹的支付款項，最終仍回到宋朝手中，因為北方對其有著無休止的需求。
盡管資助對于極富有的宋帝國來說并不是一項巨大開支，但它對國庫收入相對不足的契丹來說則顯得極其重要。他們把絹用于自身巨大的國內消費，比如在和約之后立即建立了新中京，而且他們還用大量的絹與他們的鄰居，包括回鶻人、黨項人、高麗人和蒙古地區(qū)諸部落的部民進行貿易。
因此，這種安排對于雙方來說均是一個很好的交易。宋朝以有限的代價獲得了持久的和平。契丹獲得了穩(wěn)定的額外收入來源，而且在某種程度上減輕了他們南邊的邊界防衛(wèi)并致力于國內發(fā)展。
與高麗重新開戰(zhàn)，1011—1019年
直到皇太后在1009年去世，東部邊界一直保持著和平，高麗使節(jié)還正式參加了她的葬禮。然而，就在同一年，高麗宮廷發(fā)生了一次劇烈政變。西京（平壤）的地方長官康肇被召喚到首都開京幫助消滅一個密謀廢黜國王穆宗的小集團。在完成他的使命后，康肇本人卻殺死了國王而擁立了一個期望在他的保護下進行統(tǒng)治的新統(tǒng)治者王詢（廟號顯宗，1009—1031年在位）。
契丹不顧高麗新國王停戰(zhàn)的懇求，派出了一支由40萬人組成的遠征軍越過鴨綠江去懲罰這個殺死他們前任附屬的兇手。遠征軍的總指揮是蕭恒德的哥哥蕭排押與耶律盆奴。首次沖突高麗獲勝，但在第二次進攻中遼軍獲勝，康肇被俘殺。遼軍占領了平壤北面的幾個邊界州縣。高麗國王試圖投降，但開京的地方長官殺死了遼軍使者并準備抵抗。這樣一來，遼軍就向南進軍并在城外的激戰(zhàn)中獲勝后占領了開京。蕭排押和耶律盆奴洗劫并焚毀了都城，破壞了宮殿、官府建筑和高麗的文檔。高麗國王逃到南面去避難，但他的軍隊卻重新組織起來。遼軍開始撤退到邊界地區(qū)。投降的地區(qū)起而反叛，而且在嚴冬，軍隊陷于群山之中，在最后渡回鴨綠江之前被迫丟棄了許多武器與裝備。
于是高麗國王請求和平。但是遼朝要求他親自來朝覲以履行作為附屬的順從義務，還要求他割讓極重要的邊界地區(qū)。高麗拒絕了，隨之而來的是十年的敵對關系。雙方在邊界地區(qū)設防，而高麗的不妥協(xié)則由于一次國內政變又得到加強，這一政變使武將而不是文官控制了高麗宮廷。
1014年，遼朝下令在幾個邊界州縣設防并建造了跨越鴨綠江的一座被嚴密防守的永久性浮橋。從1015年起到1019年戰(zhàn)爭不斷，1015年、1016年和1017年遼對高麗的進攻，有時高麗獲勝，有時契丹獲勝，但簡而言之都不是決定性的。1018年契丹組織了一支新的龐大遠征軍，任命蕭排押為統(tǒng)帥。軍隊在1018年末越過鴨綠江，但遭到一支人數(shù)眾多的高麗軍隊伏擊，損失慘重。高麗軍隊還切斷了他們的歸路，所以蕭排押向南進軍，計劃像1011年那樣占領都城開京。但這次高麗軍隊沿都城作好防御準備，契丹人則常常被高麗人的襲擊所困擾，被迫向鴨綠江地區(qū)撤退。在茶、陀二河之間的龜州，他們遭到高麗主力部隊的包圍與攻擊，契丹軍隊幾乎全軍覆沒，只有幾千人逃回遼朝邊界。這是圣宗時代契丹人所遭受的最慘重的失敗。結果，蕭排押被剝奪了他的所有頭銜與官職，并且失寵。
在1019年夏末，包括許多部落軍隊在內的另一支大軍被征集起來去進攻高麗。但現(xiàn)在顯然雙方的任何一國都不能取得絕對勝利。1020年，國王顯宗派出使者向遼稱臣，遼圣宗寬容地赦免了他，1022年派出一名使節(jié)正式冊封他為王。朝貢關系得以恢復，使節(jié)定期交換。當1031年顯宗去世時，他的兒子與繼承人王欽（德宗，1031—1034年在位）被遼廷冊封為王。從這一時間幾乎到遼朝結束，高麗始終保持著忠實的屬國地位，兩國間基本保持著和平。
然而，高麗宮廷沒有忘記他們1010年所遭受的災難。當重整十年戰(zhàn)爭期間所造成的破壞時，他們就此在新的基礎上建立起他們的防御體系。1029年在重建的都城開京建起了更堅固的外墻；1033年到1044年間，沿從鴨綠江口到通海（日本海）的整個邊界構建了防御城墻。高麗不再給它的好戰(zhàn)鄰居以冒險的機會。
渤海叛亂，1029年
標志著圣宗漫長的時代結束的是臣民反抗契丹人的首次真正嚴重的叛亂，即渤海人的大規(guī)模叛亂。
在其首任國王倍于930年逃走后，渤海國的舊有領土部分被并入契丹國，東丹王國已逐漸并入了遼朝東京道的行政體系。許多渤海舊有的行政組織被廢除，而且在前渤海領土植入了一些漢人和契丹人的定居點，他們中的許多人是來自皇室各個成員的諸斡魯朵的士兵。但是，從另一個重要的方面來說，渤海保留了一個有利的位置：為了征稅的目的，舊有的渤海領土被當作一個承擔納貢的邊界國家來看待，每年交納1000匹馬和15萬端布的貢物。［19］ 在這一地區(qū)沒有鹽和茶的專賣稅，只有極低限度的商業(yè)稅。
幾乎沒有疑問，對高麗的戰(zhàn)爭，由于谷物和人力的大量征集已使東京地區(qū)窮困不堪。而后在11世紀20年代，東京連續(xù)兩個漢人稅收長官試圖把實施于南京道的稅收體制擴展到這一地區(qū)，并強征更加嚴厲的稅收和勞役。這似乎是由南京的情況所引起的，那兒已經歷了數(shù)年的饑荒，正遭受著食品短缺和巨大的稅收拖欠。渤海人受命建造船只以運送谷物到現(xiàn)在的北京周圍地區(qū)。但這一路途很危險，許多船只和水手覆沒。這些變化引起了廣泛的不滿。
叛亂由古老的渤海王室后裔大延琳領導，他是東京的一名軍隊指揮官。1029年八月，他囚禁了總督蕭孝先和他的妻子，殺死了令人厭惡的稅收長官和都指揮使，自立為帝，宣布建立新王朝興遼。他將自己的行動通知了高麗宮廷并請求他們的援助。然而，高麗拒絕給他幫助，所以他很孤立。再者，鴨綠江畔的要塞保州的渤海指揮官也拒絕參加叛亂并把消息通報給契丹地區(qū)長官，后者殺死了大延琳指揮下的可能反叛的所有渤海士兵。只有少數(shù)被同化了的女真部落加入反叛政權。
被擊敗后，大延琳意識到他的軍隊敵不過遼軍，就撤軍以保衛(wèi)他的都城。在叛亂后剛好一年的時間，他的一名部將背叛了他，向遼軍打開了東京的城門。大延琳被俘，他的殘余軍隊被迅速消滅，他的短命王朝也隨之結束。
為了避免任何更大的麻煩，東京的新長官蕭孝穆迅速對漢人稅收長官所造成的不合理狀況進行了調整，并用巧妙手段恢復了秩序。但原有的渤海貴族，除了那些保持忠誠者外，都被從東京流放，重新安置于中京統(tǒng)治下的渤海灣沿岸某一地區(qū)。許多難民渡過鴨綠江逃進高麗領土，他們當中不僅有渤海人，還有不少契丹人和奚人，他們最終都在高麗定居下來。［20］
?。?］ 見[535]王賡武：《小國的辨術：宋朝初期與其鄰國的關系》，第53頁。
?。?］ 關于戰(zhàn)爭的詳細記載，見[869]程光裕：《宋太宗對遼戰(zhàn)爭考》，第95—161頁。
?。?］ 這可以根據顯示其中有一些帶有相當多的戍守部隊的新的地方行政中心的建立的表格推斷出來，載[807]金渭顯：《契丹的東北政策》，第79—81頁。
?。?］ 關于高麗宮廷態(tài)度兩極分化的明晰分析，見[419]米歇爾·C.羅杰斯：《中世紀高麗的國家意識：遼、金對高麗的影響》，第152頁。
?。?］ 關于這一關系，見[281]李基白：《新編高麗史》，第103頁。
［6］ 關于定安，見[532]和田清：《定安國》；[182]日野開三郎：《定安國》。
?。?］ 見[302]丸龜金作：《高麗與宋的交往問題》。
?。?］ 他的傳記，見[645]《遼史》，卷88，第1342—1343頁。在高麗史中一般用他的稱呼遜寧來指他。
?。?］ [281]李基白：《新編高麗史》，第125頁和地圖，第127頁；[173]韓■劤：《高麗史》，第138—139頁；亦見[419]羅杰斯：《中世紀高麗的國家意識》，第154—156頁，他對傳統(tǒng)記載的準確性提出了疑問。
?。?0］ [584]《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57，第1251頁。
［11］ [584]《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57，第1252頁。
［12］ [584]《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57，第1265—1266頁。
?。?3］ 蕭撻凜在宋朝史料中以蕭達覽的名字出現(xiàn)，是一位身經百戰(zhàn)的將軍，他曾參與早期同宋朝、高麗以及跟隨皇太后的姐姐胡輦在蒙古邊界的戰(zhàn)役。見[645]《遼史》，卷85，第1313—1314頁。
?。?4］ 這些事件有各種不同的說法。遼朝碑文（見[541]《中國社會史：遼》，第355頁，注45；[645]《遼史》，卷14，第160頁，聲稱是宋朝提議談判的；宋朝史料則聲稱遼朝先提出談判要求，見[644]脫脫等編：《宋史》，卷7，第125頁；[595]《契丹國志》，卷7，4a。[584]《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57，第1268—1269頁，提供了一個非常詳細的記載，以下我將要談到。
［15］ 有關他們的傳記，見[645]《遼史》，卷81，第1284—1285頁；[644]《宋史》，卷279，第9471—9472頁。
?。?6］ [584]《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57，第1268頁；[644]《宋史》，卷7，第125頁。
?。?7］ 兩位君主的彼此稱呼以及兩宮皇太后的親屬關系，決定于他們的實際年齡和輩份，而且每一統(tǒng)治時期都會改變。見[491]陶晉生：《兩個天子：宋遼關系研究》，第107頁的表格。實際上，它證明了宋朝皇帝通常比同時的遼朝皇帝年齡大，因而被稱呼為“兄長”，但這是偶然的結果，而不是設計的結果。在其他統(tǒng)治時期，這一關系是叔侄關系，而且從1076—1101年宋朝皇帝哲宗稱呼長壽的遼朝統(tǒng)治者道宗為他的“祖父”。
?。?8］ 關于澶淵之盟，見[868]蔣復璁：《宋史新探》，第142頁以下；[695]王民信：《澶淵締盟的檢討》。用西方語言對這一條約進行最充分研究的是[444]克里斯蒂安·施瓦茨-席林：《澶淵之盟（公元1005年）：中國外交史的一大貢獻》。亦見[204]A.忽瑟維對這一著作的長篇評論，該文提出了許多重要的修正。
?。?9］ [645]《遼史》，卷72，第1210頁。
?。?0］ 關于渤海人的叛亂，見[645]《遼史》，卷17，第203—206頁；鄭麟趾等編：《高麗史》（東京，1908—1909年），卷5，第71—7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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