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林書院“一支重整道德的十字軍”
晚明史上轟動一時的東林書院，于萬歷三十二年（1604年）創(chuàng)建，天啟五年（1625年）被政府當局禁毀，只存在了短短的二十一年，卻在當時社會激起巨大反響，成為政治家們關注的焦點，推崇它的贊譽為文化盛舉，詆毀它的斥責為諷議朝政。與它同時代的人對它的看法已經(jīng)十分歧異，到了清朝編纂《明史》時，關于它的追述已經(jīng)不是原先的本來面目，以致影響了今日歷史學家對它的判斷與定位。
晚近出版的《中國歷史大辭典》有關條目寫道：“萬歷中，無錫人顧憲成革職還鄉(xiāng)，與同鄉(xiāng)高攀龍及武進人錢一本等在無錫東林書院講學，評論時政。不少朝臣遙相應和，失意士大夫聞風趨附。時人謂之東林黨。”而所謂“東林黨”則被解釋為“明后期以江南士大夫為主的政治團體”。把東林書院定位為“評論時政”的“政治團體”，把東林書院與“東林黨”之間劃上了等號。東林書院是一個“政治團體”嗎？東林書院是一個“黨”嗎？看來似乎有重新加以檢討的必要。
東林書院原本是宋儒楊時的講學場所。楊時師事二程（程頤、程顥），研究孔孟之道，告老致仕后，在無錫城東創(chuàng)辦東林書院，在此著書講學。元末時書院廢棄，成為寺廟。明朝成化年間（1465—1487年），無錫人邵寶試圖在此重建東林書院，沒有成功，便在城南另外建立一個東林書院，王陽明還為此寫了一篇《城南東林書院記》。楊時書院在城東弓河畔，顧憲成、高攀龍等人在此舊址重建東林書院后，城南東林書院逐漸荒落，無人知曉。幸虧康熙《東林書院志》的編者嚴瑴寫了《兩東林辨》，人們才知道曾經(jīng)有過一個城南東林書院。
萬歷二十二年（1594年），吏部驗封司員外郎顧憲成，因議論“三王并封”以及會推閣員事宜，與內(nèi)閣意見不合，被革職為民，回到家鄉(xiāng)無錫，他的兄弟顧允成、朋友高攀龍也脫離官場回到無錫，與士子們一起講求學問，有意復興楊時的書院。萬歷三十二年，顧憲成等得到常州知府、無錫知縣的支持，修復楊時的祠堂，又由志同道合者募捐出資重建精舍，這就是以后名噪一時的東林書院，號稱“東南講學之盛遂甲天下”。
能夠使上自公卿下至布衣“虛己悚神，執(zhí)經(jīng)以聽”的東林書院的吸引力何在？它的宗旨又是什么呢？
按照顧憲成、高攀龍的解釋，他們是想通過書院的講學，繼承儒家的正統(tǒng)學脈，糾正風靡一時的王陽明心學“束書不觀，游談無根”的傾向，撥亂反正，回歸程朱理學。顧憲成在他的文集《涇皋藏稿》中，多次談到陽明學的流弊：“憑恃聰明，輕侮先圣，注腳六經(jīng)，高談闊論，無復忌憚”，也就是說，對儒學經(jīng)典的解讀采取一種輕率、隨意的態(tài)度。因此他為東林書院草擬的“院規(guī)”，明確提出，遵循朱熹白鹿洞書院的“學規(guī)”，要點就是“尊經(jīng)”——尊重儒學經(jīng)典，以“孔子表彰六經(jīng)，程朱表彰四書”為榜樣，意在糾正文人的不良學風——厭惡平淡，追求新奇，結(jié)果腹空而心高。他如此描述這種不良學風：“一則曰：何必讀書然后為學；一則曰：六經(jīng)注我，我注六經(jīng)。結(jié)果孔子的一腔苦心，程朱的窮年畢力，都付諸東流?！睆闹胁浑y看出，顧憲成創(chuàng)辦東林書院的宗旨，在于正本清源，使士子們了解孔孟以來的儒學正統(tǒng)，不為異端邪說所迷惑。
顧憲成、高攀龍等人在書院的講義——“東林商語”、“東林論學語”，充分反映了這一點。書院的日常功課及議論焦點，并不在政治，而在學術。它的影響巨大的講會，即每月一次的小會（十四日至十六日），每年一次的大會（春季或秋季），以往人們多誤解為政治性集會，其實不然。
東林講會到底議論些什么呢？“東林會約”有明確規(guī)定：“每會推一人為主，主說《四書》一章，此外有問則問，有商量則商量?！焙茱@然，大家聚集在一起，研讀《四書》中的一章，互相切磋，加深理解。顧憲成為他的弟弟顧允成所寫的小傳中說，每年一次大會，每月一次小會，顧允成進入講堂，侃侃而談，遠必稱孔子孟子，近必稱周敦頤、程頤、程顥。如果有人發(fā)表“新奇險怪之說”，他立即臉色大變，堅決拒絕。
你看，轟動全國的東林講會，根本不是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樣，群情激昂地抨擊朝政，而是書生氣十足地研討《四書》的經(jīng)義，從孔孟一直談到程朱。這種規(guī)矩，在顧憲成去世后，繼續(xù)主持書院的高攀龍、吳覲華仍然堅持，在“東林會約”中再三強調(diào)：東林的教導原本出于程朱，以“窮理致知”為目的，對于儒學經(jīng)典的研讀必須經(jīng)年累月，做到出口成章。
其中的緣由是容易理解的。顧憲成與高攀龍等人罷官下野，對于政治紛爭久已厭倦，回歸故里，以創(chuàng)辦書院來寄托心志，只談學問，不談政治，似乎是他們發(fā)自內(nèi)心的渴望。萬歷三十六年（1608年）十月二十一日，顧憲成接到皇帝的圣旨，任命他為南京光祿寺少卿，希望他出山為朝廷再度效力。顧憲成立即寫了辭呈，理由是他已經(jīng)步入老年，“目昏眼花，老態(tài)盡見”，并且早已不問政治——“入山唯恐不深，入林唯恐不密，恝然置安危理亂于不問，以自便其身”。也就是說，進入深山密林，遠離現(xiàn)實政治，是顧憲成追求的理想境界。他對政治已經(jīng)不感興趣，把自己看作一個“桃花源中人”。他在給摯友李三才的信中，真誠地吐露了這種心聲，表示專心辦好東林書院，優(yōu)游于林間水下，不再過問政治，是他晚年的追求。他在信中這樣寫道：東林書院是他的“書生腐腸未斷處”，與同志一起切磋學問，聲譽漸旺，可以不虛此生了。一旦要我放棄，實在有所不忍。在給友人的信中說，他現(xiàn)在是日出而起、日中而食、日入而寢，專注于詩書文字，“門以外黑白事寂置不問”，“應酬都罷，幾如桃花源人，不復聞人間事”。
這是他真實心態(tài)的流露，與高攀龍所說“當今之世乃擾攘之秋，只可閉門潛修”，是默然契合的。高攀龍對他的老師趙南星說，他已經(jīng)處在“入山閉關”的狀態(tài)，既然是山中人，如果不一味靜默就不能做學問，而且“世局如此，總無開口處，總無著心處，落得做個閑人”。
顧、高二君子以如此精神狀態(tài)主持東林書院，當然要把“莫談國是”作為“院規(guī)”。確實，東林書院的院規(guī)中有“九損”——禁絕九種不良習氣，明確告誡書院同仁不得“評有司短長”、“議鄉(xiāng)井曲直”，這就意味著，不得評論政府官員及地方政治。吳覲華遵循這一既定方針，重申書院規(guī)則時，特別強調(diào)以下兩條：其一是禁絕議論，“自今談經(jīng)論道之外，凡朝廷之上、郡邑之間是非得失，一切有聞不談，有問不答，一味勤修講學”；其二是，不得把社會上“是非曲直、囂陵詬誶之言”帶到東林講會上，不得把外界的政治性文件——“飛書、揭帖、說單、訴辨之類”，帶進東林書院大門。
凡此種種，都彰顯東林書院為學問而學問，遠離現(xiàn)實政治的標榜，沒有停留于口頭，而是付諸實踐了。近人不加細察，卻把它誤解成為一個議論政治的講壇、改革政治的團體。
美國學者賀凱（CharlesO.Hucker）在《明末的東林運動》一文中說得好：“明末東林運動的失敗，代表傳統(tǒng)儒家價值觀念與現(xiàn)實惡劣政治勢力斗爭的一個典型，他們是一支重整道德的十字軍，但不是一個改革政治的士大夫團體?！泵绹鴮W者費正清與賴肖爾《中國：傳統(tǒng)與變革》一書中論及東林書院時，寫道：東林書院“以一場道德的改革運動重新確立儒家行為的傳統(tǒng)準則”，“他們強調(diào)道德完善的極端重要性”。
所謂重整道德，廣義地說，可以包括兩個層次：在朝為官，整頓君臣的政治道德；在野為民，整頓士子的學術道德。東林書院關注的當然是后者，通過講學來糾正彌漫于社會的王學流弊，正如華允誼《東林續(xù)志序》所說，由于王陽明學說深入人心，使得程朱理學的正脈處于邊緣化狀態(tài)，顧憲成、高攀龍創(chuàng)復書院，闡釋儒學正脈，予以糾正。顧、高諸君子要撥亂反正，要救世，而救世的手段就是“相期于道德”，改變“任心而廢學”、“任空而廢行”的空疏學風。他們把這種以道德救世的思想在東林書院中具體化了。
東林書院那些謙謙君子們，以澄澈明凈的心境來對待他們視為靈魂寄托的學問功夫，用一種近乎宗教般虔誠的態(tài)度來對待講學。無怪乎吳覲華要說：“宗教者，奉涇陽（顧憲成）、啟新（錢一本）、景逸（高攀龍）三先生之教，宗而主之也?！狈Q他們是“一支重整道德的十字軍”，實在是再恰當不過了。
東林非黨論
晚明政治史上的“東林黨”，人們耳熟能詳，習以為常，很少有人反問一句：東林究竟是不是一個“黨”？是政黨還是朋黨？這并非故意聳人聽聞，而是以現(xiàn)代歷史學家的深邃目光追尋歷史的本來面目，歷史上真的存在過一個“東林黨”嗎？
“黨”這個字，在現(xiàn)今國人的話語體系中的含義，主要指“政黨”。政黨是近代政治的產(chǎn)物，17世紀英國出現(xiàn)輝格黨、托利黨之前，并無政黨。就中國而言，1894年出現(xiàn)興中會之前，也無政黨之可言。中國古代史籍中常見的“黨”，是朋黨之“黨”，而非政黨之“黨”，例如東漢的“黨錮之禍”，晚唐的“牛李黨爭”，北宋的“新黨”、“舊黨”，南宋的“偽學逆黨”等，幾乎無一例外是朋黨或是被對立面誣陷為朋黨的?！皷|林黨”當然也是如此。漢字的特性往往一字多義，朋黨之“黨”，與政黨之“黨”，是同一個字。在英文中，政黨之“黨”是Parties,朋黨之“黨”是Factions,區(qū)分得一清二楚，決不至于把朋黨誤為政黨。
《劍橋中國隋唐史》寫到“牛李黨爭”時指出：“這種派別不論在當時或在后世歷史記載中都被稱為‘黨’（Factions），但決不是我們今天意義上的政黨中的‘黨’（Parties）”；“中國的政治理論通常都認為，如果準許在朝廷結(jié)成朋黨（朋黨乃是廣泛的政治活動的必然結(jié)果），那么，人們所期待的能實現(xiàn)長治久安的道德和社會秩序便要可悲地受到損害”；“‘黨’這個字表示道德敗壞，它對指控者和被指控者都有威力，都可能遭到貶謫”。
毫無疑問，史籍中所說的“東林黨”之“黨”，是朋黨而不是政黨。黃仁宇在《劍橋中國明代史》第九章寫到“東林書院和朋黨之爭”時，明確指出：“東林黨不是這個用語的現(xiàn)代意義的政治黨派。翻譯為‘黨派’的‘黨’字有貶義，在意義上更接近諸如‘派系’、‘宗派’或‘幫伙’一類的詞。成員的身份沒有固定的標準，開始時，‘黨人’從他們的敵人得到這個稱號?！边@是對于史料有了精深理解之后的準確表達。
其實東林無所謂“黨”，“黨”是它的政敵強加的，東林諸君子并不自稱為“東林黨人”。道理是很顯然的，孔子在《論語》中教導他的弟子“君子群而不黨”，以繼承并發(fā)揚孔孟儒學正統(tǒng)為己任的東林諸君子，對此是深信不疑的，“結(jié)黨”是正直人士所不齒的，決不可能自誣為“黨”。正如《東林同難列傳》所說，顧、高諸君子在東林書院“偕諸同志以道學相切磨”，受到海內(nèi)士大夫的敬仰，跟從的人日益增多，于是，“邪臣遂指之為門戶”。此處所謂“門戶”，按照當時人的習慣，是朋黨的同義語?！睹魇贰O丕揚傳》說：“南北言官群擊李三才、王元翰，連及里居顧憲成，謂之‘東林黨’?！边@就是東林書院被稱為“東林黨”的由來。
李三才是萬歷后期官僚隊伍中少見的干才，萬歷二十七年他出任漕運總督、鳳陽巡撫，政績卓著，頗得人望。萬歷三十六年，內(nèi)閣中朱賡病逝，李廷機又借口生病閉門不出，只剩下葉向高一人苦苦支撐，補充閣員便成為當務之急。此時李三才已經(jīng)在漕運總督之外加上了戶部尚書、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頭銜，成為理想的候選人。當時政壇上派系林立，互相傾軋，內(nèi)閣權(quán)臣李廷機企圖阻止李三才入閣，指使其親信彈劾李三才貪、險、假、橫，給李三才勾畫一副貪官嘴臉，并且無中生有地說李三才“黨羽日甚”，一下子就把此事定位于“結(jié)黨”的層次上。御史徐兆魁與之一唱一和，在“結(jié)黨營私”上大做文章，影射李三才身后有一個“黨”，而且這個“黨”是“藉道學為名”的，含沙射影地指向東林書院。書生氣十足的顧憲成寫信給內(nèi)閣大學士葉向高、吏部尚書孫丕揚，為李三才辯護。政敵們抓住把柄，攻擊顧憲成“講學東林，遙執(zhí)朝政”，與李三才結(jié)成“東林黨”。
在這場風潮中，御史徐兆魁表現(xiàn)得最為惡劣，多次在奏疏中誣陷東林書院與顧憲成，說什么“今日天下大勢盡歸東林”，“今顧憲成等身雖不離山林，而飛書走使充斥長安（指北京），馳騖各省，欲令朝廷黜陟予奪之權(quán)盡歸其操縱”。為了搞臭“東林黨”，他肆意捏造東林書院“挾制有司，憑陵鄉(xiāng)曲”的罪狀，幾乎每一條都離奇得令人難以相信。例如：東林書院在滸墅關附近的小河向來往商船收稅，脅迫滸墅關的官吏以“修書院”的名義向東林書院送銀兩；又如：東林書院的成員到各地講學，動輒一百多人，要縣衙門迎接款待，每次耗費銀子二百兩上下；再如：東林書院的講會“雜以時事”，它的講義刊印出來，涉及地方政治事宜，各地方政府必須照辦。如此等等，都是信口雌黃編造出來的。
這種不擇手段的攻擊引起了正直人士的憤怒，光祿寺丞吳炯對徐兆魁捏造的東林書院罪狀一一予以駁斥。他以確鑿的事實指出：滸墅關附近小河根本無法通行商船，只能通行小船，從來無稅；來參加東林講會的人都是自費，書院從未向滸墅關官吏索要銀兩；東林講會的經(jīng)費都來自參會者捐資，從不接受縣衙資助；至于講會“雜以時事”云云，更為無稽之談，他說：“會中之規(guī)，每日輪客一位，講書一章，互相問難，青衿皆得質(zhì)所疑。講畢，童子歌詩一章，遂散。舉坐無嘩，并不談時事。即民風土俗與會友家常之事，亦置不言，奚關各邑之行事？”
萬歷四十年五月，顧憲成在一片誹謗聲中與世長辭，觸發(fā)了正直人士為他辯護洗刷的激情。然而，此后對東林書院的攻擊愈演愈烈，誣蔑它是“遙制國是”的“黨”。以講學為宗旨的東林書院被看作一個“黨”，無異于重演南宋時禁錮朱熹辦書院講學的“偽學逆黨”之禁，是不祥之兆。南京工科給事中喻致知在奏疏中點明了這一點：“偽學之禁，盛世不聞，僅于宋季見之”，并且憂心忡忡地指出：“偽學之禁網(wǎng)益密，宋之國祚亦不振”，提醒當權(quán)者深長思之。
到了天啟初年，一些原先與東林書院有關的人士回到了政壇，把重整道德的精神帶到官場，與魏忠賢及其“閹黨”展開了殊死較量。魏忠賢之流把凡是反對“閹黨”專政的人一概斥為“東林黨”，把原本子虛烏有的“東林黨”當作一個組織實體，開出黑名單，重演一次“黨錮之禍”。
魏忠賢的親信盧承欽編成《東林黨人榜》，開列“東林黨人”三百零九人，用奏疏的形式于天啟五年呈報朝廷，由專擅朝政的魏忠賢把它向全國公布。其政治意圖十分明顯，一方面要證明“東林黨”是一個政治實體；另一方面示意政府部門按照這個名單清除異己勢力。
與此同時，一貫與東林書院為敵的吏部尚書王紹徽，仿照《水滸傳》一百零八將的名號，編了一本黑名單，這就是臭名昭著的《東林點將錄》。此后接二連三還有《東林同志錄》、《東林籍貫錄》、《盜柄東林伙》等。
值得注意的是，王紹徽在《東林點將錄》中，把李三才、葉向高列為“東林黨”的一、二號領袖：“開山元帥托塔天王南京戶部尚書李三才”、“天魁星及時雨大學士葉向高”。把李三才、葉向高作為“東林黨”的領袖，并非王紹徽的發(fā)明。萬歷四十二年戶科給事中官應震就揚言：十余年來東林書院的不肖之徒，為了“號召徒黨”，“外資氣魄于李三才，內(nèi)借威福于葉向高”。其實十分牽強附會。李三才本人從來不認為自己是“東林”的一員，他公開聲明，東林是東林，李三才是李三才，兩者不可混為一談。至于葉向高，根本與東林毫不相干，他在政治上一向傾向于沈一貫的“浙黨”，按照當時的朋黨政治標準來劃線，“浙黨”是東林的對立面。由此可見，這個黑名單完全是為了政治斗爭的需要而炮制出來的，毫無事實根據(jù)。
如果說李三才是“東林黨”的第一號人物，葉向高是“東林黨”的第二號人物，那么按照黨同伐異的原則，他們二人理應密切配合。當李三才呼聲甚高時，葉向高為何不大力支持，援引他入閣，營造一個“東林內(nèi)閣”，而是多次請求皇帝批準李三才辭職？當東林人士楊漣彈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時，葉向高很不以為然，主張由他出面調(diào)停，才可以避免大禍。魏忠賢早就對葉向高動輒掣肘有所不滿，礙于他的元老重臣身份，才讓他以辭職的體面方式下臺，但是必須使他在政治上聲譽掃地，于是硬把他與李三才捆綁在一起，成為“東林黨”的領袖。
1957年出版的《東林黨籍考》，依據(jù)《東林黨人榜》、《東林點將錄》所提供的名單，對所謂“東林黨人”逐個寫出小傳，卻并未考辨真假是非。既然此書名為“東林黨籍考”，顧名思義必須客觀地考辨哪些人不能列入“東林黨籍”，原因很簡單，因為這份名單是魏忠賢為了打擊異己勢力而炮制出來的，事實真相并非如此。然而《東林黨籍考》上的第一、第二號人物依然是李三才、葉向高，其他人物也出于上述黑名單，該書的出版無異于肯定了《東林黨人榜》、《東林點將錄》的可信性，與歷史真相相去甚遠。
《晉書·卻詵》說：“動則爭競，爭競則朋黨，朋黨則誣罔，誣罔則臧否失實，真?zhèn)蜗嗝啊！睂τ谕砻髋簏h風潮中的“東林黨”，也應作如是觀。
鑒于“東林黨”的稱呼容易產(chǎn)生誤解，不少學者在論述這段歷史時，不稱“東林黨”而稱“東林運動”，大概便是出于這種考慮。《劍橋中國明代史》的第九章“隆慶和萬歷時期”，出于黃仁宇的手筆，在寫到“東林書院與朋黨之爭”時，措辭非常謹慎，特別避開“東林黨”的字樣，而采用“開創(chuàng)東林運動的人”、“東林運動的成員”之類說法。韓國漢城大學教授吳金成在《明清時期的江南社會》中也有類似的表述：“以東林書院為中心的講學運動即東林運動”，“所謂東林運動是通過講學所產(chǎn)生的鄉(xiāng)村評論和輿論集中為主的活動”。
如此看來，以往人們習以為常的“東林黨”提法，實在有改一改的必要了。
晚明史上轟動一時的東林書院，于萬歷三十二年（1604年）創(chuàng)建，天啟五年（1625年）被政府當局禁毀，只存在了短短的二十一年，卻在當時社會激起巨大反響，成為政治家們關注的焦點，推崇它的贊譽為文化盛舉，詆毀它的斥責為諷議朝政。與它同時代的人對它的看法已經(jīng)十分歧異，到了清朝編纂《明史》時，關于它的追述已經(jīng)不是原先的本來面目，以致影響了今日歷史學家對它的判斷與定位。
晚近出版的《中國歷史大辭典》有關條目寫道：“萬歷中，無錫人顧憲成革職還鄉(xiāng)，與同鄉(xiāng)高攀龍及武進人錢一本等在無錫東林書院講學，評論時政。不少朝臣遙相應和，失意士大夫聞風趨附。時人謂之東林黨。”而所謂“東林黨”則被解釋為“明后期以江南士大夫為主的政治團體”。把東林書院定位為“評論時政”的“政治團體”，把東林書院與“東林黨”之間劃上了等號。東林書院是一個“政治團體”嗎？東林書院是一個“黨”嗎？看來似乎有重新加以檢討的必要。
東林書院原本是宋儒楊時的講學場所。楊時師事二程（程頤、程顥），研究孔孟之道，告老致仕后，在無錫城東創(chuàng)辦東林書院，在此著書講學。元末時書院廢棄，成為寺廟。明朝成化年間（1465—1487年），無錫人邵寶試圖在此重建東林書院，沒有成功，便在城南另外建立一個東林書院，王陽明還為此寫了一篇《城南東林書院記》。楊時書院在城東弓河畔，顧憲成、高攀龍等人在此舊址重建東林書院后，城南東林書院逐漸荒落，無人知曉。幸虧康熙《東林書院志》的編者嚴瑴寫了《兩東林辨》，人們才知道曾經(jīng)有過一個城南東林書院。
萬歷二十二年（1594年），吏部驗封司員外郎顧憲成，因議論“三王并封”以及會推閣員事宜，與內(nèi)閣意見不合，被革職為民，回到家鄉(xiāng)無錫，他的兄弟顧允成、朋友高攀龍也脫離官場回到無錫，與士子們一起講求學問，有意復興楊時的書院。萬歷三十二年，顧憲成等得到常州知府、無錫知縣的支持，修復楊時的祠堂，又由志同道合者募捐出資重建精舍，這就是以后名噪一時的東林書院，號稱“東南講學之盛遂甲天下”。
能夠使上自公卿下至布衣“虛己悚神，執(zhí)經(jīng)以聽”的東林書院的吸引力何在？它的宗旨又是什么呢？
按照顧憲成、高攀龍的解釋，他們是想通過書院的講學，繼承儒家的正統(tǒng)學脈，糾正風靡一時的王陽明心學“束書不觀，游談無根”的傾向，撥亂反正，回歸程朱理學。顧憲成在他的文集《涇皋藏稿》中，多次談到陽明學的流弊：“憑恃聰明，輕侮先圣，注腳六經(jīng)，高談闊論，無復忌憚”，也就是說，對儒學經(jīng)典的解讀采取一種輕率、隨意的態(tài)度。因此他為東林書院草擬的“院規(guī)”，明確提出，遵循朱熹白鹿洞書院的“學規(guī)”，要點就是“尊經(jīng)”——尊重儒學經(jīng)典，以“孔子表彰六經(jīng)，程朱表彰四書”為榜樣，意在糾正文人的不良學風——厭惡平淡，追求新奇，結(jié)果腹空而心高。他如此描述這種不良學風：“一則曰：何必讀書然后為學；一則曰：六經(jīng)注我，我注六經(jīng)。結(jié)果孔子的一腔苦心，程朱的窮年畢力，都付諸東流?！睆闹胁浑y看出，顧憲成創(chuàng)辦東林書院的宗旨，在于正本清源，使士子們了解孔孟以來的儒學正統(tǒng)，不為異端邪說所迷惑。
顧憲成、高攀龍等人在書院的講義——“東林商語”、“東林論學語”，充分反映了這一點。書院的日常功課及議論焦點，并不在政治，而在學術。它的影響巨大的講會，即每月一次的小會（十四日至十六日），每年一次的大會（春季或秋季），以往人們多誤解為政治性集會，其實不然。
東林講會到底議論些什么呢？“東林會約”有明確規(guī)定：“每會推一人為主，主說《四書》一章，此外有問則問，有商量則商量?！焙茱@然，大家聚集在一起，研讀《四書》中的一章，互相切磋，加深理解。顧憲成為他的弟弟顧允成所寫的小傳中說，每年一次大會，每月一次小會，顧允成進入講堂，侃侃而談，遠必稱孔子孟子，近必稱周敦頤、程頤、程顥。如果有人發(fā)表“新奇險怪之說”，他立即臉色大變，堅決拒絕。
你看，轟動全國的東林講會，根本不是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樣，群情激昂地抨擊朝政，而是書生氣十足地研討《四書》的經(jīng)義，從孔孟一直談到程朱。這種規(guī)矩，在顧憲成去世后，繼續(xù)主持書院的高攀龍、吳覲華仍然堅持，在“東林會約”中再三強調(diào)：東林的教導原本出于程朱，以“窮理致知”為目的，對于儒學經(jīng)典的研讀必須經(jīng)年累月，做到出口成章。
其中的緣由是容易理解的。顧憲成與高攀龍等人罷官下野，對于政治紛爭久已厭倦，回歸故里，以創(chuàng)辦書院來寄托心志，只談學問，不談政治，似乎是他們發(fā)自內(nèi)心的渴望。萬歷三十六年（1608年）十月二十一日，顧憲成接到皇帝的圣旨，任命他為南京光祿寺少卿，希望他出山為朝廷再度效力。顧憲成立即寫了辭呈，理由是他已經(jīng)步入老年，“目昏眼花，老態(tài)盡見”，并且早已不問政治——“入山唯恐不深，入林唯恐不密，恝然置安危理亂于不問，以自便其身”。也就是說，進入深山密林，遠離現(xiàn)實政治，是顧憲成追求的理想境界。他對政治已經(jīng)不感興趣，把自己看作一個“桃花源中人”。他在給摯友李三才的信中，真誠地吐露了這種心聲，表示專心辦好東林書院，優(yōu)游于林間水下，不再過問政治，是他晚年的追求。他在信中這樣寫道：東林書院是他的“書生腐腸未斷處”，與同志一起切磋學問，聲譽漸旺，可以不虛此生了。一旦要我放棄，實在有所不忍。在給友人的信中說，他現(xiàn)在是日出而起、日中而食、日入而寢，專注于詩書文字，“門以外黑白事寂置不問”，“應酬都罷，幾如桃花源人，不復聞人間事”。
這是他真實心態(tài)的流露，與高攀龍所說“當今之世乃擾攘之秋，只可閉門潛修”，是默然契合的。高攀龍對他的老師趙南星說，他已經(jīng)處在“入山閉關”的狀態(tài)，既然是山中人，如果不一味靜默就不能做學問，而且“世局如此，總無開口處，總無著心處，落得做個閑人”。
顧、高二君子以如此精神狀態(tài)主持東林書院，當然要把“莫談國是”作為“院規(guī)”。確實，東林書院的院規(guī)中有“九損”——禁絕九種不良習氣，明確告誡書院同仁不得“評有司短長”、“議鄉(xiāng)井曲直”，這就意味著，不得評論政府官員及地方政治。吳覲華遵循這一既定方針，重申書院規(guī)則時，特別強調(diào)以下兩條：其一是禁絕議論，“自今談經(jīng)論道之外，凡朝廷之上、郡邑之間是非得失，一切有聞不談，有問不答，一味勤修講學”；其二是，不得把社會上“是非曲直、囂陵詬誶之言”帶到東林講會上，不得把外界的政治性文件——“飛書、揭帖、說單、訴辨之類”，帶進東林書院大門。
凡此種種，都彰顯東林書院為學問而學問，遠離現(xiàn)實政治的標榜，沒有停留于口頭，而是付諸實踐了。近人不加細察，卻把它誤解成為一個議論政治的講壇、改革政治的團體。
美國學者賀凱（CharlesO.Hucker）在《明末的東林運動》一文中說得好：“明末東林運動的失敗，代表傳統(tǒng)儒家價值觀念與現(xiàn)實惡劣政治勢力斗爭的一個典型，他們是一支重整道德的十字軍，但不是一個改革政治的士大夫團體?！泵绹鴮W者費正清與賴肖爾《中國：傳統(tǒng)與變革》一書中論及東林書院時，寫道：東林書院“以一場道德的改革運動重新確立儒家行為的傳統(tǒng)準則”，“他們強調(diào)道德完善的極端重要性”。
所謂重整道德，廣義地說，可以包括兩個層次：在朝為官，整頓君臣的政治道德；在野為民，整頓士子的學術道德。東林書院關注的當然是后者，通過講學來糾正彌漫于社會的王學流弊，正如華允誼《東林續(xù)志序》所說，由于王陽明學說深入人心，使得程朱理學的正脈處于邊緣化狀態(tài)，顧憲成、高攀龍創(chuàng)復書院，闡釋儒學正脈，予以糾正。顧、高諸君子要撥亂反正，要救世，而救世的手段就是“相期于道德”，改變“任心而廢學”、“任空而廢行”的空疏學風。他們把這種以道德救世的思想在東林書院中具體化了。
東林書院那些謙謙君子們，以澄澈明凈的心境來對待他們視為靈魂寄托的學問功夫，用一種近乎宗教般虔誠的態(tài)度來對待講學。無怪乎吳覲華要說：“宗教者，奉涇陽（顧憲成）、啟新（錢一本）、景逸（高攀龍）三先生之教，宗而主之也?！狈Q他們是“一支重整道德的十字軍”，實在是再恰當不過了。
東林非黨論
晚明政治史上的“東林黨”，人們耳熟能詳，習以為常，很少有人反問一句：東林究竟是不是一個“黨”？是政黨還是朋黨？這并非故意聳人聽聞，而是以現(xiàn)代歷史學家的深邃目光追尋歷史的本來面目，歷史上真的存在過一個“東林黨”嗎？
“黨”這個字，在現(xiàn)今國人的話語體系中的含義，主要指“政黨”。政黨是近代政治的產(chǎn)物，17世紀英國出現(xiàn)輝格黨、托利黨之前，并無政黨。就中國而言，1894年出現(xiàn)興中會之前，也無政黨之可言。中國古代史籍中常見的“黨”，是朋黨之“黨”，而非政黨之“黨”，例如東漢的“黨錮之禍”，晚唐的“牛李黨爭”，北宋的“新黨”、“舊黨”，南宋的“偽學逆黨”等，幾乎無一例外是朋黨或是被對立面誣陷為朋黨的?！皷|林黨”當然也是如此。漢字的特性往往一字多義，朋黨之“黨”，與政黨之“黨”，是同一個字。在英文中，政黨之“黨”是Parties,朋黨之“黨”是Factions,區(qū)分得一清二楚，決不至于把朋黨誤為政黨。
《劍橋中國隋唐史》寫到“牛李黨爭”時指出：“這種派別不論在當時或在后世歷史記載中都被稱為‘黨’（Factions），但決不是我們今天意義上的政黨中的‘黨’（Parties）”；“中國的政治理論通常都認為，如果準許在朝廷結(jié)成朋黨（朋黨乃是廣泛的政治活動的必然結(jié)果），那么，人們所期待的能實現(xiàn)長治久安的道德和社會秩序便要可悲地受到損害”；“‘黨’這個字表示道德敗壞，它對指控者和被指控者都有威力，都可能遭到貶謫”。
毫無疑問，史籍中所說的“東林黨”之“黨”，是朋黨而不是政黨。黃仁宇在《劍橋中國明代史》第九章寫到“東林書院和朋黨之爭”時，明確指出：“東林黨不是這個用語的現(xiàn)代意義的政治黨派。翻譯為‘黨派’的‘黨’字有貶義，在意義上更接近諸如‘派系’、‘宗派’或‘幫伙’一類的詞。成員的身份沒有固定的標準，開始時，‘黨人’從他們的敵人得到這個稱號?！边@是對于史料有了精深理解之后的準確表達。
其實東林無所謂“黨”，“黨”是它的政敵強加的，東林諸君子并不自稱為“東林黨人”。道理是很顯然的，孔子在《論語》中教導他的弟子“君子群而不黨”，以繼承并發(fā)揚孔孟儒學正統(tǒng)為己任的東林諸君子，對此是深信不疑的，“結(jié)黨”是正直人士所不齒的，決不可能自誣為“黨”。正如《東林同難列傳》所說，顧、高諸君子在東林書院“偕諸同志以道學相切磨”，受到海內(nèi)士大夫的敬仰，跟從的人日益增多，于是，“邪臣遂指之為門戶”。此處所謂“門戶”，按照當時人的習慣，是朋黨的同義語?！睹魇贰O丕揚傳》說：“南北言官群擊李三才、王元翰，連及里居顧憲成，謂之‘東林黨’?！边@就是東林書院被稱為“東林黨”的由來。
李三才是萬歷后期官僚隊伍中少見的干才，萬歷二十七年他出任漕運總督、鳳陽巡撫，政績卓著，頗得人望。萬歷三十六年，內(nèi)閣中朱賡病逝，李廷機又借口生病閉門不出，只剩下葉向高一人苦苦支撐，補充閣員便成為當務之急。此時李三才已經(jīng)在漕運總督之外加上了戶部尚書、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頭銜，成為理想的候選人。當時政壇上派系林立，互相傾軋，內(nèi)閣權(quán)臣李廷機企圖阻止李三才入閣，指使其親信彈劾李三才貪、險、假、橫，給李三才勾畫一副貪官嘴臉，并且無中生有地說李三才“黨羽日甚”，一下子就把此事定位于“結(jié)黨”的層次上。御史徐兆魁與之一唱一和，在“結(jié)黨營私”上大做文章，影射李三才身后有一個“黨”，而且這個“黨”是“藉道學為名”的，含沙射影地指向東林書院。書生氣十足的顧憲成寫信給內(nèi)閣大學士葉向高、吏部尚書孫丕揚，為李三才辯護。政敵們抓住把柄，攻擊顧憲成“講學東林，遙執(zhí)朝政”，與李三才結(jié)成“東林黨”。
在這場風潮中，御史徐兆魁表現(xiàn)得最為惡劣，多次在奏疏中誣陷東林書院與顧憲成，說什么“今日天下大勢盡歸東林”，“今顧憲成等身雖不離山林，而飛書走使充斥長安（指北京），馳騖各省，欲令朝廷黜陟予奪之權(quán)盡歸其操縱”。為了搞臭“東林黨”，他肆意捏造東林書院“挾制有司，憑陵鄉(xiāng)曲”的罪狀，幾乎每一條都離奇得令人難以相信。例如：東林書院在滸墅關附近的小河向來往商船收稅，脅迫滸墅關的官吏以“修書院”的名義向東林書院送銀兩；又如：東林書院的成員到各地講學，動輒一百多人，要縣衙門迎接款待，每次耗費銀子二百兩上下；再如：東林書院的講會“雜以時事”，它的講義刊印出來，涉及地方政治事宜，各地方政府必須照辦。如此等等，都是信口雌黃編造出來的。
這種不擇手段的攻擊引起了正直人士的憤怒，光祿寺丞吳炯對徐兆魁捏造的東林書院罪狀一一予以駁斥。他以確鑿的事實指出：滸墅關附近小河根本無法通行商船，只能通行小船，從來無稅；來參加東林講會的人都是自費，書院從未向滸墅關官吏索要銀兩；東林講會的經(jīng)費都來自參會者捐資，從不接受縣衙資助；至于講會“雜以時事”云云，更為無稽之談，他說：“會中之規(guī)，每日輪客一位，講書一章，互相問難，青衿皆得質(zhì)所疑。講畢，童子歌詩一章，遂散。舉坐無嘩，并不談時事。即民風土俗與會友家常之事，亦置不言，奚關各邑之行事？”
萬歷四十年五月，顧憲成在一片誹謗聲中與世長辭，觸發(fā)了正直人士為他辯護洗刷的激情。然而，此后對東林書院的攻擊愈演愈烈，誣蔑它是“遙制國是”的“黨”。以講學為宗旨的東林書院被看作一個“黨”，無異于重演南宋時禁錮朱熹辦書院講學的“偽學逆黨”之禁，是不祥之兆。南京工科給事中喻致知在奏疏中點明了這一點：“偽學之禁，盛世不聞，僅于宋季見之”，并且憂心忡忡地指出：“偽學之禁網(wǎng)益密，宋之國祚亦不振”，提醒當權(quán)者深長思之。
到了天啟初年，一些原先與東林書院有關的人士回到了政壇，把重整道德的精神帶到官場，與魏忠賢及其“閹黨”展開了殊死較量。魏忠賢之流把凡是反對“閹黨”專政的人一概斥為“東林黨”，把原本子虛烏有的“東林黨”當作一個組織實體，開出黑名單，重演一次“黨錮之禍”。
魏忠賢的親信盧承欽編成《東林黨人榜》，開列“東林黨人”三百零九人，用奏疏的形式于天啟五年呈報朝廷，由專擅朝政的魏忠賢把它向全國公布。其政治意圖十分明顯，一方面要證明“東林黨”是一個政治實體；另一方面示意政府部門按照這個名單清除異己勢力。
與此同時，一貫與東林書院為敵的吏部尚書王紹徽，仿照《水滸傳》一百零八將的名號，編了一本黑名單，這就是臭名昭著的《東林點將錄》。此后接二連三還有《東林同志錄》、《東林籍貫錄》、《盜柄東林伙》等。
值得注意的是，王紹徽在《東林點將錄》中，把李三才、葉向高列為“東林黨”的一、二號領袖：“開山元帥托塔天王南京戶部尚書李三才”、“天魁星及時雨大學士葉向高”。把李三才、葉向高作為“東林黨”的領袖，并非王紹徽的發(fā)明。萬歷四十二年戶科給事中官應震就揚言：十余年來東林書院的不肖之徒，為了“號召徒黨”，“外資氣魄于李三才，內(nèi)借威福于葉向高”。其實十分牽強附會。李三才本人從來不認為自己是“東林”的一員，他公開聲明，東林是東林，李三才是李三才，兩者不可混為一談。至于葉向高，根本與東林毫不相干，他在政治上一向傾向于沈一貫的“浙黨”，按照當時的朋黨政治標準來劃線，“浙黨”是東林的對立面。由此可見，這個黑名單完全是為了政治斗爭的需要而炮制出來的，毫無事實根據(jù)。
如果說李三才是“東林黨”的第一號人物，葉向高是“東林黨”的第二號人物，那么按照黨同伐異的原則，他們二人理應密切配合。當李三才呼聲甚高時，葉向高為何不大力支持，援引他入閣，營造一個“東林內(nèi)閣”，而是多次請求皇帝批準李三才辭職？當東林人士楊漣彈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時，葉向高很不以為然，主張由他出面調(diào)停，才可以避免大禍。魏忠賢早就對葉向高動輒掣肘有所不滿，礙于他的元老重臣身份，才讓他以辭職的體面方式下臺，但是必須使他在政治上聲譽掃地，于是硬把他與李三才捆綁在一起，成為“東林黨”的領袖。
1957年出版的《東林黨籍考》，依據(jù)《東林黨人榜》、《東林點將錄》所提供的名單，對所謂“東林黨人”逐個寫出小傳，卻并未考辨真假是非。既然此書名為“東林黨籍考”，顧名思義必須客觀地考辨哪些人不能列入“東林黨籍”，原因很簡單，因為這份名單是魏忠賢為了打擊異己勢力而炮制出來的，事實真相并非如此。然而《東林黨籍考》上的第一、第二號人物依然是李三才、葉向高，其他人物也出于上述黑名單，該書的出版無異于肯定了《東林黨人榜》、《東林點將錄》的可信性，與歷史真相相去甚遠。
《晉書·卻詵》說：“動則爭競，爭競則朋黨，朋黨則誣罔，誣罔則臧否失實，真?zhèn)蜗嗝啊！睂τ谕砻髋簏h風潮中的“東林黨”，也應作如是觀。
鑒于“東林黨”的稱呼容易產(chǎn)生誤解，不少學者在論述這段歷史時，不稱“東林黨”而稱“東林運動”，大概便是出于這種考慮。《劍橋中國明代史》的第九章“隆慶和萬歷時期”，出于黃仁宇的手筆，在寫到“東林書院與朋黨之爭”時，措辭非常謹慎，特別避開“東林黨”的字樣，而采用“開創(chuàng)東林運動的人”、“東林運動的成員”之類說法。韓國漢城大學教授吳金成在《明清時期的江南社會》中也有類似的表述：“以東林書院為中心的講學運動即東林運動”，“所謂東林運動是通過講學所產(chǎn)生的鄉(xiāng)村評論和輿論集中為主的活動”。
如此看來，以往人們習以為常的“東林黨”提法，實在有改一改的必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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