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帝國興起之后，施政殘酷，賦稅繁重，但在宗教政策方面卻出奇的開放，允許“百花齊放”。當然，一切均有一個前題：為大元帝國服務(wù)！刀光劍影之中，十字架、降魔杵、道鑼襖火，好不熱鬧。蒙古人本身信奉的宗教，是一種多神的薩滿教，即女巫跳大神的那種原始宗教，占卜燒骨，驅(qū)魔治病，祈禱“長生天”，信仰“三魂”，形式比較低級。成吉思汗時代，中原漢地的僧人海云和道士邱處機等人深得青睞，但并非是這些人的道行和佛法讓鐵木真開竅，主要是老可汗想從這些人身上得取“常生不長”術(shù)，典型的蒙古實用主義思想。蒙哥汗時代，密宗大和尚那摩獲得信任，并在1255年僧道第一次于和林舉辦的“大專辯論會”上擊敗道士，蒙哥汗為此宣布：“佛門如掌，余皆如指”，把藏傳佛教置于儒、道兩教之上。三年以后，僧道第二次辯論會開平之辯，由忽必烈主持，由于他本人的“上師”就是吐蕃人八思巴，傾向性明顯，自然佛教又獲勝。

　　八思巴像講起元朝的藏傳佛教，必定要講八思巴這個人。此人是薩思迦派首領(lǐng)薩班的侄兒，七歲時即能誦經(jīng)數(shù)十萬言，“國人號之圣童，故名曰八思巴?！彼_班去世后，這位少年便被擁戴為薩迦派第五位教主。1252年，八思巴在六盤山與時任“總領(lǐng)漠南軍事”的蒙哥汗之弟忽必烈相見。由于要行軍經(jīng)過藏地，忽必烈把八思巴請來，本是想讓他協(xié)助蒙軍到藏地征集軍需物資。八思巴婉拒，表示說藏地地廣人稀，財源稀少。忽必烈惱怒，便想馬上打發(fā)八思巴回老家。但是，由于忽必烈的正妻察必信奉密宗，便勸夫君說，八思巴功德盛大，應(yīng)該把他留下。此前，察必剛剛接受了八思巴的“喜金鋼灌頂”?！肮囗敗北臼枪庞《纫环N宗教儀式，即取四海之水灌灑于國王頭頂以致福運，后為密宗借用，常以此儀式向人行傳法灌頂和結(jié)緣灌頂。女人喜歡這些奇怪的儀式，察必受灌后把自己價值連城的一粒碩大珍珠“貢獻”給八思巴，崇敬得不行。枕邊風最硬，忽必烈又傳八思巴入見。為了保住薩思迦派在藏的優(yōu)勢，八思巴歷數(shù)自己宗族教派長期以來在吐蕃、西夏、印度等地的崇高地位。派人察問，一切屬實，忽必烈大悅，與八思巴日見親近。

　　在老婆察必攛掇下，忽必烈也想“灌頂”。關(guān)系好歸關(guān)系好，八思巴非要忽必烈在儀式上跪受儀式，以弟子身份膜拜“上師”（即八思巴本人）。忽必烈不悅，蒙古人當時正在興盛的巔峰，自然不愿意宗教凌駕于世俗王權(quán)之上。最后，還是察必提出一個折中方法：“聽法及人少之時，上師可以坐上座。當王子、駙馬、官員、臣民聚會時，恐不能鎮(zhèn)伏，由汗王坐上座。吐蕃之事悉聽上師之教，不請于上師不下詔命?！边@稀泥和得好，既讓忽必烈臉面過得去，又給了八思巴在吐蕃“話語權(quán)”的實惠。皆大歡喜之余，1253年初，忽必烈在大營中接受“喜金鋼灌頂”儀式。當時，“弟子”38歲，“上師”才16歲。

　　儀式結(jié)束后，忽必烈向八思巴“孝敬”了一塊由巨大羊脂好玉雕成的印璽，并贈黃金白銀珍寶袈裟無數(shù)。而后，有好長一段時間八思巴經(jīng)涼州返回西藏，但師徒二人精神上的關(guān)系十分親密。

　　忽必烈支持密宗、推崇藏傳佛教的最初出發(fā)點，無非是想“因其俗而（懷）柔其人”，統(tǒng)戰(zhàn)手段而已。但蒙古人一直缺乏健全的、高級的“精神生活”，佛教又“博大精深”，忽必烈很快就成為真正虔誠的佛教徒。中統(tǒng)元年（公元1260年），忽必烈繼汗位后，馬上封八思巴為國師，授其白玉大印，“任中原法主，統(tǒng)天下教門”。至元元年（1264年），忽必烈又設(shè)總制院（圣元二十五年改名為“宣政院”），負責蒙古的一切宗教事務(wù)，并讓八思巴負責。所以說，忽必烈時代，八思巴成為元帝國的一切轄地的“精神領(lǐng)袖”，真正的“教皇”。藏傳佛教，終于奠定了他們在蒙古統(tǒng)治地區(qū)的無上地位。

　　八思巴對元朝做的真正有實際意義的一件事，是至元六年奉詔創(chuàng)制蒙古新字，“其字僅千余，其母凡四十有一”。在此之前，蒙古人自己沒有本民族文字，刻木結(jié)草記事而已。蒙古人興盛后，主要以漢語和畏兀兒語傳遞文書和發(fā)布命令，“考諸遼（國）、金（國），以及遐方諸國，例各有字。今（蒙古）文治浸興，而字書有缺，于一代制度，實為未備”，所以，八思巴的“蒙古新字”，終于填空了元朝“立國規(guī)?！钡囊豁敶罂瞻住Ｓ纱?，忽必烈“升號八思巴曰‘大寶法王’，更賜玉印”。八思巴“新字”，實際上是在藏文字母的基礎(chǔ)上，又弄出整套方形豎寫的拼音字母。由于他本人精熟梵語、蒙古語，又是學者出身，在弟子幫助下，鼓搗出這種文字方案，應(yīng)該不是件很難的事情。但是，由于八思巴文難于習寫，不能在帝國中下層以及漢人中間推行，元末漸廢棄不用?，F(xiàn)在，八思巴文的研究反而成為不少中外學者的“飯碗”，因為忽必烈時代不少公文、案牘、碑刻以及錢幣上均有八思巴文，許多佛經(jīng)也譯成八思巴文。

　　1276年，八思巴回藏地。忽必烈依依不舍，一直把這位“精神導師”送到青海的阿尼瑪卿雪山之下，二人才依依惜別。估計在大都八年多，大和尚得了“氧中毒”，四年之后，八思巴就病死，年四十六。忽必烈聞之震悼，賜號“皇天之下一人之上開教宣文輔治大圣至德普覺真智佑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基本把能用上的好字都用上了。

　　從八思巴本人講，他不僅推動了蒙藏之間的關(guān)系，又加強了吐蕃藏地依附中原帝國的紐帶，確實算個“好人”。而后，清朝帝王有樣學樣，進一步利用宗教關(guān)系加強了對西藏的統(tǒng)治，并推陳出新，創(chuàng)造出達賴、班禪等轉(zhuǎn)世制度，確保了對藏地的統(tǒng)治。

　　此外，據(jù)元末作家葉子奇的《草木子》記載，忽必烈尊崇八思巴，還有以下的一個原因：

　　世祖（忽必烈）既定天下，從容問劉太保（劉秉忠）曰：“天下無不敗之家，無不亡之國，朕之天下，后當誰得之？”劉（秉忠）曰：“西方之人得之?！笔雷嬉园怂悸椋ò怂及停┑蹘熡泄?，佐平天下，意其類當代有天下。（忽必烈）思為子孫長久計，欲陰損其福，而泄其氣。于是，尊其爵至于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豐其養(yǎng)至于東南數(shù)十郡之財不足以資之，隆其禮至于王公妃主皆拜伏如奴隸。甚而為授記，藉地以發(fā)摩頂以足代馬凳子以脊，極其卑賤。及其（八思巴）既死，復(fù)于西方再請一人，以襲其位，事之一遵其制。其所以待之如此者，蓋所以虛隆其至貴之禮，冀陰消其天下之福，以延其（忽必烈的元朝）國家之命。豈知歷數(shù)不可以虛邀，福祿為彼之妄得？

　　這種記述，很有可能也是忽必烈的一種心理因素，畢竟元朝皇帝都是大迷信之人?？梢?，后來的清朝達賴和班禪的轉(zhuǎn)世制度，最早的靈感都是源于忽必烈。

　　由于八思巴受到如此寵遇，蕃僧在元朝國內(nèi)的地位日益提高。這些人自恃能為蒙古帝王祈禱行愿，恃恩恣行，成為“色目人”中勢力最大的一伙兒。忽必烈即位不久即頒詔書，下令各級官員、軍隊對藏僧“皆不準欺凌，不準攤派兵役、賦稅和勞役”。密宗的殿舍，金牌使者也不能占宿，更不準向喇嘛廟“索取飲食和烏拉差役”，并且詳細列明密宗寺廟不能占用的財產(chǎn)名目。

　　至于施舍賞賜方面，元朝皇帝對密宗僧人的濫賞，數(shù)目之巨，駭人心目。僅忽必烈對八思巴一人的賞賜，就令當時的漢人大臣感慨：“國家財賦，半入西蕃?！倍遥旧厦课换实奂次磺?，都要接受形式繁瑣的藏傳佛教儀式，“先受佛戒，方正大寶?！庇纱耍实蹖Σ厣n物賜田，不計其數(shù)。舉例來講，據(jù)“虞集大護國仁王寺恒方碑”記載，這一處寺廟，就在大都城外擁有水地近三萬頃，陸地三萬五千傾，并占有山林湖泊魚蕩竹場等二十九處；泰定帝時，大天源延寺在吉安、平江二地就有一千多畝田為“永業(yè)”；元文宗時代，川地的大承天護圣寺，一次就獲賜十六萬九千多頃土地為“永業(yè)”。與之相較，云南一地，建孔子廟為學校，元廷僅拔地五頃。沒過幾年，這五頃地仍為當?shù)氐拇蟮滤滤謯Z。

　　由于地位尊崇，有地可圖，藏僧來內(nèi)地也絡(luò)繹不絕。元朝大德年間，藏地每年平均有千名僧人來內(nèi)地，其中除一些奉召為帝王宗室做佛事外，不少人是來中原和江南販運貨物求財?shù)?。他們往返的巨額費用不僅元政府要“報銷”，連交通工具都是元朝政府全程提供。由于販運貨物數(shù)目巨大，每年都累死驛馬無數(shù)。為此，元朝的漢臣痛心疾首地講：“佛以清凈為本，而僧徒（包括內(nèi)地的漢僧）貪慕貨利，一事所需，金帛無算。生民脂膏，縱其所欲。（此輩）又復(fù)畜養(yǎng)妻子，行不修法，適足以褻慢天神。比來佛事愈煩，累朝享國不永?！碧貏e可惡的是，不少藏僧身佩金虎圓符，“絡(luò)繹道路，騶騎數(shù)百，驛舍至不能容?！睔庋鎳虖堉?，還常常霸占民房，逼淫婦女，沒有一點佛家子弟氣象。

　　可笑的是，元朝統(tǒng)治者，不僅帝王宗室男子受戒，妃主及貴臣妻妾，也常常延詔帝師入家中“受戒”。“其夫自外歸，聞娘子受戒，則閉戶不入?！比绱?，“受戒”竟成為貴族婦女與番僧淫亂的絕佳借口，蒙古王公往往戴大綠帽也不悟。八思巴見忽必烈壁畫

　　“妃王寡居者，間數(shù)日，則親自赴堂受戒，往往恣其淫佚，名曰‘大布施’，又曰‘以身布施’”（《草木子》）。這些大和尚平日酒肉不離口，營養(yǎng)豐富，吃嘛嘛香，身體特棒，自然踴躍興奮地“為淫民服務(wù)”，滿足那些寡居久曠的貴族婦女欲求。由此，他們又會得到更多的物質(zhì)回報?！盀槠渫秸?，怙勢恣睢，日新月盛，氣焰薰灼，延于四方，為害不可勝言?！弊顕虖垥r，不僅藏僧敢從監(jiān)獄搶人，連宗王王妃也敢因爭道而拉之下馬，痛打惡罵，膽大包天。“事聞，詔釋不問”。元文宗時，還頒旨令：“凡民毆西僧者，截其手；詈（罵）之者，斷其舌”，對藏僧回護至極。

　　番僧中最惡者，當屬楊璉真加。忽必烈時代，此人被任命為“江南釋教總統(tǒng)”。這位楊璉真加“怙恩橫肆，勢焰爍人，窮驕極淫，不可具狀”。他最大的“功勞”，是在元世祖默許下，發(fā)掘南宋諸帝陵寢。窮刨深掘后，楊璉真加盜盡南宋陵墓內(nèi)的珍寶，然后把諸帝尸骨混在一起，又雜置牛馬枯骨埋于地下，上筑一塔，名曰鎮(zhèn)南塔。而且，密宗習俗，“得帝王骷髏，可以厭勝致富”，所以，南宋諸帝的頭蓋骨，均被楊“總統(tǒng)”挖出鑲金嵌銀當成潔器和酒器。特別是宋理宗尸體，由于傳說中他嘴里有大粒夜明珠，被楊璉真加派人倒懸于樹上，瀝干水銀后，遍剖胸腔頭部，探找那只大珠子。除南宋諸帝陵外，楊“總統(tǒng)”連南宋舊臣的墳?zāi)挂膊环胚^，共掘墳一百一十一處，徹頭徹尾一個“掘墳賊”。杭州任上，楊璉真加“受人獻美女寶物無算，且攘奪盜取財物，計金一千七百兩、銀六千八百兩、玉帶九、玉器大小百十有一、雜寶貝五十有二、大珠五十兩、鈔一十一萬六千二百錠、田二萬三千畝，私庇平民不輸公賦者二萬三千戶（賦稅直接交他）……”這些“罪狀”，只是他貪瀆的很小一部分，“他所藏匿未露者不論也”。對此，元廷的處理也只是“籍其妻孥田畝”，抄家了事，沒過多久就把楊璉真加放了?，F(xiàn)在，杭州靈隱寺內(nèi)那些山上不倫不類的石佛像，皆是當年楊“總統(tǒng)”的杰作。

　　對于宗教，忽必烈其實也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實用主義者，只要對他“有用”。信奉什么都可以，前提是必須為蒙古統(tǒng)治服務(wù)?？此崎_明的宗教政策，實則蘊含勃勃殺機。舉例講，忽必烈對伊斯蘭教大力扶持，但當有基督徒告訴他《可蘭經(jīng)》中有“盡殺一切多神教徒”時，他登時青筋暴露，馬上找來大都的伊斯蘭教士（蒙語譯為“答失蠻”）詢問此事是否屬實。其中一名教士回答說確實有此類記載。忽必烈冷笑：“真主既然命令爾等盡誅異教徒，奈何爾等現(xiàn)在不立時殺盡他們呢？”此教士傻不拉嘰回答：“時機未至，吾等尚缺盡誅異教徒的手段。”忽必烈大臉一沉，怒叱道：“我倒有此手段！”立命衛(wèi)士把回話教士的腦袋卸掉。同時，他對回回人割喉殺羊的習俗和其他飲食習俗也十分不滿，表示：“此輩乃我大元奴屬，飲食敢不隨我朝乎！”同時下令，敢有再以斷喉法宰殺羊只的，將被以同種方式處死。

　　雖如此，由于元朝回回人能經(jīng)商致富和為蒙古人斂財，仍舊大受信任。特別是阿合馬專政二十年，援引同類，回回人的勢力更是滲透到帝國各個角落。值得注意的是，阿合馬本人似乎并不是虔誠的伊斯蘭教徒。

　　在宗教方面，忽必烈也擅長在各教之間搞制衡。乃顏叛亂失敗后，望見戰(zhàn)場上狼藉遍地的頂端飾有十字架的乃顏部軍旗，元軍中的伊斯蘭教徒歡呼：“看吧，跟隨這種宗教的人，已經(jīng)被殲滅了！”忽必烈聞言，坐在大象背上頓發(fā)雷霆，發(fā)表高論，指出乃顏的失敗，正是他叛逆之行激怒了上帝，所以才遭嚴懲。“上帝”是不能被冤屈的，上帝不會站在乃顏這種謀逆之賊的一邊。所以，每逢復(fù)活節(jié)等節(jié)日，忽必烈總是裝出一臉虔誠，與基督徒們一起舉行宗教儀式，像模像樣，收買人心。從他對馬可·波羅一家的厚待，可以看出忽必烈對基督徒確實有好感。這些人不僅能向他貢獻各種異寶奇珍，又能向他講述各種奇聞佚事和蒙古人未到之地的風土人情。

　　忽必烈時代，中國的本土宗教道教最為淪落。邱處機死后，全真派隨著教長的死亡一蹶不振。特別是二次佛道大辯論，傾向性明顯的忽必烈徹查道教徒偽造道經(jīng)之事，并下令當眾剃掉參與辯論的道士頭發(fā)，迫其為僧，狠狠羞辱了這些“仙風道骨”的道徒。當然，道教中的正一道“天師”張可大由于在忽必烈攻南宋鄂州時獻過媚言，說“王爺后二十年當一統(tǒng)天下”，忽必烈記之于心。大元建立后，張可大已死，忽必烈便把其子召至大都封官晉爵，派他主持江南地區(qū)的道教事務(wù)。所以，忽必烈本人身上“薩滿教”的蒙古人心性十分明顯，對于讖言、巫術(shù)、燒骨、施咒等等怪力亂神最感興趣，教門義理倒成為次要。除正一派外，北方的太一道因能為皇帝“祠醮”，也一度大受青睞。總體而言，元代社會中，漢人本土宗教道教頹勢明顯，連遭打擊。且一蹶不振。到了清朝，異族入統(tǒng)中原的帝王們與元帝一樣崇佛，道教更是被排擠得幾無立足之地。

　　值得一提的是，蒙古人對亞洲特別是中西亞的伊斯蘭化，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以伊兒汗國為例，旭烈兀與其蒙古、突厥上層統(tǒng)治集團曾到處殘殺迫害伊斯蘭教徒。但是，到他曾孫合贊汗統(tǒng)治期間，為了能使寶座穩(wěn)固，合贊汗下令全體上層蒙古統(tǒng)治集團及軍隊將領(lǐng)、士兵全部皈依伊斯蘭教，由此，波斯大地徹頭徹尾變成了伊斯蘭地區(qū)。昔日存在的多種宗教，幾乎全為一種宗教所代替。這種局面，如果不是蒙古人的鐵血政策，單靠宗教本身的力量，不可能如此快地“立竿見影”。在漢地，忽必烈并未被儒臣說動“以夏變夷”，伊兒汗國和金帳汗國蒙古統(tǒng)治者卻被當?shù)卣鞣咄?。同化后，他們靠強力使廣大地區(qū)泛伊斯蘭化。世界歷史上最饒有趣味的一個現(xiàn)象是：一個地區(qū)一旦伊斯蘭化，就會永遠伊斯蘭化?？杀氖?，強力的合贊汗死后，伊兒汗國迅速衰落，軍事帝國的弱點很快把汗國帶入墳?zāi)?。而他推行的伊斯蘭化，不過是為他人做嫁衣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