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這個"蔑"字和"邾"字有著相似的境況。
這個地名，"三傳"分別有兩種記載，《左傳》記的是"篾"，《公羊傳》和《榖梁傳》記的是"眜"，這兩個字在古代讀音相同，所以有人這樣寫，有人那樣寫，其實都是指一個地方，如果換到現(xiàn)在，就總得有一個是別字了。
但是，無論是蔑還是眜，也許都錯了，這個地方應該叫做姑蔑，是魯國的一塊地方，也就是《左傳·定公十二年》和《古本竹書紀年》所記的姑蔑，據(jù)考證是在今天山東泗水縣東四十五里之地。
魯國人怎么會把自己的地名搞錯呢？惠棟推其原因，說這不是魯國人搞錯了，而是為了避諱--魯隱公的名叫"息姑"，而"姑蔑"的"姑"字犯了忌諱，所以被毫不留情得砍掉了。而《古本竹書紀年》是魏國的史書，犯不著避魯國的諱，所以把"姑蔑"原名照錄（Ⅰ）。
清人梁履繩《左通補釋》廣引諸說，其中詳引惠棟，說這里的蔑就是《左傳·定公十二年》"敗諸姑蔑"的姑蔑，之所以"敗諸姑蔑"不再避諱魯隱公名字里的"姑"字，是因為古人的慣例是"舍故諱新"，也就是說，魯定公時代的行文會避諱其前一代國君的名字，但前好幾代國君的名字就不必再避諱了，而魯定公就是在魯隱公之后好多代呢。梁履繩更引宋人程公說《春秋分記》，說叫姑蔑的地名當時不止一處，一在魯國一在越（Ⅱ）--考證春秋之地理是一門專門的學問，比如清人丁壽徵專有一部《春秋異地同名考》，在這一處就引顧炎武之說證實春秋有"二姑蔑"，各在哪里哪里（Ⅲ），算得上是古代的人文地理旅游指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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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á颍清]梁履繩《左通補釋》：蔑本姑蔑，定十二年"敗諸姑蔑"是也?！湃松峁手M新，故哀為定諱，定不為隱諱?！輻潯洞呵镒髠餮a注》一?！妹镉卸?，隱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定十二年"敗諸姑蔑"，魯?shù)匾?哀十三年"彌庸見姑蔑之旗"，越地也。程公說《春秋分記·疆理書十一》。
?。á螅清]丁壽徵《春秋異地同名考》"二姑蔑"條：一，定十二年"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杜無注，亭林謂當是魯?shù)?；一，哀十三?彌庸見姑蔑之旗"，杜注越地，今東陽大末縣。
由此我們不妨多想一個問題：魯隱公名叫息姑，所以姑蔑的姑字被避諱掉了，如果魯隱公名叫姑蔑，那可怎么辦呢？--這可不是我杞人憂天，而是一個很現(xiàn)實的顧慮，在后文中我們將會發(fā)現(xiàn)，國君起名字是要千小心、萬小心的，由名字造成的避諱是他們必須要考慮的問題之一，否則會惹來很大的麻煩的。后世很多帝王的名字都很生僻，我小時候讀書還為此很埋怨他們的父母，后來才明白人家這樣做是為了少招惹避諱上的麻煩，也算得一項善政了。
細想一下，還有一個可大可小的問題："蔑"和"眜"這兩個字可都不是"三傳"里的，而是來自"三傳"當中各自含有的《春秋》的經文，"三傳"雖然作者不一、師傳各異，出現(xiàn)這種文字出入在所難免，可是，《春秋》號稱出自圣人之手，應該是"三傳"共同的淵源才對，如果出現(xiàn)這種文字出入的情況，要么說明了《春秋》有不同的抄本流傳，要么說明"三傳"在抄錄經文的時候并沒有經過嚴格的三審三校。
一經三傳當中這類文字歧異的問題并非少數(shù)，元代大史家馬端臨就曾經因此而強烈地懷疑過《春秋》的可靠性，他說：《春秋》古經雖然《漢書·藝文志》有過記載，但孔子所修的《春秋》單行本從沒在世上露過面。自漢朝以來，所謂古經，其實都是從"三傳"里把《春秋》的經文抽取出來罷了。但問題是："三傳"各自所輯的《春秋》經文在很多地方都有出入，真不知以誰為準才好。比如"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這句《春秋》里的話，《左傳》版本是"蔑"，《公羊傳》和《榖梁傳》卻都寫作"眜"，也不知道孔子當初落筆的時候到底是寫作"蔑"呀還是寫作"眜"呢？同類的例子簡直多到數(shù)不過來--如果僅僅是人名、地名有些出入，倒也無關于春秋大義，但在事件記載上也頗多出入，這就不得不讓人懷疑其可信程度了。從一些線索推斷，"三傳"的三家學者肯定陸續(xù)各有加工，而后世的儒家經師竟從"三傳"所錄《春秋》經文的文字異同里邊咀嚼出許多孔圣人的微言大義，我可實在信不過他們呀。（Ⅰ）
馬端臨的意見是顛覆性的，它讓我們懷疑：孔圣人的許多所謂微言大義也許僅僅是文本流傳中的抄寫錯誤造成的，另有一些則源自"三傳"歷代傳人的自我發(fā)揮。我們退一步來想：即便《春秋》確實是孔子所著，即便其中確實蘊涵著深刻的微言大義，但是，抄寫錯誤和"三傳"傳人們自我發(fā)揮的存在使得我們很難辨別清楚到底哪些才是圣人的筆削之跡。樹林掩蓋了樹林，人群掩蓋了人群，我們有可能做到去偽存真嗎？
清人毛奇齡在對《春秋經》經文的?？鄙献鬟^很大的貢獻。他在《春秋簡書刊誤》說，《漢書·藝文志》提到《春秋古經》十二篇，被前輩儒師視為"簡書"，后來失傳了，我們見到的《春秋經》都是被"三傳"夾帶著的。但問題是，公羊、榖梁兩派的前輩們根本就沒見過"策書"，只是以個人理解來解釋經文，所以搞出很多錯別字來，《公羊傳》里邊還羼雜了不少市井俚語，其中輯錄的《春秋經》經文早已不復舊貌。直到《左傳》行世，大家才知道有"簡書"正文冠于"策書"之首……（Ⅱ）
?。á瘢元]馬端林《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二：《春秋》古經，雖漢《藝文志》有之，然夫子所修之《春秋》，其本文世所不見，而自漢以來，所編古經，則俱自三傳中取出經文，名之曰正經耳。然三傳所載經文多有異同，則學者何所折衷？如"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左氏以為"蔑"，公、穀以為"昧"，則不知夫子所書者曰"蔑"乎，曰"昧"乎？"筑郿"，左氏以為"郿"，公、穀以為"徽"，則不知夫于所書，曰"郿"乎，曰"徽"乎？"會于厥憗"，公、穀以為"屈銀"，則不知關子所書，曰"厥憗"乎，曰"屈銀"乎？若是者殆不可勝數(shù)，蓋不特亥豕、魯魚之偶誤其一二而已。然此特名字之訛耳"，其事未嘗背馳于大義，尚無所關也。至于"君氏卒"則以為"聲子，魯之夫人也"，"尹氏卒"，則以為"師尹，周之卿士也"，然則夫子所書隱三年夏四月辛卯之死者，竟為何人乎？不寧惟是，《公羊》、《穀梁》于襄公二十一年皆書"孔子生"。按春秋惟國君世子生則書之，"子同生"是也。其余，雖世卿擅國政如季氏之徒，其生亦未嘗書之于冊。夫子萬世帝王之師，然其始生乃鄹邑大夫之子耳，魯史未必書也。魯史所不書，而謂夫子自紀其生之年于所修之經，決無是理也。而《左》于哀公十四年獲麟之后又復引《經》，從至十六年四月書"仲尼卒"，杜征南亦只為近誣。然則《春秋》本文，其附見于三傳者，不特乖異未可盡信，而三子以其意增損者有之矣。蓋襄二十一年所書者，公、穀尊其師授而增書之也；哀十六年所書者，左氏痛其師亡而增書之也，俱非《春秋》之本文也。三子者以當時口耳所傳授者各自為傳，又以其意之所欲增益者攙入之。后世諸儒復據(jù)其見于三子之書者互有所左右而發(fā)明之，而以為得圣人筆削之意于千載之上，吾未之能信也。
?。á颍清]毛奇齡《春秋簡書刊誤》：漢《藝文志》有《春秋古經》十二篇，先儒目之為簡書，即圣經也。其分十二篇者，以春秋十二公，每公得一篇，則十二篇也。苐其書不知亡于何時，唯"三傳"傳經則各有經文載于其中。漢初行四家之學，有公羊、榖梁、鄒氏、夾氏，而鄒、夾無傳，只公、榖二學早立于學官而諸生傳之。顧兩家杜撰，目不見策書，徒以意解經，故經多誤字，而《公羊》且復以里音市語讕謱其間，其所存圣經己非舊矣。及《左傳》行世，則始知有簡書正文冠策書首。故當時左、公、榖三傳俱著竹帛，而左之為傳先于公、榖，漢人亦稱左氏為古學，公、榖為今學，而其如左氏晚出，公、榖立學反先于左氏，是以治古學者雖有張蒼、賈誼、張敞、賈逵、服虔輩，不下于董仲舒、公孫弘輩之治今學，而諸生膠固，競立門戶，即加以前漢劉歆、后漢韓歆兩歆之爭，必不能救左氏膏肓之目，而策書、簡書總無聞焉。夫左氏之傳，即是策書，左氏之經，即是簡書，故夫子筆削只襲魯國之簡書以為之本，即絕筆以后猶有舊簡書一十七條見于《左傳》，則哀十四年獲麟以前，其為真簡書而以之作夫子之圣經?！豆颉?、《榖梁》俱無與也。
毛奇齡這里著重提到的"簡書"和"策書"都是在說竹簡而各有區(qū)別：古人把字寫在竹簡上，單獨一根竹簡叫做"簡"，把一堆竹簡用繩子串起來就叫做"策"，杜預《春秋左氏傳序》說古代史官記錄國史，"大事書于策，小事簡牘而已"，從字面來看就是說：記載大事需要的文字多，所以要寫在一堆竹簡連成的"策"上，而小事很簡單，幾筆就能記完，所以用一兩根單獨的竹簡就夠了。--我這里說的"小事很簡單"，這個"簡單"正是源自"簡"：單獨一根竹簡就能寫完的事，自然很"簡單"。
毛奇齡是把《春秋》視為"簡書"，把《左傳》視為"策書"，把簡書冠于策書之首視為典籍原貌，卻不知道經、傳之合編其實是杜預搞出來的。
再者，毛奇齡這個說法并非首創(chuàng)。前人如宋代的魏了翁在《春秋左傳要義》就曾問到為什么有些事情《左傳》里有記載而《春秋》卻絲毫沒提？--這本是一個關于《左傳》身份的嚴重問題：《左傳》到底是《春秋》的教輔還是單獨成篇的一部史冊，如果是后者的話，不但《左傳》的地位會一落千丈，治《左傳》的學者們也會馬上面臨就業(yè)和待遇的現(xiàn)實問題。魏了翁這里的解釋是：《春秋》依據(jù)的是史官的策書，策書上沒有的，《春秋》上也就跟著沒有；而《左傳》的內容采自簡牘，簡牘先有，所以《左傳》之文得以獨存（Ⅰ）。--魏了翁對"簡書"、"策書"之理解似乎和毛奇齡頗有差異。（Ⅱ）而孔穎達的權威解釋則是把《春秋》的記載說成大事，而把《左傳》的記載說成小事。從經與傳的地位上說，這個解釋倒也合理，教材當然比教輔重要，但問題是，小事反而連篇累牘，大事卻寥寥幾筆，這總難免讓人懷疑。
?。á瘢宋]魏了翁《春秋左傳要義》卷二十八"經文依策書，傳文采簡牘"條：《傳》言戰(zhàn)敗而《經》不書，杜以意測之，不知其故。蓋《經》文缺漏，《傳》文獨存也?！督洝肺囊朗饭俨邥?，策書所無，故《經》文遂闕也?！秱鳌肺牟捎诤啝啝┫扔?，故《傳》文獨存也。
（Ⅱ）[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此言大事小事，乃謂事有大小，非言字有多少也。大事者，謂君舉告廟及鄰國赴告，經之所書皆是也。小事者，謂物不為災及言語文辭，傳之所載皆是也。大事后雖在策，其初亦記于簡。何則？弒君大事，南史欲書崔杼，執(zhí)簡而往，董狐既書趙盾，以示于朝，是執(zhí)簡而示之，非舉策以示之，明大事皆先書于簡，后乃定之于策也。其有小事，文辭或多，如呂相絕秦，聲子說楚，字過數(shù)百，非一牘一簡所能容者，則于眾簡牘以次存錄也。
毛奇齡和魏了翁都在這個問題上挑戰(zhàn)著孔穎達的權威。魏了翁的說法只是個簡單的推測，到毛奇齡這里已經發(fā)展成嚴密的考據(jù)了。毛奇齡以《左傳》里輯錄的《春秋》經文來校對《公羊傳》和《榖梁傳》，因為他認為《左傳》所輯錄的經文正是當初的簡書，孔子的筆削即以魯國史官留下來的簡書為藍本，而在孔子死后，仍有十七條舊簡書被收進《左傳》。再者，《公羊傳》和《榖梁傳》一直都是口耳相傳，到了漢初才被人書寫下來定了型（是用漢朝流行的隸書書寫的，所以公、榖兩書一般被稱為"今文經"），而《左傳》則是西漢末年才被發(fā)掘出來，它有可能是秦始皇焚書政策的幸存者（Ⅰ），文字則是古老的籀文（所以《左傳》一般被稱為"古文經"）。
照此說來，《左傳》里輯錄的《春秋》經文顯然是比另外兩傳更原始、因而也更可靠的了，況且古文經學確實要比今文經學樸實不少（Ⅱ）。話說回來，在"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這句經文里，毛奇齡斷言"蔑"和"眜"是讀音問題造成的別字，而"邾婁"的標準版本也只能是一個"邾"字。（Ⅲ）
馬端臨和毛奇齡在這里指出來的雖然不像什么了不得的大問題，但只要考慮到孔子的微言大義本來就盡是"一字之褒"和"一字之貶"，總讓人絞盡腦汁、費盡參詳，如果這里邊再羼雜了很多的抄寫錯誤和版本異同的問題，讀者們還有多大的可能厘清這本糊涂賬呢？
當然，要解釋、要辨析，也是有的。清人侯康也著力于《春秋古經》，感覺毛奇齡批判得有些過分了，總把流傳中的疏漏說成是故意的（Ⅳ）。侯康認為自己的疏通工作更為通情達理一些，比如當下這句經文，侯康就說邾國人讀自己的國名為邾婁，《公羊傳》照記不誤，這叫"名從主人"，而《左傳》和《榖梁傳》為之正名為邾這也不錯--《公羊傳》從其俗，《左傳》和《榖梁傳》正其名。至于"蔑"和"眜"，據(jù)《說文》的解釋，都有"眼神兒差"的意思，兩個字不但音同，而且義同。這樣看來，寫成這樣和寫成那樣，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呀。（Ⅴ）
嗯，誰說的更在理呢？即便在這句經文的解釋上侯康更在理，那他能否把馬端臨和毛奇齡的全部相關質疑都如此這般地一一辯駁呢？
?。á瘢┣厥蓟实姆贂咧皇轻槍γ耖g藏書，《左傳》很可能是有皇家官藏本的，后來轉入漢朝秘府。民間版本也不是被毀滅殆盡。但《左傳》的具體出處至今依然存疑。
?。á颍┓段臑懹卸卧捴v今古文的學風，很有趣：古文經是不語怪力亂神的，今文經不同，它專投皇帝之所好。西漢時今文家講災異，原來有點限制皇帝暴虐的意思，到東漢時，就變成有災異要撤免三公了。由于東漢時天文學的進步，日蝕也可推算出來了，災異不大好說了，今文學家就改說讖緯。古文家反對讖緯。王充是古文家反對災異和讖緯的代表。（《經學講演錄》，《范文瀾歷史論文選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第1版。）
?。á螅清]毛奇齡《春秋簡書刊誤》：邾，《公羊》作邾婁，后同。蔑，《公羊》、《榖梁》俱作昧。邾本附庸國，武王克商，封顓頊之后名俠者于邾地，當時稱邾俠，則邾只一字明矣?！豆颉范嘁蛔衷慧?。據(jù)舊解，邾人語聲邾末必有婁字，猶吳人發(fā)聲有勾字，越人發(fā)聲有于字，曰勾吳、于越類然。經文亦有之，如《檀弓》邾婁考公之喪，哀十三年于越入?yún)穷?。特此必不然者?！稑b梁》亦先左氏出，而經文始終只一邾字，此非左氏改本又明矣。或曰五等爵國無兩字，惟附庸有之，如須句、顓臾類，則邾在桓年已與齊桓相盟會，曾受王命進子爵，自莊十六年后，凡經文俱書邾子，則亦當改附庸兩字之例，而《公羊》后經必加婁字，于子字之上又何以稱焉？蔑亦名姑蔑，即魯國卞縣南姑城也，昧與蔑聲轉之誤。
?。á簦清]侯康《春秋古經說》序：《榖梁》出較先，其誤尚寡，《公羊》出最晚，其誤滋甚，口授愈久則愈離，不期然而然者也。毛氏動輒詆為有意變易，又豈通論哉。
?。á酰清]侯康《春秋古經說》卷一：……然則《公羊》之稱所謂名從主人也?！蹲蟆?、《榖》正其名，《公羊》從其俗，猶越或稱于越，義可兩通，無關體要。（《公羊》及范氏《榖梁注》皆為于越強生義例，然恐只是史異詞耳，孔疏近之。）--蔑，《公》、《榖》作眜，據(jù)《左傳》，蔑即姑蔑，不稱姑者，惠氏《補注》云：隱公名息姑，當時史官為之諱。然則作蔑為合眜則同音字。故文七年晉先蔑奔秦，《公羊》亦作眜。又《說文》目部：眜，目不明也。艸部：蔑，勞目無精也。非獨音同，義亦本通矣。
這個地名，"三傳"分別有兩種記載，《左傳》記的是"篾"，《公羊傳》和《榖梁傳》記的是"眜"，這兩個字在古代讀音相同，所以有人這樣寫，有人那樣寫，其實都是指一個地方，如果換到現(xiàn)在，就總得有一個是別字了。
但是，無論是蔑還是眜，也許都錯了，這個地方應該叫做姑蔑，是魯國的一塊地方，也就是《左傳·定公十二年》和《古本竹書紀年》所記的姑蔑，據(jù)考證是在今天山東泗水縣東四十五里之地。
魯國人怎么會把自己的地名搞錯呢？惠棟推其原因，說這不是魯國人搞錯了，而是為了避諱--魯隱公的名叫"息姑"，而"姑蔑"的"姑"字犯了忌諱，所以被毫不留情得砍掉了。而《古本竹書紀年》是魏國的史書，犯不著避魯國的諱，所以把"姑蔑"原名照錄（Ⅰ）。
清人梁履繩《左通補釋》廣引諸說，其中詳引惠棟，說這里的蔑就是《左傳·定公十二年》"敗諸姑蔑"的姑蔑，之所以"敗諸姑蔑"不再避諱魯隱公名字里的"姑"字，是因為古人的慣例是"舍故諱新"，也就是說，魯定公時代的行文會避諱其前一代國君的名字，但前好幾代國君的名字就不必再避諱了，而魯定公就是在魯隱公之后好多代呢。梁履繩更引宋人程公說《春秋分記》，說叫姑蔑的地名當時不止一處，一在魯國一在越（Ⅱ）--考證春秋之地理是一門專門的學問，比如清人丁壽徵專有一部《春秋異地同名考》，在這一處就引顧炎武之說證實春秋有"二姑蔑"，各在哪里哪里（Ⅲ），算得上是古代的人文地理旅游指南了。
?。á瘢┰斠姉畈骸洞呵镒髠髯ⅰ返?頁
?。á颍清]梁履繩《左通補釋》：蔑本姑蔑，定十二年"敗諸姑蔑"是也?！湃松峁手M新，故哀為定諱，定不為隱諱?！輻潯洞呵镒髠餮a注》一?！妹镉卸?，隱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定十二年"敗諸姑蔑"，魯?shù)匾?哀十三年"彌庸見姑蔑之旗"，越地也。程公說《春秋分記·疆理書十一》。
?。á螅清]丁壽徵《春秋異地同名考》"二姑蔑"條：一，定十二年"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杜無注，亭林謂當是魯?shù)?；一，哀十三?彌庸見姑蔑之旗"，杜注越地，今東陽大末縣。
由此我們不妨多想一個問題：魯隱公名叫息姑，所以姑蔑的姑字被避諱掉了，如果魯隱公名叫姑蔑，那可怎么辦呢？--這可不是我杞人憂天，而是一個很現(xiàn)實的顧慮，在后文中我們將會發(fā)現(xiàn)，國君起名字是要千小心、萬小心的，由名字造成的避諱是他們必須要考慮的問題之一，否則會惹來很大的麻煩的。后世很多帝王的名字都很生僻，我小時候讀書還為此很埋怨他們的父母，后來才明白人家這樣做是為了少招惹避諱上的麻煩，也算得一項善政了。
細想一下，還有一個可大可小的問題："蔑"和"眜"這兩個字可都不是"三傳"里的，而是來自"三傳"當中各自含有的《春秋》的經文，"三傳"雖然作者不一、師傳各異，出現(xiàn)這種文字出入在所難免，可是，《春秋》號稱出自圣人之手，應該是"三傳"共同的淵源才對，如果出現(xiàn)這種文字出入的情況，要么說明了《春秋》有不同的抄本流傳，要么說明"三傳"在抄錄經文的時候并沒有經過嚴格的三審三校。
一經三傳當中這類文字歧異的問題并非少數(shù)，元代大史家馬端臨就曾經因此而強烈地懷疑過《春秋》的可靠性，他說：《春秋》古經雖然《漢書·藝文志》有過記載，但孔子所修的《春秋》單行本從沒在世上露過面。自漢朝以來，所謂古經，其實都是從"三傳"里把《春秋》的經文抽取出來罷了。但問題是："三傳"各自所輯的《春秋》經文在很多地方都有出入，真不知以誰為準才好。比如"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這句《春秋》里的話，《左傳》版本是"蔑"，《公羊傳》和《榖梁傳》卻都寫作"眜"，也不知道孔子當初落筆的時候到底是寫作"蔑"呀還是寫作"眜"呢？同類的例子簡直多到數(shù)不過來--如果僅僅是人名、地名有些出入，倒也無關于春秋大義，但在事件記載上也頗多出入，這就不得不讓人懷疑其可信程度了。從一些線索推斷，"三傳"的三家學者肯定陸續(xù)各有加工，而后世的儒家經師竟從"三傳"所錄《春秋》經文的文字異同里邊咀嚼出許多孔圣人的微言大義，我可實在信不過他們呀。（Ⅰ）
馬端臨的意見是顛覆性的，它讓我們懷疑：孔圣人的許多所謂微言大義也許僅僅是文本流傳中的抄寫錯誤造成的，另有一些則源自"三傳"歷代傳人的自我發(fā)揮。我們退一步來想：即便《春秋》確實是孔子所著，即便其中確實蘊涵著深刻的微言大義，但是，抄寫錯誤和"三傳"傳人們自我發(fā)揮的存在使得我們很難辨別清楚到底哪些才是圣人的筆削之跡。樹林掩蓋了樹林，人群掩蓋了人群，我們有可能做到去偽存真嗎？
清人毛奇齡在對《春秋經》經文的?？鄙献鬟^很大的貢獻。他在《春秋簡書刊誤》說，《漢書·藝文志》提到《春秋古經》十二篇，被前輩儒師視為"簡書"，后來失傳了，我們見到的《春秋經》都是被"三傳"夾帶著的。但問題是，公羊、榖梁兩派的前輩們根本就沒見過"策書"，只是以個人理解來解釋經文，所以搞出很多錯別字來，《公羊傳》里邊還羼雜了不少市井俚語，其中輯錄的《春秋經》經文早已不復舊貌。直到《左傳》行世，大家才知道有"簡書"正文冠于"策書"之首……（Ⅱ）
?。á瘢元]馬端林《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二：《春秋》古經，雖漢《藝文志》有之，然夫子所修之《春秋》，其本文世所不見，而自漢以來，所編古經，則俱自三傳中取出經文，名之曰正經耳。然三傳所載經文多有異同，則學者何所折衷？如"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左氏以為"蔑"，公、穀以為"昧"，則不知夫子所書者曰"蔑"乎，曰"昧"乎？"筑郿"，左氏以為"郿"，公、穀以為"徽"，則不知夫于所書，曰"郿"乎，曰"徽"乎？"會于厥憗"，公、穀以為"屈銀"，則不知關子所書，曰"厥憗"乎，曰"屈銀"乎？若是者殆不可勝數(shù)，蓋不特亥豕、魯魚之偶誤其一二而已。然此特名字之訛耳"，其事未嘗背馳于大義，尚無所關也。至于"君氏卒"則以為"聲子，魯之夫人也"，"尹氏卒"，則以為"師尹，周之卿士也"，然則夫子所書隱三年夏四月辛卯之死者，竟為何人乎？不寧惟是，《公羊》、《穀梁》于襄公二十一年皆書"孔子生"。按春秋惟國君世子生則書之，"子同生"是也。其余，雖世卿擅國政如季氏之徒，其生亦未嘗書之于冊。夫子萬世帝王之師，然其始生乃鄹邑大夫之子耳，魯史未必書也。魯史所不書，而謂夫子自紀其生之年于所修之經，決無是理也。而《左》于哀公十四年獲麟之后又復引《經》，從至十六年四月書"仲尼卒"，杜征南亦只為近誣。然則《春秋》本文，其附見于三傳者，不特乖異未可盡信，而三子以其意增損者有之矣。蓋襄二十一年所書者，公、穀尊其師授而增書之也；哀十六年所書者，左氏痛其師亡而增書之也，俱非《春秋》之本文也。三子者以當時口耳所傳授者各自為傳，又以其意之所欲增益者攙入之。后世諸儒復據(jù)其見于三子之書者互有所左右而發(fā)明之，而以為得圣人筆削之意于千載之上，吾未之能信也。
?。á颍清]毛奇齡《春秋簡書刊誤》：漢《藝文志》有《春秋古經》十二篇，先儒目之為簡書，即圣經也。其分十二篇者，以春秋十二公，每公得一篇，則十二篇也。苐其書不知亡于何時，唯"三傳"傳經則各有經文載于其中。漢初行四家之學，有公羊、榖梁、鄒氏、夾氏，而鄒、夾無傳，只公、榖二學早立于學官而諸生傳之。顧兩家杜撰，目不見策書，徒以意解經，故經多誤字，而《公羊》且復以里音市語讕謱其間，其所存圣經己非舊矣。及《左傳》行世，則始知有簡書正文冠策書首。故當時左、公、榖三傳俱著竹帛，而左之為傳先于公、榖，漢人亦稱左氏為古學，公、榖為今學，而其如左氏晚出，公、榖立學反先于左氏，是以治古學者雖有張蒼、賈誼、張敞、賈逵、服虔輩，不下于董仲舒、公孫弘輩之治今學，而諸生膠固，競立門戶，即加以前漢劉歆、后漢韓歆兩歆之爭，必不能救左氏膏肓之目，而策書、簡書總無聞焉。夫左氏之傳，即是策書，左氏之經，即是簡書，故夫子筆削只襲魯國之簡書以為之本，即絕筆以后猶有舊簡書一十七條見于《左傳》，則哀十四年獲麟以前，其為真簡書而以之作夫子之圣經?！豆颉?、《榖梁》俱無與也。
毛奇齡這里著重提到的"簡書"和"策書"都是在說竹簡而各有區(qū)別：古人把字寫在竹簡上，單獨一根竹簡叫做"簡"，把一堆竹簡用繩子串起來就叫做"策"，杜預《春秋左氏傳序》說古代史官記錄國史，"大事書于策，小事簡牘而已"，從字面來看就是說：記載大事需要的文字多，所以要寫在一堆竹簡連成的"策"上，而小事很簡單，幾筆就能記完，所以用一兩根單獨的竹簡就夠了。--我這里說的"小事很簡單"，這個"簡單"正是源自"簡"：單獨一根竹簡就能寫完的事，自然很"簡單"。
毛奇齡是把《春秋》視為"簡書"，把《左傳》視為"策書"，把簡書冠于策書之首視為典籍原貌，卻不知道經、傳之合編其實是杜預搞出來的。
再者，毛奇齡這個說法并非首創(chuàng)。前人如宋代的魏了翁在《春秋左傳要義》就曾問到為什么有些事情《左傳》里有記載而《春秋》卻絲毫沒提？--這本是一個關于《左傳》身份的嚴重問題：《左傳》到底是《春秋》的教輔還是單獨成篇的一部史冊，如果是后者的話，不但《左傳》的地位會一落千丈，治《左傳》的學者們也會馬上面臨就業(yè)和待遇的現(xiàn)實問題。魏了翁這里的解釋是：《春秋》依據(jù)的是史官的策書，策書上沒有的，《春秋》上也就跟著沒有；而《左傳》的內容采自簡牘，簡牘先有，所以《左傳》之文得以獨存（Ⅰ）。--魏了翁對"簡書"、"策書"之理解似乎和毛奇齡頗有差異。（Ⅱ）而孔穎達的權威解釋則是把《春秋》的記載說成大事，而把《左傳》的記載說成小事。從經與傳的地位上說，這個解釋倒也合理，教材當然比教輔重要，但問題是，小事反而連篇累牘，大事卻寥寥幾筆，這總難免讓人懷疑。
?。á瘢宋]魏了翁《春秋左傳要義》卷二十八"經文依策書，傳文采簡牘"條：《傳》言戰(zhàn)敗而《經》不書，杜以意測之，不知其故。蓋《經》文缺漏，《傳》文獨存也?！督洝肺囊朗饭俨邥?，策書所無，故《經》文遂闕也?！秱鳌肺牟捎诤啝啝┫扔?，故《傳》文獨存也。
（Ⅱ）[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此言大事小事，乃謂事有大小，非言字有多少也。大事者，謂君舉告廟及鄰國赴告，經之所書皆是也。小事者，謂物不為災及言語文辭，傳之所載皆是也。大事后雖在策，其初亦記于簡。何則？弒君大事，南史欲書崔杼，執(zhí)簡而往，董狐既書趙盾，以示于朝，是執(zhí)簡而示之，非舉策以示之，明大事皆先書于簡，后乃定之于策也。其有小事，文辭或多，如呂相絕秦，聲子說楚，字過數(shù)百，非一牘一簡所能容者，則于眾簡牘以次存錄也。
毛奇齡和魏了翁都在這個問題上挑戰(zhàn)著孔穎達的權威。魏了翁的說法只是個簡單的推測，到毛奇齡這里已經發(fā)展成嚴密的考據(jù)了。毛奇齡以《左傳》里輯錄的《春秋》經文來校對《公羊傳》和《榖梁傳》，因為他認為《左傳》所輯錄的經文正是當初的簡書，孔子的筆削即以魯國史官留下來的簡書為藍本，而在孔子死后，仍有十七條舊簡書被收進《左傳》。再者，《公羊傳》和《榖梁傳》一直都是口耳相傳，到了漢初才被人書寫下來定了型（是用漢朝流行的隸書書寫的，所以公、榖兩書一般被稱為"今文經"），而《左傳》則是西漢末年才被發(fā)掘出來，它有可能是秦始皇焚書政策的幸存者（Ⅰ），文字則是古老的籀文（所以《左傳》一般被稱為"古文經"）。
照此說來，《左傳》里輯錄的《春秋》經文顯然是比另外兩傳更原始、因而也更可靠的了，況且古文經學確實要比今文經學樸實不少（Ⅱ）。話說回來，在"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這句經文里，毛奇齡斷言"蔑"和"眜"是讀音問題造成的別字，而"邾婁"的標準版本也只能是一個"邾"字。（Ⅲ）
馬端臨和毛奇齡在這里指出來的雖然不像什么了不得的大問題，但只要考慮到孔子的微言大義本來就盡是"一字之褒"和"一字之貶"，總讓人絞盡腦汁、費盡參詳，如果這里邊再羼雜了很多的抄寫錯誤和版本異同的問題，讀者們還有多大的可能厘清這本糊涂賬呢？
當然，要解釋、要辨析，也是有的。清人侯康也著力于《春秋古經》，感覺毛奇齡批判得有些過分了，總把流傳中的疏漏說成是故意的（Ⅳ）。侯康認為自己的疏通工作更為通情達理一些，比如當下這句經文，侯康就說邾國人讀自己的國名為邾婁，《公羊傳》照記不誤，這叫"名從主人"，而《左傳》和《榖梁傳》為之正名為邾這也不錯--《公羊傳》從其俗，《左傳》和《榖梁傳》正其名。至于"蔑"和"眜"，據(jù)《說文》的解釋，都有"眼神兒差"的意思，兩個字不但音同，而且義同。這樣看來，寫成這樣和寫成那樣，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呀。（Ⅴ）
嗯，誰說的更在理呢？即便在這句經文的解釋上侯康更在理，那他能否把馬端臨和毛奇齡的全部相關質疑都如此這般地一一辯駁呢？
?。á瘢┣厥蓟实姆贂咧皇轻槍γ耖g藏書，《左傳》很可能是有皇家官藏本的，后來轉入漢朝秘府。民間版本也不是被毀滅殆盡。但《左傳》的具體出處至今依然存疑。
?。á颍┓段臑懹卸卧捴v今古文的學風，很有趣：古文經是不語怪力亂神的，今文經不同，它專投皇帝之所好。西漢時今文家講災異，原來有點限制皇帝暴虐的意思，到東漢時，就變成有災異要撤免三公了。由于東漢時天文學的進步，日蝕也可推算出來了，災異不大好說了，今文學家就改說讖緯。古文家反對讖緯。王充是古文家反對災異和讖緯的代表。（《經學講演錄》，《范文瀾歷史論文選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第1版。）
?。á螅清]毛奇齡《春秋簡書刊誤》：邾，《公羊》作邾婁，后同。蔑，《公羊》、《榖梁》俱作昧。邾本附庸國，武王克商，封顓頊之后名俠者于邾地，當時稱邾俠，則邾只一字明矣?！豆颉范嘁蛔衷慧?。據(jù)舊解，邾人語聲邾末必有婁字，猶吳人發(fā)聲有勾字，越人發(fā)聲有于字，曰勾吳、于越類然。經文亦有之，如《檀弓》邾婁考公之喪，哀十三年于越入?yún)穷?。特此必不然者?！稑b梁》亦先左氏出，而經文始終只一邾字，此非左氏改本又明矣。或曰五等爵國無兩字，惟附庸有之，如須句、顓臾類，則邾在桓年已與齊桓相盟會，曾受王命進子爵，自莊十六年后，凡經文俱書邾子，則亦當改附庸兩字之例，而《公羊》后經必加婁字，于子字之上又何以稱焉？蔑亦名姑蔑，即魯國卞縣南姑城也，昧與蔑聲轉之誤。
?。á簦清]侯康《春秋古經說》序：《榖梁》出較先，其誤尚寡，《公羊》出最晚，其誤滋甚，口授愈久則愈離，不期然而然者也。毛氏動輒詆為有意變易，又豈通論哉。
?。á酰清]侯康《春秋古經說》卷一：……然則《公羊》之稱所謂名從主人也?！蹲蟆?、《榖》正其名，《公羊》從其俗，猶越或稱于越，義可兩通，無關體要。（《公羊》及范氏《榖梁注》皆為于越強生義例，然恐只是史異詞耳，孔疏近之。）--蔑，《公》、《榖》作眜，據(jù)《左傳》，蔑即姑蔑，不稱姑者，惠氏《補注》云：隱公名息姑，當時史官為之諱。然則作蔑為合眜則同音字。故文七年晉先蔑奔秦，《公羊》亦作眜。又《說文》目部：眜，目不明也。艸部：蔑，勞目無精也。非獨音同，義亦本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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