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衡,字仲平,懷慶路之河內(nèi)人,世代務農(nóng)。父許通遷居河南。許衡于金章宗泰和九年(1209)九月出生于新鄭縣,七歲入學,問老師讀書為何?老師答曰:“為了考科舉?!庇謫枺骸皟H僅是這樣?”老師大為驚異。以后每次講書,許衡都要問個究竟,以致老師對其父母說:“令郎聰敏過人,我不能勝任,請別求名師?!鞭o館而去。像這樣連換了三位老師。長大后更加好學,家貧無書,他曾在一個算命先生家中看到一部解釋《書經(jīng)》的書,便去手抄回來細讀,后來逃難到徂徠山才得到一部王輔嗣注釋的《易經(jīng)》。當時雖兵荒馬亂,許衡堅持日讀夜思,且身體力行。有一回路過河陽,正當盛暑,口渴難忍,路邊有一梨樹,果實累累,同行者爭相摘食,而許衡獨坐樹下不動,問他何故,他說:“不是自己的東西不能摘取?!庇腥苏f“:在這亂世,此樹哪有主?”衡曰:“梨無主,難道我心中也無主嗎?”其為人如此。他到處逃難,先到魯后到魏,在魏住了三年又回到懷慶,后又常來往于河、洛之間,在柳城從姚樞處得到伊洛程氏(程頤、程顥)及新安朱氏(朱熹)的著作,從中獲益甚大。后移居輝縣附近之蘇門山時,常與姚樞及竇默討論學問,凡經(jīng)傳、子史、禮樂、名物、星歷、兵刑、食貨、水利之類,無不是他們討論的話題。許衡曾說“:綱常倫理國家一日不可廢,如果在上者不履行,我們一般人也要履行。”在實際生活也正是這樣做的。
憲宗四年(1254),世祖受封于秦中,任命姚樞為勸農(nóng)使,召許衡為京兆提學。該郡子弟有上學機會,莫不高興。衡在京兆郡縣廣建學校。世祖南征,許衡返歸懷慶,京兆學者挽留不住,送至臨潼而歸。
中統(tǒng)元年(1260)世祖即皇帝位,召許衡、姚樞至京師。當時王文統(tǒng)為平章政事。在討論治國安邦之道時,文統(tǒng)重利,而衡、樞認為必須以義為本,文統(tǒng)忌恨于心。加上竇默在世祖面前說文統(tǒng)學術(shù)不正,文統(tǒng)懷疑許、姚、竇三人是一派,奏請委任姚樞為太子太師,竇默為太子太傅,許衡為太子太保,表面上是尊敬重用,實際上是使他們不能接近皇帝。后又改命樞為大司農(nóng),默為翰林侍講學士,衡為國子祭酒。不久,衡因病辭官返鄉(xiāng)。至元二年(1265),帝以安童為右丞相,打算許衡為輔,召至京師,命參預中書省政務。衡上疏治國綱要五條,大意是:
其一,立國要以中國歷代所行的漢族各項制度為本??疾鞖v史,凡北方民族占有中國之后,必行漢族制度,國運才會久遠,否則亂亡相繼,國運不長。當然,蒙古貴族和勛臣們立即完全接受漢族制度是不容易的事,但經(jīng)過長期教化,也不是不可以改變其原來的思想和態(tài)度,關(guān)鍵在皇帝要堅定不移,不聽信讒言,不求速效,最后必會達到安邦定國的目的。
其二,中書省的政務不勝其煩,要領(lǐng)在于用人、立法兩點。用人就是果敢任用賢人,立法就是立古人之遺法。用人與立法相輔相成,治人者法也,守法者人也,人法相依,上安下順。對于已經(jīng)任用的人,要給以俸祿,使他們廉潔奉公;對于尚未任用而可任用的人,要放寬限制,量才錄用。同時還要設(shè)監(jiān)察機關(guān)來考察他們的行為,設(shè)吏部以確定他們的資歷。該升者升,該降者降,使他們的才德與爵位相稱。
其三,皇帝上秉天命,下為百姓之君師,頗不容易。故自堯舜以來,凡圣帝明王皆無不兢兢業(yè)業(yè),小心謹慎。第一要慎言。皇帝為萬民之主,天下廣大,人民眾多,日有萬機,事有萬變,皇帝一人一心來對付,要言之無失是不容易的事,因此要慎言。切不可朝言夕改,否則朝廷綱紀不能廣布于四方,法度不能確立,臣民無所遵循,奸邪則有機可乘。要慎言必遵循《大學》之道,以修身為本,不為一時的喜怒愛憎所干擾。凡事只要熟思而慎處理,很少有不當?shù)?。第二,知人。為皇帝者以知人為貴,以用人為急,但知人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為人情有善有惡,惡者難知,善者易知;人群有眾有寡,人多難知,人少易知,故上者難知下,下者易知上?;实畚挥趦|兆人民之上,操有予奪、進退、賞罰、生殺之大權(quán),若一旦受欺,是非不辨,善惡不分,其害難勝計。要善于知人,皇上必須拋棄自己的喜怒、愛憎,否則在用人時,進者未必為君子,退者未必是小人,受賜者未必有功,被剝奪者未必有罪,以至于賞罰、生殺都很少有恰當?shù)?,可見知人之重要。第三,任賢能。賢能者有為公之心,仁愛之心,不為利誘,不為勢屈,辦事公正。但他們往往因時運不佳而隱藏自己的才能,鮮為世人所知;即或有人知道卻無人援引,所以皇帝還是不曉得;即或朝廷知道,召來任用,也是與一般人對待,賢者不屑如此;即或待之以禮,卻不用其言,賢者也不肯空居其位。皇帝處于崇高地位,往往好聞別人之過而不愿聽自己之過,賢者認為他們有責任要糾正這點,于是君臣不合,再加上奸佞小人從中作祟,肆為詆毀,多方陷害,難免罪名加身。古代大禹聞善即拜,益以“任賢勿懷疑,除邪不猶豫”來告誡自己,后世君主應該如何呢?第四,除奸佞。奸邪之人,其心險惡,手段巧妙,一般人難以察覺,難以抵御。他們善于察顏觀色,迎合君王的喜怒,討得君主的歡心,受寵愛于上,施權(quán)威于下,國家受害而君主尚不知。奸佞如此欺人,令人生畏。第五,天下為公?;实垡哉\摯之心愛下,臣民以忠義之心報上,這是理所當然。但考察歷史,見有許多不合常理的事,如夏禹治洪水,救萬民,深受人民尊崇,傳至太康失道,萬民仇怨。漢高祖以寬厚仁愛得天下,但立國以后卻以愛憎行賞罰,人民憤憤不平??傊?,自古至今,凡先有恩惠于民而后民怨且怒者,都是這樣。所以明主圣君必須遵循《大學》之道,以修身為本,一言一動為天下之準則,一賞一罰合天下之公心,這樣億兆人民必然將不求而得。第六,愛民。三代以下堪稱盛世者,莫如漢代的文景之治。但文景之時上天示警,山崩地震,小者有水旱之災,大者有亂國之象。于是文景二帝,上承天意,下養(yǎng)萬民,今年勸農(nóng)桑,明年減田租,深得民心,社會祥和。這兩年因彗星時而出現(xiàn)于東,時而出現(xiàn)于西,這也是上天示警,應當效法文景恭儉愛民。孟子說:“民為重,君為輕?!薄稌?jīng)》說:“了解人民的意愿就是了解上帝的意愿;聽了人民的意見就是聽取上帝的意見。”故做君主的,若不求于民而求于天,要想不遭天災是不可能的。
以上六點歸納起來也就是修德、用賢、愛民三者而已,這是治本。本立則綱紀可張,法度可立,國家可治;否則會愛惡相攻,善惡相仇,生民不免陷于水火之中,這樣要想國泰民安是萬萬不可能的。
其四,古代圣君首推堯、舜,賢臣首推稷、契,他們上承天心,下養(yǎng)萬民,教民種植五谷,使人民生活過得好,教民以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使民心善。后世君王就應該這樣,若行此道,必然是人民富裕,兵馬強壯,人才濟濟,國家繁榮。今則不然,國家只知搜括民財而不知教民生財,只知防人之欺而不知教人為善,只怕法令難行而不想想法令無地可行。如果對農(nóng)民大加優(yōu)待,不去侵害他們,使游手好閑之人回鄉(xiāng)務農(nóng),十年之后,倉庫儲糧之多,非今日可比。自大都會到州縣廣設(shè)學校,從皇子到平民子弟都入學讀書,明白父子君臣之義,學會從灑掃應對到治國平天下本領(lǐng),十年之后,上下君臣父子關(guān)系之協(xié)調(diào),又非今日可比。孟子說“: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于王前。”我敢于冒昧向陛下講這些,是學孟子。
其五,天下之所以安定,在于民心安定,民心安定就是士農(nóng)工商各安其業(yè),這就要求治國治民者小心謹慎,言而有信,取天下與守天下是不相同,前者靠勇敢,后者靠信義,各有其宜,君王必須明白這些。在處理國事時,須先慎重考慮,然后做出決定。這就要求極力克制自己一時的喜怒情緒,因為無論是先喜后怒還是先怒后喜,都會導致決策不當或多變更,失去人民的信任。周幽王無道,不克制自己喜怒無常的情緒,失掉人民信任,以致亡國。當今皇上既不是像周幽王那樣,又何苦造成人之不信。
世祖皇帝見此奏議,大加稱贊,并且一一采納。許衡平時奏議很多,但不留底稿,留傳下來的僅此一件。至元四年因病歸懷慶休養(yǎng),第二年又被召回,其奏疏仍秘而不傳。
至元六年,世祖命他與太常卿徐世隆制定朝廷禮儀制度,與太保劉秉忠、左丞張文謙立定官制。許衡參考歷代官制體系,減去一些臨時增設(shè)機構(gòu)和旁設(shè)機構(gòu),于第二年上奏。其中涉及到一些貴族的利益,有人勸他不要改變舊有政治體制。許衡說:“我所論的是國家的體制,與個人無關(guān)?!边@意見得到世祖贊同。不久,阿合馬為中書平章政事,統(tǒng)領(lǐng)尚書省及六部,權(quán)勢很大,一些大臣阿諛奉承。而衡與之爭議,堅持原則從不讓步。不久任命阿合馬的兒子為樞密僉院官,別人都附合,唯獨許衡不同意,對皇帝說“:國家大權(quán)在于兵、民、財三個方面,今阿合馬掌管民、財,其子又掌管兵權(quán),這不行?!币院笤S衡隨世祖到上京時,又列舉阿合馬專權(quán)欺上,損國害民的許多事情,但未上報給皇帝。衡因此稱病,請求不參與國家機務大事。
世祖早有立太學的打算,至元八年(1271),任命許衡為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并親自挑選蒙古子弟交許衡教育,許衡請求征調(diào)其弟子王梓、劉季偉、韓思永、耶律有尚、呂端善、姚燧、高凝、白棟、蘇郁、姚火敦、孫安、劉安中等十二人為伴讀。這些蒙古子弟年幼,衡愛之如其子,待之如成人,嚴之若君臣,除熟讀詩書外,還演習各種禮儀。這些學生尊師敬業(yè),均知三綱五常為人之道。至元十年,因權(quán)臣破壞中國傳統(tǒng)的制度,致使學生缺糧,許衡請求辭職返回懷慶故里,翰林學士王磐對世祖說:“衡教人有方,諸生學后可以從政,這是國家大體,不要讓他辭去。”但由于竇默為衡懇求,還是讓衡還鄉(xiāng)去了,以贊善王恂代管太學的事。劉秉忠等奏請以耶律有尚、蘇郁、白棟等為助教,保持原許衡所制定的教學規(guī)矩?;实弁饬?。
國家自取得中原后,采行金朝的《大明歷》,但該歷法不精確,世祖于至元十三年詔令王恂制定新歷。恂認為一般歷家只知歷數(shù)不知歷理,奏請許衡回京以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來主持太史院事。許衡與太史令郭守敬等合作,研制新觀象儀,經(jīng)細密觀測,參照舊有歷法,剔除其中錯誤,于至元十七年(1280),制成新歷,賜名曰《授時歷》頒行天下。
至元十七年六月,許衡因病請歸懷慶休養(yǎng)。至元十八年(1281)病情危急,不久逝世,時年七十三歲。懷慶人無論貴賤長幼皆為之慟哭。四方學士聞訃,有從數(shù)千里趕來祭奠者。
許衡善教,言語溫和,故無論貴賤都愿拜他為師。他因材施教,凡受其教育的人終身不忘。大德元年(1297),贈榮祿大夫、司徒,謚“文正”。至大二年(1309)加“正學垂憲佐運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封魏國公?;蕬c二年(1313),詔與孔子一道受祭祀于廟廷。延..初,又詔立書院于京兆,以祭祀許衡,并賜田做祭祀的經(jīng)費,書院名“魯齋書院”,魯為許衡居魏時的書齋名。
憲宗四年(1254),世祖受封于秦中,任命姚樞為勸農(nóng)使,召許衡為京兆提學。該郡子弟有上學機會,莫不高興。衡在京兆郡縣廣建學校。世祖南征,許衡返歸懷慶,京兆學者挽留不住,送至臨潼而歸。
中統(tǒng)元年(1260)世祖即皇帝位,召許衡、姚樞至京師。當時王文統(tǒng)為平章政事。在討論治國安邦之道時,文統(tǒng)重利,而衡、樞認為必須以義為本,文統(tǒng)忌恨于心。加上竇默在世祖面前說文統(tǒng)學術(shù)不正,文統(tǒng)懷疑許、姚、竇三人是一派,奏請委任姚樞為太子太師,竇默為太子太傅,許衡為太子太保,表面上是尊敬重用,實際上是使他們不能接近皇帝。后又改命樞為大司農(nóng),默為翰林侍講學士,衡為國子祭酒。不久,衡因病辭官返鄉(xiāng)。至元二年(1265),帝以安童為右丞相,打算許衡為輔,召至京師,命參預中書省政務。衡上疏治國綱要五條,大意是:
其一,立國要以中國歷代所行的漢族各項制度為本??疾鞖v史,凡北方民族占有中國之后,必行漢族制度,國運才會久遠,否則亂亡相繼,國運不長。當然,蒙古貴族和勛臣們立即完全接受漢族制度是不容易的事,但經(jīng)過長期教化,也不是不可以改變其原來的思想和態(tài)度,關(guān)鍵在皇帝要堅定不移,不聽信讒言,不求速效,最后必會達到安邦定國的目的。
其二,中書省的政務不勝其煩,要領(lǐng)在于用人、立法兩點。用人就是果敢任用賢人,立法就是立古人之遺法。用人與立法相輔相成,治人者法也,守法者人也,人法相依,上安下順。對于已經(jīng)任用的人,要給以俸祿,使他們廉潔奉公;對于尚未任用而可任用的人,要放寬限制,量才錄用。同時還要設(shè)監(jiān)察機關(guān)來考察他們的行為,設(shè)吏部以確定他們的資歷。該升者升,該降者降,使他們的才德與爵位相稱。
其三,皇帝上秉天命,下為百姓之君師,頗不容易。故自堯舜以來,凡圣帝明王皆無不兢兢業(yè)業(yè),小心謹慎。第一要慎言。皇帝為萬民之主,天下廣大,人民眾多,日有萬機,事有萬變,皇帝一人一心來對付,要言之無失是不容易的事,因此要慎言。切不可朝言夕改,否則朝廷綱紀不能廣布于四方,法度不能確立,臣民無所遵循,奸邪則有機可乘。要慎言必遵循《大學》之道,以修身為本,不為一時的喜怒愛憎所干擾。凡事只要熟思而慎處理,很少有不當?shù)?。第二,知人。為皇帝者以知人為貴,以用人為急,但知人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為人情有善有惡,惡者難知,善者易知;人群有眾有寡,人多難知,人少易知,故上者難知下,下者易知上?;实畚挥趦|兆人民之上,操有予奪、進退、賞罰、生殺之大權(quán),若一旦受欺,是非不辨,善惡不分,其害難勝計。要善于知人,皇上必須拋棄自己的喜怒、愛憎,否則在用人時,進者未必為君子,退者未必是小人,受賜者未必有功,被剝奪者未必有罪,以至于賞罰、生殺都很少有恰當?shù)?,可見知人之重要。第三,任賢能。賢能者有為公之心,仁愛之心,不為利誘,不為勢屈,辦事公正。但他們往往因時運不佳而隱藏自己的才能,鮮為世人所知;即或有人知道卻無人援引,所以皇帝還是不曉得;即或朝廷知道,召來任用,也是與一般人對待,賢者不屑如此;即或待之以禮,卻不用其言,賢者也不肯空居其位。皇帝處于崇高地位,往往好聞別人之過而不愿聽自己之過,賢者認為他們有責任要糾正這點,于是君臣不合,再加上奸佞小人從中作祟,肆為詆毀,多方陷害,難免罪名加身。古代大禹聞善即拜,益以“任賢勿懷疑,除邪不猶豫”來告誡自己,后世君主應該如何呢?第四,除奸佞。奸邪之人,其心險惡,手段巧妙,一般人難以察覺,難以抵御。他們善于察顏觀色,迎合君王的喜怒,討得君主的歡心,受寵愛于上,施權(quán)威于下,國家受害而君主尚不知。奸佞如此欺人,令人生畏。第五,天下為公?;实垡哉\摯之心愛下,臣民以忠義之心報上,這是理所當然。但考察歷史,見有許多不合常理的事,如夏禹治洪水,救萬民,深受人民尊崇,傳至太康失道,萬民仇怨。漢高祖以寬厚仁愛得天下,但立國以后卻以愛憎行賞罰,人民憤憤不平??傊?,自古至今,凡先有恩惠于民而后民怨且怒者,都是這樣。所以明主圣君必須遵循《大學》之道,以修身為本,一言一動為天下之準則,一賞一罰合天下之公心,這樣億兆人民必然將不求而得。第六,愛民。三代以下堪稱盛世者,莫如漢代的文景之治。但文景之時上天示警,山崩地震,小者有水旱之災,大者有亂國之象。于是文景二帝,上承天意,下養(yǎng)萬民,今年勸農(nóng)桑,明年減田租,深得民心,社會祥和。這兩年因彗星時而出現(xiàn)于東,時而出現(xiàn)于西,這也是上天示警,應當效法文景恭儉愛民。孟子說:“民為重,君為輕?!薄稌?jīng)》說:“了解人民的意愿就是了解上帝的意愿;聽了人民的意見就是聽取上帝的意見。”故做君主的,若不求于民而求于天,要想不遭天災是不可能的。
以上六點歸納起來也就是修德、用賢、愛民三者而已,這是治本。本立則綱紀可張,法度可立,國家可治;否則會愛惡相攻,善惡相仇,生民不免陷于水火之中,這樣要想國泰民安是萬萬不可能的。
其四,古代圣君首推堯、舜,賢臣首推稷、契,他們上承天心,下養(yǎng)萬民,教民種植五谷,使人民生活過得好,教民以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使民心善。后世君王就應該這樣,若行此道,必然是人民富裕,兵馬強壯,人才濟濟,國家繁榮。今則不然,國家只知搜括民財而不知教民生財,只知防人之欺而不知教人為善,只怕法令難行而不想想法令無地可行。如果對農(nóng)民大加優(yōu)待,不去侵害他們,使游手好閑之人回鄉(xiāng)務農(nóng),十年之后,倉庫儲糧之多,非今日可比。自大都會到州縣廣設(shè)學校,從皇子到平民子弟都入學讀書,明白父子君臣之義,學會從灑掃應對到治國平天下本領(lǐng),十年之后,上下君臣父子關(guān)系之協(xié)調(diào),又非今日可比。孟子說“: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于王前。”我敢于冒昧向陛下講這些,是學孟子。
其五,天下之所以安定,在于民心安定,民心安定就是士農(nóng)工商各安其業(yè),這就要求治國治民者小心謹慎,言而有信,取天下與守天下是不相同,前者靠勇敢,后者靠信義,各有其宜,君王必須明白這些。在處理國事時,須先慎重考慮,然后做出決定。這就要求極力克制自己一時的喜怒情緒,因為無論是先喜后怒還是先怒后喜,都會導致決策不當或多變更,失去人民的信任。周幽王無道,不克制自己喜怒無常的情緒,失掉人民信任,以致亡國。當今皇上既不是像周幽王那樣,又何苦造成人之不信。
世祖皇帝見此奏議,大加稱贊,并且一一采納。許衡平時奏議很多,但不留底稿,留傳下來的僅此一件。至元四年因病歸懷慶休養(yǎng),第二年又被召回,其奏疏仍秘而不傳。
至元六年,世祖命他與太常卿徐世隆制定朝廷禮儀制度,與太保劉秉忠、左丞張文謙立定官制。許衡參考歷代官制體系,減去一些臨時增設(shè)機構(gòu)和旁設(shè)機構(gòu),于第二年上奏。其中涉及到一些貴族的利益,有人勸他不要改變舊有政治體制。許衡說:“我所論的是國家的體制,與個人無關(guān)?!边@意見得到世祖贊同。不久,阿合馬為中書平章政事,統(tǒng)領(lǐng)尚書省及六部,權(quán)勢很大,一些大臣阿諛奉承。而衡與之爭議,堅持原則從不讓步。不久任命阿合馬的兒子為樞密僉院官,別人都附合,唯獨許衡不同意,對皇帝說“:國家大權(quán)在于兵、民、財三個方面,今阿合馬掌管民、財,其子又掌管兵權(quán),這不行?!币院笤S衡隨世祖到上京時,又列舉阿合馬專權(quán)欺上,損國害民的許多事情,但未上報給皇帝。衡因此稱病,請求不參與國家機務大事。
世祖早有立太學的打算,至元八年(1271),任命許衡為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并親自挑選蒙古子弟交許衡教育,許衡請求征調(diào)其弟子王梓、劉季偉、韓思永、耶律有尚、呂端善、姚燧、高凝、白棟、蘇郁、姚火敦、孫安、劉安中等十二人為伴讀。這些蒙古子弟年幼,衡愛之如其子,待之如成人,嚴之若君臣,除熟讀詩書外,還演習各種禮儀。這些學生尊師敬業(yè),均知三綱五常為人之道。至元十年,因權(quán)臣破壞中國傳統(tǒng)的制度,致使學生缺糧,許衡請求辭職返回懷慶故里,翰林學士王磐對世祖說:“衡教人有方,諸生學后可以從政,這是國家大體,不要讓他辭去。”但由于竇默為衡懇求,還是讓衡還鄉(xiāng)去了,以贊善王恂代管太學的事。劉秉忠等奏請以耶律有尚、蘇郁、白棟等為助教,保持原許衡所制定的教學規(guī)矩?;实弁饬?。
國家自取得中原后,采行金朝的《大明歷》,但該歷法不精確,世祖于至元十三年詔令王恂制定新歷。恂認為一般歷家只知歷數(shù)不知歷理,奏請許衡回京以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來主持太史院事。許衡與太史令郭守敬等合作,研制新觀象儀,經(jīng)細密觀測,參照舊有歷法,剔除其中錯誤,于至元十七年(1280),制成新歷,賜名曰《授時歷》頒行天下。
至元十七年六月,許衡因病請歸懷慶休養(yǎng)。至元十八年(1281)病情危急,不久逝世,時年七十三歲。懷慶人無論貴賤長幼皆為之慟哭。四方學士聞訃,有從數(shù)千里趕來祭奠者。
許衡善教,言語溫和,故無論貴賤都愿拜他為師。他因材施教,凡受其教育的人終身不忘。大德元年(1297),贈榮祿大夫、司徒,謚“文正”。至大二年(1309)加“正學垂憲佐運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封魏國公?;蕬c二年(1313),詔與孔子一道受祭祀于廟廷。延..初,又詔立書院于京兆,以祭祀許衡,并賜田做祭祀的經(jīng)費,書院名“魯齋書院”,魯為許衡居魏時的書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