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洵字明允，宋眉州眉山人。他二十七歲的時候開始發(fā)憤學習，但在參加進士及特殊才學的考測中，都沒有如愿以償，于是蘇洵將自己以前的文章全部焚燒，關門閉戶苦讀詩書，終于精通六經(jīng)及百家之說，達到了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的境地。至和、嘉..年間，蘇洵和他的兩個兒子蘇軾、蘇轍一同來到京師，翰林學士歐陽修將他們父子三人所做的二十二篇文章上呈給朝廷，朝廷將這些文章刊印出來之后，士大夫們爭相傳閱，一時間，學者們寫文章都仿效蘇氏文風。蘇洵著有《權書》、《衡論》、《機策》等文。因其文章太多，不可能一一抄錄，現(xiàn)將其《心術》、《遠慮》二篇文章摘抄于此。

　　《心術篇》說：

　　做將帥之道，應當首先正心。即使泰山傾覆于眼前也不變臉色，麋鹿出現(xiàn)在身旁也不眨眼睛。只有這樣才能胸有成竹鎮(zhèn)定自若地對付敵人。對于士兵要使之有正義感，沒有正義感的士兵，即使以利相誘惑恐怕也不好指揮。只有正義之氣可以激勵士兵，也只有士兵的正義之氣被激發(fā)出來之后，才可以跟隨將領打好一次又一次的戰(zhàn)斗。凡要進行一場戰(zhàn)爭，必須做到戰(zhàn)爭之前注意養(yǎng)財，搞好物質準備工作；即將開戰(zhàn)的時候要注意養(yǎng)力；戰(zhàn)爭開始后要注意養(yǎng)氣；戰(zhàn)爭勝利之后，要注意養(yǎng)心。具體說來，所謂養(yǎng)財，就是要謹慎地燃起報警的烽煙，注意派士兵偵察摸清敵人的底細，使老百姓無所害怕，無所驚慌，從而安心種田，發(fā)展生產(chǎn)，準備財力；所謂養(yǎng)力，就是要豐厚犒賞士兵，使之養(yǎng)精蓄銳，無精神負擔；所謂養(yǎng)氣，就是要使士兵勝不驕，敗不餒，始終保持旺盛的斗志；所謂養(yǎng)心，就是用人不盡其所為，以保其有一個正常的心理態(tài)勢?？傊?，要讓士兵蓄有怒氣，懷有欲望，并且不讓這種怒氣發(fā)泄干凈，不讓這種欲望得到完全滿足。因為有怒氣就會有勇氣，怒氣不盡則勇氣不盡。有欲望就會有貪念，欲望不盡則貪念不止。這樣一來，即使天下統(tǒng)一了，士兵也不會厭惡戰(zhàn)爭，這就是為什么黃帝發(fā)動七十場戰(zhàn)爭而士兵始終毫不懈怠的原因所在。

　　將帥要有智謀和威嚴，士兵就不要太聰明了，使之愚鈍一些為好。因為將帥有智謀就可使士兵感到不可捉摸，深不可測；有威嚴就使士兵不敢違抗命令；士兵愚鈍，就會老老實實地聽命于將帥，就會效忠將帥而不怕死。大凡調兵遣將，必須做到知敵之主，知敵之將，然后可以冒險發(fā)奇兵。三國時，魏將鄧艾越過懸崖峭壁突然攻擊蜀軍，如果不是蜀主劉禪的無能，則鄧艾的百萬之師可以輕而易舉地被擊破。鄧艾之所以敢這樣出奇兵，就是因為他了解劉禪的無能。所以說，古之賢將不僅能以自己的士兵向敵人挑戰(zhàn)，而且能通過對其將帥情況的分析試探而摸清敵軍的底細，這樣就可以做出正確的決斷了。

　　作為主帥，應該是知理而后可以舉兵，知勢而后可以加兵，知節(jié)而后可以用兵。所謂知理即是知道戰(zhàn)爭的意義和目的，只有這樣，主帥才能不屈不撓；所謂知勢即是知道戰(zhàn)爭的形勢，只有這樣，主帥才能胸有成竹，不至于沮喪；所謂知節(jié)即是知道掌握戰(zhàn)爭的節(jié)奏及用兵的節(jié)度，只有這樣，主帥才能伸縮進退自如。主帥應不為小利所動心，不為小患而不安，因為小利小患足以玷辱我軍的技藝與本領。要把心思用在處理大利大患方面。只有深懷技藝與本領而又自愛的人才能無敵于天下。所以說，一忍可以應付百勇，一靜可以制服百動。

　　軍隊總有長處和短處，這在敵我雙方都是一樣的道理，試問：“我之所長，我拿出來運用，敵人當然不敢與我較量；而我之所短，我收起來不用，敵人也會硬與我爭斗，怎么辦呢？”答曰：“雖然我有所短，但我如果表現(xiàn)出頑強抗暴的精神，敵人就會懷疑而退卻。而對于我之所長，應悄然加以掩蔽，敵人就會因輕視而陷入我之圈套中。此長短之術也。

　　善于用兵的將領，要使士兵無所顧忌而有所依恃。士兵無所顧忌才會不怕一死，有所依恃才會對戰(zhàn)爭充滿信心。比如說，如果我們手中拿著短短的一截棒棰，遇到兇猛的老虎時，大家都會呼喊著一起圍攻老虎，而如果我們空手無依恃時，即使遇上小小的壁虎也會畏而卻步，此乃人之常情，知此者方可為將。即使穿內衣睡覺，但只要你以手按劍，取時刻警惕的態(tài)勢，則強者也不敢逼近你；相反，即便你穿甲戴盔地靠在武器上入眠而不警惕，那么孩童也可舉弓將你射殺。所以說善于用兵的人要始終保持一種凜然不可侵犯的姿態(tài)，只有這樣，你才能顯示出一種無窮無盡的力量。

　　《遠慮篇》說：

　　作為一個圣人，他應該懂得經(jīng)略之策，精通權術之道，深悟心機之要。擁有黎民，擁有群臣并擁有腹心之臣。經(jīng)略之策，可讓天下黎民人人知曉，權術之道，不可讓黎民知道但可讓群臣知道，而對于心中之機要，則只能讓個別心腹之臣知道。如果圣人不懂運用權力，就不可能辦好國家的事務；如果圣人沒有心機，就不可能成就萬世之功業(yè)。這些道理都是不便讓天下之民知道的。心機既然不可外泄于群臣，那么皇帝與誰商議定奪呢？顯然是心腹之臣，所以說，心腹之臣對于皇帝來說不可一日沒有。后世認為夏、商、周三代以仁義奪取天下，以禮樂守護天下，不免盲目得出“圣人無機”的結論，但是我仍然認為，圣人如果無心機，是不能奪天下與守天下的，只不過三代圣人之心機不如后世圣人心機之詭詐，所以后世之人往往不易輕易發(fā)覺。

　　有心機，必須要有心腹之臣，禹有益，湯有伊尹，武王有太公望，這三個心腹之臣都能聞天下之所不聞，知群臣之所不知。所以說，禹、湯、武王之心機與三個心腹之臣相應和才成就了萬世之功業(yè)。三代以下的齊桓公、晉文公分別有管仲和狐偃為之謀劃；此外，吳王闔閭擁有伍子胥，越王勾踐擁有范蠡、文種。劉邦在奪天下與守天下的過程中，先后任用過韓信、黥布、彭越、曹參、樊噲、滕公、灌嬰、酈生、陸賈、樅公等，然而只讓心腹之臣留侯與贊阝侯二人參與奇機密謀。唐太宗的臣子多奇才，然而委之深、任之重者也不過是房玄齡和杜建德二人。君子為善之心與小人為惡之心都是一種必然的存在。君子有心機可以成就善業(yè)，小人有心機可以造就惡業(yè)。如果有心機，即使是惡業(yè)也可達成；如果無心機，雖然是善業(yè)恐怕也難以完成。所以說心腹之臣不可一日沒有。司馬氏可以說是魏之叛臣賊子，然而他有賈充之徒作為自己的心腹之臣，竟也達成惡業(yè)。反觀陳勝、吳廣，他們可稱得上是秦時的英雄，但最終為什么沒有成就大業(yè)呢？這就是因為他們沒有心腹之臣沒有心機，即使有心機也外泄了。無心機與有心機而外泄，就好比虎豹想吃人而不知道設陷阱，或者是設了陷阱而不知道做好偽裝一樣。

　　有人會說：“所謂心機，只有創(chuàng)業(yè)之君才借助于它，作為守成之世，君子有什么必要把事情搞得那么神秘，有什么必要信用心腹之臣呢？”這真是一種可悲可嘆的論調，試問，我們現(xiàn)今的守成之世能與太古之世相比嗎？不能，這就說明心機不可不用。況且天下之變常陷伏于所謂太平盛世，就像田文所說：“子少國危，大臣未附?！边@種景況沒有心腹之臣難道不叫人寒心嗎？過去，漢高祖臨終前天下本已安定，然而劉邦仍囑咐周勃輔佐孝惠帝、孝文帝。漢武帝臨終前，天下本已大治，但他也吩咐霍光做孝昭帝和孝宣帝的心腹之臣。縱然天下有泰山不倒之穩(wěn)勢，圣人也常有累卵之憂心。由此可看出，守成之世，圣人不可不要心腹之臣。

　　《左傳》說“：百官總己以聽于宰相?！痹紫嗳绻皇歉剐闹?，天子怎能把天下大事委托給他管理，而且三年不對他產(chǎn)生懷疑呢？《左傳》還說：“五載一巡狩。”如果天子無心腹之臣，在他五年一度的例行出巡時，怎能放心拋開千里之外的京城。又要誰來為他守護京城呢？現(xiàn)在一家中必有宗老，一介寒士必有密友，借以開啟心胸，接濟緩急。為什么作為天子就不該有腹心之臣呢？近世的一些君王威然高高在上，而使宰相渺然聽命于下。君臣之間界線分明，上下之間沒有溝通。臣視君仿佛有天上的星星那么遙遠而不得親近，君主也像在天上俯視臣子，泊然無撫愛之心。這就容易造成這樣一種狀況：國家有憂，臣子不以為憂；君主有憂，臣子不感到屈辱；君主受到污辱，臣子不去為君主而死。另外，近世君主用人沒有自己的尺度，有一個人說某人好就馬上任用他，而有一個人說某人不好就馬上割舍他。在這種氛圍下，作為宰相，他避嫌畏譏都來不及，哪里還有時間專心以國事為憂呢？外降無常，信疑不定，使宰相視宰相之府如傳舍。百官泛泛于下而天子高高在上，一旦有緊急之憂，君臣莫不顛沛流離甚至遭殺身之禍。所以我認為，圣人之任用心腹之臣，要尊之如父師，愛之如兄弟，相互之間無猜疑和禁忌，同起居寢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百人夸獎他我是這樣，百人詆毀他我也是這樣，仍使他有高貴的爵位，有優(yōu)厚的俸祿，有十足的權力，然后與他共同商議國家機密大事，共同考慮應付天下之事變。

　　宰相韓琦看到蘇洵的文章后十分贊賞，并將此文章奏報到朝廷，蘇洵因此被召試舍人院，但他以有病為由沒有到任。于是又被任命為秘書省校書郎。當時正趕上太常修撰建隆以來的禮書，故以蘇洵為霸州文安縣主簿，與陳州項城令姚辟一起用修禮書，并撰成《太常因革禮》一百卷，可惜書成之后，剛剛上奏而沒有得到回音，蘇詢就去世了。皇帝特意賜綢、銀二百給他家里，但其子蘇軾辭退了所賜之錢，只求贈官，因此皇帝特贈蘇洵為光祿寺丞，并敕令有關部門用船將蘇洵的遺體運回四川。蘇洵有文集二十卷、《謚法》三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