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兩種文化’之爭解釋為兩種學科文化之間的沖突,無異于說,在現代歐洲的早期,女巫受到迫害就因為她們是女巫,或者說,逃亡的奴隸被歸還給主人就是因為他們是財產。” 科學家、小說家C. P. 斯諾爵士1959年在劍橋大學發(fā)表題為“兩種文化與科學革命”的演講時,大約沒有料到他將掀起的是這樣一場思想風波,以至“兩種文化”成為和他本人的名字緊密綁定的觀念標簽。伴隨利維斯的質疑而展開的這場跨越20世紀60年代的論爭被冠以“兩種文化之爭”之名,仿佛它是大半個世紀前發(fā)生在科學教育與人文教育之間的另一場交鋒的再現,但仔細考察其間涌現的各路支持與反對聲音便會發(fā)現,正如發(fā)端于此一時期的科學的社會歷史學,作為一組對立概念的科學與藝術此刻有如一匹特洛伊木馬,攜著圍繞技術進步、大學使命、帝國命運而展開的不同意識形態(tài)主張,輪番走上英國的文化與政治舞臺。“科學”作為一種語言,為更大范圍關于英國過去、現在與未來的辯論提供了無與倫比的機會。作者奧爾托拉諾提醒我們,應當問的是:所謂“兩種文化”,在20世紀60年代的英國究竟意味著什么?帶著陌生人的眼光進入,我們便得以辨識出這場論爭如何與戰(zhàn)后精英政治時代的興衰、后殖民主義與冷戰(zhàn)意識的發(fā)展彼此交織,一窺戰(zhàn)后英國的政治議題與各派力量的較量。而斯諾與利維斯各自職業(yè)生涯中的得意與失意,不僅投射出兩人對文化政治運作方式的不同理解,也是一個時代思潮起落的生動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