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知識與思想的意義上，本輯有一些文章是值得推薦的，譬如《“聲音”的技藝與修辭：郭沫若的戰(zhàn)時演講動員》，以及《論川藏茶馬古道與藏地文學的現代新變》，還有《小報緣何寫新詩——（晶報）文人的新詩接受機制與另類建構》，等等。這些文章無疑挖掘出了許多知識，然而這些知識是有意味的知識，它們的書寫形成了各自的召喚結構，有可能帶來新的理解和進一步思考。演講這件事，歷史悠久，讀《尚書》，許多文字即從口吻可知，那就是演講，譬如《牧誓》。那么到了抗戰(zhàn)時期，郭沫若的演講與我們的演講傳統(tǒng)之間，何處有“通”，何處是“變”，這里可以挖掘者甚多，而思想和意義將呼之欲出。至于茶馬古道與藏地文學，這一對詞語本身就帶來激動和想象，知識的考據能夠形成某種對歷史的新認知甚至是人類學意義上的新理解。于是，文章里的知識就成為有較大意義的知識。那時候，藏地文學在漢地現代與藏地傳統(tǒng)之間，加上遙遠印度的可能性影響，構成了一個動態(tài)結構，讓人聯想到王明珂的《羌在漢藏之間》。另外，《晶報》與新詩的問題，值得細致探尋。知識的發(fā)掘描繪了“新”與“舊”之間富有歷史感和意義空間的風景，可以協助我們擺脫新文學史的某些成見。知識的意義生成可能，與學術研究的視野有關。有學者提出了大文學研究的系列命題，值得重視。大文學研究可以擴大研究視野，而 重要的是，讓知識的意義經由“大”的研究而有“大”的意義。實際上，研究郭沫若抗戰(zhàn)時期的演講，這也是大文學研究。演講經過記錄和發(fā)表，形成了文本，然而這樣的文本 了一般的文學文體學，屬于大文學范圍。同時，演講的時候，聲音本身構成了另一個文本，而聲音是“講”的方面，演講者還有“演”的方面，在“演”和“講”之外，還有聽眾、環(huán)境、歷史背景“諸元”，共同形成一個文本，一個 了記錄稿、發(fā)表稿的 大的“大文學”文本。在此，我們可以參考蔣榮昌《消費時代的文學文本》中關于文學文本的新理解。知識是新的，發(fā)現是新的，重要的是，可以召喚對文學和歷史的新認知，誘發(fā)新思想。大文學研究，除了作為研究對象的“大文學”之外，還有作為研究方法的“大文學”。本輯《瘟疫的科學性來源——近現代中美科學小說里的人種論述及其想象》，可以視為在方法意義上的大文學研究?？鐚W科研究原是比較文學美國學派的重要方法，這樣的方法可以讓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大”起來，在科學與小說之間，在瘟疫與隱藏在瘟疫的歷史及其敘述之中的意識形態(tài)之間，因跨越而有了新的知識、新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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