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一種會思想的動物，無論是為了適應環(huán)境，克服生存的困難，抑或為了生活得更有意義，思想皆不可或缺。在一般的中文習慣中，思想的涵義比“哲學”更寬泛，這種語用習慣的差異，也影響到學者對學術視野的選擇。一般而論，思想史的范圍也較哲學史為廣闊，雖然很少得到清晰地界定，但它不失為一種有效的學術視野。在近代中國學術史上，思想史研究的興起與哲學史大約同時。一九〇二年三月，梁任公在其創(chuàng)辦的《新民叢報》上連續(xù)發(fā)表了《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系列論文，這可能是早由國人撰著發(fā)表的思想史論文。而首本由國人撰寫的中國古代哲學通史，則為一九二八年謝無量的《中國哲學史》。這兩本早期著述有其學術史的意義，但其中對學科的性質與研究方法等多無明確的說明。事實上，無論是學者的闡述，還是其實際的操作，在思想史與哲學史之間都不易劃出清晰的界限，直到當代也仍然如此。拋開細節(jié)不論，就語用習慣及有關實踐而言，思想史表徵一種對歷史文化廣闊而深入的關照，其研究方法，關注的問題，都較哲學史為多元，史料基礎也不可同日而語。尤其是在郭沫若、侯外廬等人建立起來的研究傳統(tǒng)中，思想史有明確的社會史取向，或因其與傳統(tǒng)的文史之學有親和性，以至在今天，這種思路仍然很有生命力。文獻發(fā)掘向來是思想史研究的基本環(huán)節(jié)。為了促進有關研究，我們選輯多種文本編為“中國古代思想史珍本文獻叢刊”。全編選目包括經典文本，如儒、道二家的經解，重要思想家作品的早期刻本，和某些并不廣泛受到關注的作家文集的舊刻本。本編中也選錄了數種反映古代民俗信仰的文獻，如《關圣帝君圣跡圖志》等。這些文本在傳統(tǒng)的學術視野中，多以為不登大雅之堂，在今日視之，或者正因其反映了古代社會一般的信仰氛圍，而有重要的文本價值。此外，本編也著意收錄了數種通常被視為藝術史史料的文本，如《寶綸堂集》、《徐文長文集》等，我們認為對思想史關注而言，范圍與深度同樣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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