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多年前的1822年，生活在清朝嘉道年間的蘇州世家子弟顧祿，在山塘街寓所完成了十二卷《清嘉錄》，以編月的方式，旁征博引，詳細記述了以蘇州為中心的江南地區(qū)的節(jié)令風俗，成為后世了解地方民俗*著名的著作之一。在顧祿完成《清嘉錄》66年前的1756年，法國著名思想家伏爾泰完成了長達197章的巨著《各民族精神與風俗》（后世簡稱《風俗論》）。伏爾泰認為，中國在政治、法律、文化、倫理、道德、宗教各方面都優(yōu)于西方。他甚至以中國的一切為藍本來批判西方的制度。伏爾泰這樣寫道：“（中國的）這些禮節(jié)可以在整個民族樹立克制和正直的品行，使民風既莊重又文雅。這些優(yōu)秀品德也普及到老百姓。”“傳教士往往看到農民按當地的習慣，彼此作揖，為給對方造成麻煩而請求原諒，他們互相幫助，心平氣和地解決一切問題。”（《風俗論》*章）伏爾泰沒有到過中國，他依據傳教士在中國的見聞記錄想象這個古老國度的風俗。這是西方啟蒙運動中的一道思想風景。它至少表明，直到18世紀中葉，中國仍然是西方人仰視的禮儀之邦。而從顧祿《清嘉錄》的記述看，至少到19世紀上葉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前.中國的傳統(tǒng)風俗相當規(guī)整地被傳承下來，尤其在蘇州這樣的“前現代化*城市”，積淀深厚的風土民俗無疑具有示范效應。風俗作為長期積淀形成的社會風尚、禮節(jié)和習慣，是傳統(tǒng)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由此建構的思維方式被文化學者稱為“深層結構”，它對社會發(fā)展的影響力甚至超過任何制度設計。連一度稱為“顯學”的制度經濟學派也認為，制度根植于人群的習慣或風俗，這類“非正式制度”（習俗）往往會深刻影響任何制度的執(zhí)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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