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塔可夫斯基

　　將拍電影視為信仰，這是塔可夫斯基的雄心，他曾坦率地寫道：“人哪怕只背叛自己的原則一次，他與生命的聯(lián)系就不再純粹，欺騙自己，便是放棄一切，放棄自己的電影，放棄自己的人生，”這一不妥協(xié)的姿態(tài)概述了導演的情操和美學觀。如果說塔可夫斯基的長片處女作（伊萬的童年）代表了蘇聯(lián)電影的復興，那么，真正的塔可夫斯基則誕生于（安德烈·盧布廖夫），在這部電影中，他向上追溯，越過了一切“蘇聯(lián)藝術”，把根扎進了俄羅斯的文化傳統(tǒng)之中，自此，塔可夫斯基逐漸成為當局眼中的一名“問題導演”，而對西方來說，他又代表了體現(xiàn)在作品（鏡子）和（潛行者）中的深沉，痛苦的俄羅斯意識，最終，塔可夫斯基于1982年毅然決然地離開了蘇聯(lián)，鄉(xiāng)愁與信仰成為他在放逐生涯中揮之不去的兩種激情，也貫穿了他的最后兩部作品（鄉(xiāng)愁）和（犧牲）。《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圍繞塔可夫斯基珍視的主題——大地的存在。人們的孤獨，夢境，神秘主義——而展開，著重分析他獨特的電影語言，最后兩章以傳記性內容為這一主題學研究畫上句號。

　　安托成·德大的·貝克Antoine de Beaecqwue電影批評家、史學家、法國《解放報》文學版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