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從一開始就拒絕別人為他寫傳?！毒滞馊恕返淖髡邉t從未忘記自己是希望置身局外_的加繆，生前一直保護著親人和自己的私生活。靦腆的他對任何傳記作者筆下的傳記性內容都懷有戒心。對于問及他身世的讓一克洛德·布里斯維爾、熱爾曼娜·布萊、羅歇·吉里約和卡爾·維吉亞尼，加繆只透露了為數(shù)不多的情況。1978年，赫伯特·勞特曼（Herbert Lottman）為加繆寫了第一部傳記，側重介紹了加繆作為一個人的生平，而我在嘗試勾勒出加繆的形象時則提醒自己他首先是一個作家。無論是在法國、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的調查過程中，還是在與法國人、阿爾及利亞人、美國人、英國人的交談中，或者在研究私人和公共檔案（藏于?？怂沟闹趁竦鼐碜诨虿赜谀箍频漠斈旯伯a國際的報告）的過程中，我經常感覺自己仿佛行走在遙遠的地平線上：探索一個創(chuàng)作者謎一般的心靈，就好比想要拼出謎底最后的數(shù)字。加繆曾言：“沒有秘密就沒有真正的創(chuàng)作?！比绾尾拍芾砬逡欢蚊\的亂麻，又避免在每一個纏結處將最脆弱的線索剪斷？這部《加繆傳》只是我所勾勒出的某種生平傳記。關于每個人都可能寫出上百種傳記，J.B.彭塔利斯（Pontalis）曾如是說。我希望本書已經著重介紹了加繆一生中那些重要的時刻與人物。書中引用了一部分熟悉加繆之人的回憶材料。一個知名作家生前會有一些真敵人，死后還有幾乎同樣多的假朋友。歷史學家、法官、傳記作家都會遇到證據不夠確鑿的問題。加繆去世已經35年，該是篩選材料的時候了。他生前的某些密友直到今天仍然鮮為人知或不為人知，其中一些是出于友情或愛情上的謹慎而隱姓埋名。加繆去世后，部分親屬吐露了一些隱情，但在1979年12月24日加繆夫人弗朗西娜亡故之前，他們出于禮儀上的考慮必須有所保留。加繆曾將自己部分手記的打字稿交給了吉里約，后者評論說“那是加繆創(chuàng)作的內幕”。我使用了這些手記，但不時感到加繆在寫它們時心里已經顧忌到了后人的評說，因此寫來并不像紀德的日記那么饒有趣味，而是更多地帶有薩繆爾·約翰遜向鮑斯韋爾（Boswell）講述自己生平時的那種謹慎，不過他倒也沒有像佩皮斯（Pepys）或雨果那樣用速記編碼之類方式來記錄自己的觀察、思考和艷遇。在其書信里，加繆除了記下吉里約所說的那些“內幕”之外，有時還會站到臺前。我曾蒙特許讀到或者有幸發(fā)現(xiàn)一些加繆未曾發(fā)表過的書信，其中的內容展現(xiàn)出一個令人意想不到的加繆。信件本身的真實性既不能確定作者所言的真誠，也不能確定其虛假，但由于沒有過多的雕琢修飾，至少能夠告訴我們作家想要傳達給收信人的情感、想法和信息。加繆的作品及其書信是相互交叉的，彼此都具參照提示價值。在何種程度上我們可以利用一個作者已經發(fā)表的文本作為其傳記的材料，同時避免對這些文本進行過度或草率的闡釋？加繆曾斷言：“以為凡作家必定會寫與自己有關的事情并在書中描寫自己，那是浪漫主義遺留給我們的一種幼稚想法。一個人在作品里講述的往往是其懷舊的歷史或者愿望的歷史，幾乎從來都不是他本人的歷史?！边@里的“幾乎”二字分量很重，況且懷舊與愿望的確能給作家提供不帶酵母的面團。撇開將生活轉化為藝術的成功不論，加繆的作品看上去帶有很強的傳記性質。了解他的羅歇·格勒尼耶就曾提到加繆所戴的“面具”，一種過濾他人目光的面具。有人曾在1959年問過加繆：“您認為法國的批評家忽視了您作品中的哪些方面？”他答道：“那些晦暗的部分，我身上的那些盲目和本能的東西。法國批評界感興趣的首先是觀念。”這句關于他自身的話是對法國批評界的一個嚴厲概括，尤其是在1930年至1960年法國那種既豐富多彩又沸沸揚揚的文學、哲學和政治語境中。加繆20歲時曾說過：“正如一個作家之死會讓人夸大其作品的價值一樣，一個人的死會讓人高估他在我們心中的地位。”其實，那也可能讓人低估他的地位。在法國這個盛產文學的國度——在武器和法律的生產方面我們還比較落后——，一個名人剛去世時，大家都樂意表達對其贊美有加的哀悼。但是常常隨著歲月的推移，人們開始不斷地詆毀曾經親熱相稱的故人?！〖涌娚綄懽鞯牡谝徊啃≌f——那時他22歲——在其去世11年后出版。他在小說中這樣談到麥爾索Mersault（當時還不叫默爾索Meursault）：“就像搓揉一塊熱面包那樣，他想把自己的生活抓在手中?！币徊總饔泝H僅是一種嘗試：我在本書中試圖勾勒出一位作家在工作時的姿勢、他的雙手、他的內心世界，試圖還原加繆各種不同的聲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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