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中國社會科學界都存在兩種在我看來其實緊密勾連在一起的傾向:我們要么對各種思想和理論、特別是西方理論采取“非語境化”的處理和“前反思接受”的立場,并以這種“非語境化”的西方理論為判準對中國問題做“普羅克汝斯特斯之床”式的“裁剪”;要么采取我所謂的“講故事”的方式進行毫無理論觀照的研究,不僅無力洞見到其間有意義的理論問題,更無力進行較有深度的理論建構。于是,我們可以看到:一方面,研究西學的成了“西化論者”(研究儒學的則成了“新儒家”);另一方面,我們用西方人喜聞樂見的方式描述著“鄉(xiāng)土中國”或“新鄉(xiāng)土中國”(或“黃河邊的中國”),試圖發(fā)掘所謂的“本土資源”。顯而易見,如果說第一種傾向“丟失了中國”,那么第二種傾向則為我們描繪了一個“非中國的中國”——因為它完全忽視了一百多年來(尤其是晚近30年來)的社會變遷及其對中國的沖擊和影響,特別是遮蔽了“世界結構”、“貧富差距結構”和“城鄉(xiāng)二元結構”等“結構叢”所型構的當下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