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識漢魏：文化名家讀史錄

　　既然文化散文的提出是合理而必要的，那么，文化散文的出現(xiàn)又給當下的散文創(chuàng)作帶來了什么？這里，我只簡要地談兩點看法：首先，倘就整體和本質(zhì)而言，文化散文是中國作家在傳統(tǒng)文化回潮的大背景之下，從現(xiàn)實情境出發(fā)，進行審美意義上的文化尋根和歷史反思的產(chǎn)物。既然是尋根和反思，那么其行文運筆，就離不開鞭辟入里的現(xiàn)象分析和特立獨行的價值重估。關于這點，我們讀那些優(yōu)秀的文化散文，如余秋雨的《遙遠的絕響》、王充閭的《用破一生心》、林非的《詢問司馬遷》、潘旭瀾的《太平雜說》等，都能獲得充分印證。而這種恣肆而深邃的思辨之美，正是以往過分注重抒情的散文所缺少的。因此可以說，是文化散文于有意或無意中，增添了散文文體的思想內(nèi)涵和精神重量。其次，由于文化散文大都是圍繞特定的歷史人物、事件和現(xiàn)象展開敘述的，所以，其字里行間很自然地融入了為完成主題表達所必需的背景介紹、資料引用、場面勾勒、器物描述等等。這時，文化散文便具有了展示文化精要，傳授歷史知識的作用。譬如，熊召政和王春瑜分別撰寫的閱讀明史系列，不僅深入揭示著歷史的奧秘和本相，而且廣泛涉獵了明代社會的方方面面，乃至謎團和細節(jié)。在某種程度上，它們是可以作為打開明史之門的鑰匙的。李元洛的古典詩詞系列，融史學、詩學、人文、地理于一體，既高揚著作家的古典情懷，又暢述了詩歌的藝術三昧，其飽含的美育和詩教意義顯而易見。類似的作品還有劉長春的“書海煙嵐”系列，鮑鵬山的“閱讀圣賢”系列等等，它們均使散文于固有的審美之外，承擔起了文化傳播和普及的使命。而許多讀者正是通過對這類散文的閱讀，開闊了眼界，強化了修養(yǎng)。這在民族文化遭遇削弱的今天，無疑功莫大焉。

　　古耜，學者、作家、主編。曾在國內(nèi)二百數(shù)十種報刊發(fā)表大量有關中國古典文學、現(xiàn)當代文學和文藝美學方面的理論評論文章及學術隨筆，總計約三百五十萬言；出版文藝評論集多部：參加過《金瓶梅詞典》《古今中外朦朧詩鑒賞詞典》《中國古典詩詞曲賦分類鑒賞詞典》《中國散文百家談》等多部大型著作的撰稿；主編和選編各類文學圖書二十種。文章收入中國人民大學報刊復印資料《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影視藝術研究》《中國社會科學文摘》等數(shù)十種選刊、選集、合集，并多次被高考語文試卷選用。作品先后獲中國散文學會“首屆冰心散文獎·理論批評獎”，中國作家協(xié)會“首屆郭沫若散文隨筆獎·優(yōu)秀編輯獎”，第四、五屆中國文聯(lián)文藝評論獎，中國作家協(xié)會、中國魯迅研究會“我讀魯迅”全國征文獎，中國圖書評論學會“新世紀優(yōu)秀書評獎”，遼寧文學獎·文學評論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