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城》一九四七年在上海初版,一九四八年再版,一九四九年三版,以后國內沒有重印過。偶然碰見它的新版,那都是香港的“盜印”本。沒有看到臺灣的“盜印”本,據(jù)說在那里它是禁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夏志清教授的英文著作里對它作了過高的評價,導致了一些西方語言的譯本。日本京都大學荒井健教授很久以前就通知我他要翻譯,近年來也陸續(xù)在刊物上發(fā)表了譯文?,F(xiàn)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建議重新排印,以便原著在國內較易找著,我感到意外和忻幸。我寫完《圍城》,就對它不很滿意。出版了我現(xiàn)在更不滿意的一本文學批評以后,我抽空又寫長篇小說,命名《百合心》,也脫胎于法文成語,中心人物是一個女角。大約已寫成了兩萬字。一九四九年夏天,全家從上海遷居北京,手忙腳亂中,我把一疊看來像亂紙的草稿扔到不知哪里去了。興致大掃,一直沒有再鼓起來,倒也從此省心省事。年復一年,創(chuàng)作的沖動隨年衰減,創(chuàng)作的能力逐漸消失——也許兩者根本上是一回事,我們常把自己的寫作沖動誤認為自己的寫作才能,自以為要寫就意味著會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