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層治理理論與歐洲一體化

　　《多層治理理論與歐洲一體化》主要以上面提到的研究方法對歐洲一體化以及隨之出現(xiàn)的“多層治理”的政治體系進行了比較全面和客觀的分析。導言部分論述了選題的目的和意義，界定了《多層治理理論與歐洲一體化》所研究的“歐洲一體化”的內涵，分析了目前這一課題的研究狀況，指出了《多層治理理論與歐洲一體化》的研究方法及不足。第一章主要論述了《多層治理理論與歐洲一體化》的研究視角。本章首先從考察一般治理、全球治理興起的時代背景出發(fā)，分析了“多層治理”在歐洲是如何被提出來的，并詳細討論了“多層治理”主要包括哪些內容，具有什么特點。最后，本章對“多層治理”視角進行了評析，指出了從這一視角出發(fā)研究歐洲一體化的優(yōu)點及不足。第二章以“多層治理”為視角考察了歐洲一體化的歷史進程。歐洲一體化歷史呈現(xiàn)出如下特點：歐洲煤鋼共同體是一個以高級機構為主的超國家的歐洲治理方式，換句話說，煤鋼共同體的超國家色彩更濃一些；而自歐洲經濟共同體建立以后，歐共體理事會的作用更大一些，或者說以政府間合作的理事會為主的治理方式占上風；歐洲聯(lián)盟建立以后，具有超國家性質的歐盟委員會的作用又開始突出，另外，歐盟治理的次國家方向隨著地區(qū)委員會的建立而增強。因此，從歷史發(fā)展的軌跡看，歐洲政治一體化就是一個超國家方向和次國家方向不斷完善的過程，或者說民族國家主權與功能不斷被侵蝕的過程，歐洲政治一體化的發(fā)展史實際上就是歐洲聯(lián)盟多層治理政治框架逐步形成的歷史。第三章論述了“多層治理”歐盟的組織機構和政治框架。本章從多層治理的視角出發(fā)，將歐盟的組織機構分為三大類：超國家機構（歐盟委員會、歐洲議會、歐洲法院、歐洲中央銀行等）、政府間機構（部長理事會、歐盟首腦理事會）和次國家機構（經濟和社會委員會、地區(qū)委員會）。這三類機構的性質不同，在歐盟治理中的作用也不盡一致。超國家機構主要代表歐盟的整體利益，致力于推動歐洲一體化的發(fā)展；政府間機構主要代表各成員國的利益，致力于協(xié)調成員國間的利益和矛盾；次國家機構主要代表各利益團體和地方利益，致力于參與歐洲一體化進程并維護利益團體和地方的利益。可見，歐洲聯(lián)盟是一個多層面的政治構架，其權力不是掌握在歐盟的某一機構或一種性質的機構手中，而是在各種性質的組織機構之間共享。歐盟多層政治體系順利運轉的原因是：這些組織機構有明確的法律作保障，具有很強的獨立性，歐盟成員國及各組織機構之間形成了合作共事、民主協(xié)商、相互妥協(xié)、彼此制約的共同體工作方式。第四章分析了“多層治理”歐盟的決策和執(zhí)行體系。本章首先借鑒約翰·彼得森的研究成果，將歐盟的決策體制劃分為超體系、體系和次體系三個層次。每個層次的決策主體、決策理性不同，因而，所作出的決策類型也不同。不過，本章也指出這樣的劃分并不意味著歐盟治理的每一個層面都總是由一類行為體或組織機構所主導的，也不意味著每一個層面只有一種類型的決策，更不是說歐盟治理存在這種明確的等級劃分層面，而是說這種層次劃分有助于我們正確理解歐盟立法決策的性質和特點。政策制定之后關鍵在于執(zhí)行。與歐盟多層次的決策體系相適應，歐盟逐漸建立起了直接和間接、集中和分散相結合的多層次的執(zhí)行體系。第五章以歐盟的地區(qū)政策為例分析了歐盟多層治理的具體實踐。本章首先簡要回顧了歐盟地區(qū)政策的歷史演進，然后具體分析了伙伴關系原則在歐盟地區(qū)政策制定和執(zhí)行中的適用情況及其重要意義和影響。作為執(zhí)行歐盟地區(qū)政策的基本原則，伙伴關系原則意味著歐盟委員會、成員國政府、地區(qū)、地方行政當局和其他政府以及非政府組織要在地區(qū)政策的執(zhí)行中密切合作。隨著歐盟地區(qū)政策的發(fā)展和伙伴關系原則的實施，各國境內的地區(qū)和地方政府，或其他非政府行為體的確開始動員起來，同時在國家層面和超國家層面運作，并與其他治理層面特別是歐盟層面建立了更為廣泛和密切的聯(lián)系。這樣，歐盟、成員國和地區(qū)三者之間形成了政策網(wǎng)絡，歐盟地區(qū)政策的治理開始出現(xiàn)多層次的博弈局面，并呈現(xiàn)出多層治理的特點。但是，本章也指出，次國家行為體對歐盟決策的影響仍然有限，它們雖然參與了歐盟的決策進程，但是卻無法影響決策的結果，成員國政府在政策進程的不同階段都充當了守門員的角色，次國家行為體對歐盟治理的參與并不足以侵蝕成員國政府的權力。第六章主要討論了歐盟東擴對歐盟多層治理體系的治理能力的挑戰(zhàn)以及歐盟為應對這種挑戰(zhàn)而進行的改革。本章在回顧了歐盟東擴的歷史進程的基礎上，詳細分析了歐盟的不斷擴大和成員國數(shù)量的增多對歐盟多層治理體系的治理能力和效率的挑戰(zhàn)，然后具體論述了歐盟為了迎接這些挑戰(zhàn)所采取的改革措施，其中重點分析了歐盟所進行的制度改革，特別是《尼斯條約》和《歐盟憲法條約》以及《里斯本條約》為提高歐盟治理的效率和能力所進行的制度改革。但是本章也指出，這些制度改革還不足以解決歐盟擴大后所面臨的一個突出矛盾，即成員國的多樣性與歐盟治理的統(tǒng)一性之間的矛盾。為了在尊重成員國的多樣性和實現(xiàn)歐盟治理的統(tǒng)一性之間找到適當?shù)钠胶?，歐盟發(fā)展了一種名為“開放協(xié)調機制”的新治理模式，成為繼共同體治理方式、政府間合作方式之后的另一種治理方式。這說明，隨著歐盟成員國的增多，歐盟治理方式更趨多樣化，更具靈活性。第七章分析了歐洲一體化的深化發(fā)展所面臨的民主合法性挑戰(zhàn)。歐洲一體化的深化和歐盟治理權限的擴展自90年代以來日益引起歐洲民眾的不滿和反對，歐洲民眾開始質疑歐洲一體化和歐盟治理的合法性，歐盟的民主合法性問題逐漸成為歐盟政治的核心議題之一，歐盟政界與學術界也因此展開了關于這個問題的激烈爭論。盡管理論界在如何認識和提高歐盟合法性的問題上一直爭論不休，但是歐盟卻早已在理論爭論的背后開始了提高其合法性的實踐探索，這些探索集中體現(xiàn)在歐盟所推行的一系列憲政改革和所制定的一系列憲法性條約中。其中歐盟在2001年發(fā)動的制憲運動以及2004年制定的《歐盟憲法條約》以及2007年取代《歐盟憲法條約》的《里斯本條約》把歐盟憲政改革推向了高潮，代表了歐盟提高其民主合法性的最新努力。這些努力雖不能從根本上克服歐盟的“民主赤字”和合法性危機，但是卻有助于歐盟探索出一種適合自身特性的新的跨國民主模式，盡管我們無法知道這種模式會是什么樣子。最后是《多層治理理論與歐洲一體化》的結論部分。

　　朱貴昌，山東大學歐洲研究中心，山東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法學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歐洲一體化、歐洲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