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法判解（第10卷）

　　協(xié)助陳興良教授編輯《刑事法判解》一書，興奮之余，頗有壓力。壓力的主要原因在于這是一本連續(xù)性的刊物。十年老店重新開張，首要的就是要保證它的原汁原味或者說風格的延續(xù)，以對得起這塊招牌。學術也是如此。長期以來，《刑事法判解》一直通過判解研究方法對刑事法的解釋予以特別的重視。確實，任何法律都要解釋，刑法亦同。但是依賴的途徑不同，可能會有不同的結果。目前的狀況是，包括法官、檢察官甚至律師在內(nèi)的法律人對于通常稱之為正式解釋的刑事立法解釋、司法解釋過于依賴，這種心態(tài)與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甚至全國人大常委會頻繁發(fā)布所謂有權解釋的行為相呼應，正式解釋的發(fā)布當然對于司法統(tǒng)一有著重要作用，但我們不得不更為長遠地看到，一方面，后者的行為有意無意地培養(yǎng)、助長并且加劇了“解釋的饑渴”乃至“解釋的依賴癥”，甚至有權解釋者和司法適用者對于解釋或者等待解釋“上癮”。另一方面，前者對所謂有權解釋的期待心態(tài)又進一步刺激了解釋的需求。兩者在一定意義上形成了一種惡性循環(huán)。這樣一種狀況，簡要而言，首先，造成了司法人員的解釋能力愈來愈弱，對于刑法規(guī)范的運用能力降低。當然，也可能是隨著學歷水平的普遍提高，解釋能力應當有所提高，但實際上法官個體解釋的動力遭到壓抑，法官不能、不敢、不愿在刑事判決書中強調(diào)說理，論證自己的解釋，而簡單地援引法律規(guī)范和法律解釋文件，從而妨礙了刑事裁判文書的改革。實際上，事實的經(jīng)驗也告訴我們，民事裁判文書同刑事裁判文書的變化略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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