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擇戲劇作為個人的一項學術行為并終身以之,實屬私人性質的意愿,乃是源于“人生即戲劇”的人的存在論認識。這本是關于人生最古老的、具有戲劇始源意義的認識論,因此也是戲劇的本質論。換一句話說,戲劇是把人的靈魂置于舞臺展示給人們來看,這是由于伴隨著人的一生不可泯滅的天性是對自己的認識,說到底是因為人本身是一個無可窮盡的認識之迷。但是,客觀地說,中國傳統(tǒng)戲劇在這個方面只有少數戲劇能夠提供到這個層面上,更多的是還不具有像西方戲劇那樣對人的心靈探索的深度,還遠沒有能夠在人性表現上擁得應有的普遍程度,以及在精神方面上達應有的高度,這只要比較一下中西戲劇史就清楚了。所以,在今天需要戲劇的時候,戲劇便當然的被時代遠擲了。2003年,我以提交的畢業(yè)論文《中國近代戲劇改良論》通過博士學位的答辯。選擇這個論題,不僅因為我在讀哲學碩士研究生時的研究方向是中國近代思想史,而是通過近代思想史的研究給了我研究中國近代戲劇的便利,也就是能夠清晰地辨識中國戲劇近世之變的復雜景象。此外,中國戲劇的近代化進程的開啟受示于中國思想史的變遷。梁啟超先生在日本為《新小說》雜志撰寫的《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一文便是中國傳統(tǒng)戲劇向近代轉向的精神轉折點,那是1902年,至今已百余年了。百余年來,中國戲劇就一直徘徊在告別古典和走向現代之間,而難于獲得現代形態(tài)的自身之獨立,由此便構成了中國戲劇獨有的景觀,即舊不成,新不既。然而,中國戲劇命運的大勢必定是走向新生。所謂“周雖舊邦,其命惟新”,這句話何嘗不可以用于中國戲劇呢!如此說來,中國戲劇的局面便是由這樣兩個方面構成的:一方面是自身的變革,另一方面則是看護好自身的歷史成就。從自身變革方面說,變革的最高目的即再造即重建即是實現戲劇的現代化;從看護好自身的歷史成就方面說,就是珍惜并保存好歷史沿承下來的劇目中的一招一式一腔一調即每一個動作(和聲腔)。這兩個方面不是彼此孤立的存在,它們的關系是后者是前者得以構建和成立的資源與前提,這就猶如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要從古希臘汲取精神的資源一樣,抑或如唐代韓愈發(fā)起的古文運動是要從秦漢時代尋找思想力量一樣。本書便是由這兩部分的內容構成的,其主旨亦貫徹在內容之中并引領著全部論題的方向。然而,變革何其難,保護亦何其難!自昆曲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人類口述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后,蘇州昆曲研究中心每年都要舉辦一次“中國昆曲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我應邀參加會議時,我的論題即是“昆曲劇目建設”問題。我認為,昆曲的傳統(tǒng)劇目保護是劇團劇目建設的重要一環(huán)。事實上,以昆曲為代表的戲曲劇種共同面對的是大量傳統(tǒng)劇目的消亡和失傳。從這個意義上說,保護已經就是建設了。長期以來劇團形成了一股保守主義的勢力,這種勢力有時是被否定的,但今天看來,劇團因為這股保守主義勢力的存在,才使某些劇團能夠見出一些力量和深度。今年3月,我應邀到日本沖繩藝術大學參加學術交流時,曾參觀琉球的首里城。首里城曾因戰(zhàn)火幾成廢墟,現在的首里城便是在原址上恢復和建成的。有兩個地方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一個是現在建的首里城宮殿,它是在原址離舊城基體的七厘米之上建成的。進入宮殿,有很大一部分是玻璃地面,透過玻璃地面,是燈光照耀下的宮殿原址的舊城基。另一個是整個首里城的城墻,它是在原城墻的殘基的基礎上修葺的。為了作出區(qū)別,在新舊的結合部位,他們釘上了一塊不大的四方鐵牌,上面上下各寫著“遺構”和“新構”兩個字,并分別用上下指示的箭頭標示出來。這是日本人對待古建筑的態(tài)度,也是他們對待傳統(tǒng)文化的態(tài)度和方式。前不久,上海文聯要我為他們的《文化觀察》撰寫一篇研究當下戲曲狀況的文章,想了想,我要說的問題仍然是劇目的建設問題,于是便撰寫了一篇以《戲劇演出團體劇目建設中的保守主義思想——兼談京昆劇目建設中標準的確立問題》為題的文章給他們,我認為,這個問題依舊是目前演出團體中劇目建設方面可以和戲劇的現代化問題并重的最要緊的問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