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務先知：郭嵩燾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對于近代史，我逐漸累積了一種說不太清楚的厭薄，導致這種情緒的原因遠不止一端。至今還在使用的某些教科書，曾經(jīng)把千回百轉(zhuǎn)的滄桑人事，表述得如同戲曲舞臺上那些最終落實為大團圓結(jié)局的故事一樣，黑白分明，不費思量，從中幾乎看不到歷史當事者的復雜表情及其背后的心情，只看得到高尚的道義與堅定的意志，看不到偶然而只有必然。當或一觀念或者利益支配下的敘事成為唯一的敘事時，當歷史僅僅是某種固定的因果關(guān)系的演繹時，真實往往被簡化，而且，當下的需要支配著這種簡化。如此，當你并不置身于具體的政治陣營，當你未必需要通過特定的歷史書寫確立或保衛(wèi)自己的信念、身份和地位時，那種以特定時代需要為依據(jù)的選擇性的敘事，就像不由分說的布道，不僅不能滿足你對于歷史的好奇心，甚至會有一種對你基于常識常理的心智的挑戰(zhàn)，挑戰(zhàn)到你不再信任自己的心智。細心打量近代歷史場景，一些曾經(jīng)如雷貫耳的人物，也許并沒有想象中的神圣和英明，由他們所參與、支配和導演的歷史事件——曾經(jīng)被我們描述為承接了過去、開辟了未來、扭轉(zhuǎn)了乾坤，也并不總是澤被黎庶、福慧家國，而且，如尼采說的，“在英雄的周圍一切都成了悲劇”，只有不止一代蒼生的血淚和如同草芥一樣作為犧牲的人命確鑿無疑，但他們常常只是英雄們成就不世偉業(yè)的背景，只是氣勢恢宏的宏大主題的鋪墊。悲愴的歷史以及巨大的傷痛，并沒有提升個人的自由與尊嚴，而常常強化了蒙昧的趨同，并沒有帶來審慎的認知、深沉的理性，反而輕而易舉轉(zhuǎn)化為某種指向烏托邦未來的膚淺的樂觀與包含了仇恨的豪情，似乎不是為了記憶，而是為了遺忘，不是為了清理歷史的傷痕，而是抹平這種傷痕。當你一旦覺察到，自己以及自己所屬的一代人，其實依然置身在那種背景和鋪墊中而并不自覺時，當你覺察到，黑暗中的歷史篇章依然隱藏在黑暗之中而且難免延伸出新的黑暗時——歷史從來不止是一種關(guān)于過去的敘事，還是關(guān)于現(xiàn)實和未來的寓言——你再也無法祛除從心底涌出的寒冷和恐慌。是那樣無從逃離的脅迫與裹挾，是那樣無法心平氣和地面對的強力和強勢，它們決定著你短暫的生涯及其全部可能性，當你若有所悟，試圖有所規(guī)避時，又不得不以你的全部心智、情感去抗拒那種集體性的決定和壟斷，正是這樣，那種你并不樂意接受的歷史及其觀念，同時主宰了你，正像現(xiàn)實生活中的敵人主宰了你生活的現(xiàn)實，正像一個時代的陰影同時規(guī)定了它可能的光明，你甚至無法從你心知肚明的狹隘、窘迫和自我囚禁中解放出來，你同樣不能接納廣闊的人性，也難以照亮晦暗的心靈，因此，你其實無法提供比你所不以為然的歷史書寫更全面的感受、更深沉的體察和更寬廣的精神，你無法獲得具有創(chuàng)造力和想象力的平常心。而這，是你更大的失望和厭薄之所在。明白了自己的方位和可能性，寫作《洋務先知——郭嵩燾》時，自然不敢指望可以因此解除內(nèi)心的拘謹和別扭。我知道，因為遠不具備超越對立面的必要的從容與寬容，有朝一日，面對自己的敘述，將同樣少不了失望和厭薄。

　　孟澤，湖南雙峰人，中南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十五歲考入湘潭大學中文系。他投身學界三十年，卻因為極具個性的形象，屢屢被人戲稱為“藝術(shù)家”。處世不拘一格，平生最好議論的孟澤先生，究竟會如何解讀晚清改革先驅(qū)郭嵩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