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論是文學創(chuàng)作，還是評論與研究，說到底就是苦心孤詣地把那么一點“思”、一些“感”用語言表達出來?，F在時髦的說法叫做“言說”（discourse）。說什么？怎么說？這是言說水平的問題；向誰說？聽誰說？這是言說對象的問題。心之所感有正邪，思之所得有深淺，言之所形有是非，這里邊是大有講究的。大抵古人早就感到了言說之難吧——晉朝有個叫宋處宗的人，家養(yǎng)一只會說人話的長鳴雞。這位宋先生就是在與雞的對談當中“言功大進”，即大大提高了言說的水平。故而古人著書立說多稱“雞談”、“雞譚”云云。這個故事見于南朝宋劉義慶輯錄的《幽明錄》，那時的人看重言談之功，才會編出這么一說。雞當然是不可能會說人話的。這一方面說明古人亟欲提高言說水平的迫切性，一方面也說明言說對象之難以到位的困惑與無奈。與其對牛彈琴，不如沉默與獨語。與通人語的雞對談不是比與不通情理的人對談更有益嗎？我們的“雞鳴叢書”當然面臨著當代世界的言說之難。單是中國現當代文學這一領域，從上世紀30年代以來，就在“說什么？怎么說？向誰說？聽誰說？”的問題上形成了一系列的概念和規(guī)矩。這些概念和規(guī)矩，一直都在牢牢地統(tǒng)治著我們的頭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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