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自宋代起,由于經濟迅速發(fā)展,帶動文化、教育事業(yè)全面進步。而官學、私學的發(fā)達,閩學的創(chuàng)立與傳播,科舉的興盛,以及雕版印刷資源的豐富和水上交通運輸的便利,都促成福建刻書業(yè)的快速崛起。福建建陽隨即與浙江杭州、四川眉山并列為全國三大刻書中心。這種興旺景象在元代得到持續(xù)發(fā)展,并一直延續(xù)到明末。宋元時期的福建刻書以其刻書數量多,營銷范圍廣,影響整個中國乃至周邊國家。宋祝穆云“(建寧)麻沙、崇化兩坊產書,號為圖書之府”; 葉夢得言“福建本幾遍天下”朱熹也稱“建陽版本書籍行四方者無遠不至”宋元之際熊禾亦謂“書籍高麗日本通”。從這些文字中不難想見當時的盛況。宋元福建刻書不僅在當時影響巨大,其中的精華部分如:泉州州學刻《禹貢論》,蔡夢弼刻《史記集解索隱》、《杜工部草堂詩箋》,魏仲舉刻《新刊五百家注音辯昌黎先生文集》、《五百家注音辯唐柳先生文集》,黃善夫刻《史記集解索隱正義》,祝穆刻《方輿勝覽》等,于百年來一直嘉惠士林。由于宋元閩刻古書具有較高的版本價值,為后人???、整理古代文獻提供了刊刻時代早、較接近原貌的底本或校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