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古希臘時期，美術猶如其他手工匠，被視為“一種制作的知識和技能”。希臘人始終十分重視“看”的行為，并開始把對事物的感受直觀地注入作品之中。哲人蘇格拉底，這位石匠之子在思考藝術品與其他工藝制品的區(qū)別時，認為“模仿是繪畫和雕塑這類藝術的基本功能”。柏拉圖繼承其老師的模仿說，進一步指出藝術之模仿自然，與理念世界隔了三層。柏拉圖似乎否定了藝術，卻消極地顯示了藝術似乎無法企及的目的和性質。亞里斯多德則從普遍與特殊的辯證之中，揭示出自然事物的現象和本質的統(tǒng)一關系，并將藝術視作理解世界的一種體系。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無論有怎樣的異同，卻都共同地構筑了藝術科學和藝術哲學思考的根基。同時，這些關于“可見”與“不可見”的論爭，也進一步深化著藝術行為中“看”的意蘊。尤其是在亞里斯多德那里，“看”就是理解，是思想的可能性的存在。在這里回顧這些，實際上就是想說明這樣一個事實：從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那里開始，藝術就一方面具有了形而上的思想，另一方面又保持著自己的本質特性：視覺的直觀性。正是這兩者，共同鑄造了藝術的特殊的智性方式。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由于這兩者的偏頗，常常釀成藝術發(fā)展的危機。比如：在19世紀末以前，藝術的視覺直觀性常常不被視作藝術的本質特性，藝術創(chuàng)作受制于各種非視覺因素。但是在那之后的近現代藝術迅疾發(fā)展的狂飚中，這種直觀性卻又往往被視作唯一可以辨認的標識，成為可被任意詮釋和夸張無度地揮霍著的一個意念。甚至隨著藝術本體性的超常規(guī)的嬗變，被不斷地雕鏤成一種假象：藝術越遠離智性常態(tài)就越有“希望”。現代藝術史的上空充斥著太多被塑造而成的非理性的“天才”形象，藝術幾乎被這些形象誘入狂熱的瘋人院。的確，藝術是一種十分特殊的智性方式，這種智性方式在于人與世界不可分的整一混沌的境域，在于“看”的瞬間物我’交融、相即相忘的那種難以言說的狀態(tài)。但它絕不是那種絕圣棄智的怪人、狂人的專利，也不是缺少思想的手工藝匠的代名詞。它自成系統(tǒng)卻絕不孤立；它有明確的價值體系卻從不封閉。在創(chuàng)造的道途上，它曾被視為異端，但絕不以異端自詡；在面向世界不斷詰問的過程中，它摒棄一切陳詞濫調，卻因此倍加珍視疑難和思考的重要性。它是與言說的方式判然有別卻又彼此相通的道途；它是人類與世界勾連的、能夠達到公共性顯現層面的獨特的思之方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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