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國關于WTO的相關研究可謂汗牛充棟。但是，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加入WTO對我國的行業(yè)（部門）影響和利弊的分析上。而為數不多的分析入世與我國制度變遷（如體制改革深化）的文獻又大多都是定性分析，在模型化的定量論證方面尚有欠缺；其結論也大多具有很濃的理想主義色彩，對我國入世后制度變遷可能遭遇的阻力和困難估計不足。本書跳出了行業(yè)或部門分析的視野，嘗試從制度經濟學的角度來解讀WTO并全面審視加入WTO與我國制度變遷之間的關系，包括從制度層面闡釋我國入世的重大意義，分析入世后我國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變遷的機制、阻力、困難等。為了闡釋分析這些問題，本書按演繹分析的邏輯順序，首先全面介紹制度與國際制度理論，然后在此基礎上將WTO視為一項國際制度對其進行了分析——剖析了WTO制度的俱樂部產品屬性、WTO制度的網絡特征以及WTO制度框架下各博弈方收益的非對稱性，并利用一個收益不對稱的智豬博弈模型，分析了權力結構的變動所引致的WTO制度變遷。對于WTO制度的供給方式——雙邊和多邊談判，本書將其視為一個無限回合討價還價的動態(tài)博弈，并為其建構了一個分析框架。在這一框架下，本書對各國在談判中常用的一些策略，如議程控制、議題操縱、最后通牒、雙層博弈等，給予了理論闡釋。由于制度是一個非常寬泛的概念，為了縮小分析的難度，本書以民營企業(yè)在壟斷行業(yè)的市場準入制度為例，對入世與我國正式制度變遷之間的關系、入世的制度意義、入世后我國制度變遷的機制、阻力等問題進行了模型化的定量分析；并指出加入WTO可以推動我國沖破既得利益集團的阻力，擺脫舊的路徑依賴，從而推動改革的延續(xù)和深化。在壟斷行業(yè)，這一過程是通過如下機制來實現的：通過加入WTO引入外生的市場競爭主體，使不同主體的經濟績效發(fā)生改變，進而改變原有主體之間的利益格局，促成民營企業(yè)市場準入制度的變遷。但是，不能理想化地認為入世就必然可以達到我們所期望的制度變遷目標，要重視入世后我國制度變遷可能遭遇的阻力和困難。本書從三個層面分析了加入WTO的制度變遷意義：第一，入世有助于我國通過引用WTO規(guī)則彌補制度供給的不足，可以通過國際制度的國內化和督促我國刪減過剩的制度供給等途徑增加我國有效制度的供給；第二，入世有助于創(chuàng)造激勵、刺激我國產生制度創(chuàng)新的環(huán)境和條件；第三，入世可以通過約束條款、多邊爭端解決機制、貿易政策審議機制、聲譽機制等保證我國制度變遷的單向性；第四，入世可以使我國全面參與國際規(guī)則制定，維護我國國家利益。在現實中，前述模型或框架的結論是否成立呢？本書分別以產權制度、外貿體制、政府管理體制為藍本，應用改革開放以來的相關數據，對分析框架進行了實證或案例分析。結果顯示，開放是促進我國產權結構、產權主體、知識產權保護等產權領域發(fā)生深刻變化的重要因素；它直接推動了外貿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有助于我國政府管理體制向法制化、服務化、高效化轉變。對于入世后可能出現的負面效應的認識，本書認為不應停留于對我國某種產業(yè)或行業(yè)的沖擊這一層次，嘗試從制度層面分析入世可能產生的消極作用，提醒人們警惕入世后可能出現的制度負效應。典型的制度負效應包括兩類。一是制度雙軌制，即對外資企業(yè)和民營企業(yè)之間實行不同的制度規(guī)則：對前者適用的是WTO規(guī)則和我國入世承諾，而對民營企業(yè)則只適用國內法。二是WTO制度供給的負效應。本書以多群體非對稱博弈的復制動態(tài)方程為工具，求得了在WTO談判中，發(fā)達國家與發(fā)展中國家之間利益分配的進化博弈解：談判的結局出現有利于發(fā)達國家的利益分配狀況要遠遠多于有利于發(fā)展中國家的狀況，因此經由WTO談判而供給的制度規(guī)則多數情況下是有利于發(fā)達國家的。對于開放與我國非正式制度變遷之間的關系，本書主要借助進化博弈論工具，建構了一個道德觀念進化博弈的快速學習模型和一個一般兩人對稱博弈的觀念演化模型，對入世后我國非正式制度變遷的機制進行了嘗試性分析；并在此基礎上列舉了入世后我國的一些觀念、意識演進的大致方向；最后以婚姻觀念為例，對開放與非正式制度變遷的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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