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與文化心靈

　　在中國詩學的論域，除了出版過幾本專著之外，這是我的第一個選集[1]。時間跨度有二十年之長，旨趣卻無大的變化，其中關(guān)注的重心依然是：詩與思想的相通。我一直認為，中國詩是中國歷史與文化的最高表現(xiàn)，是中國人文精神至美之花。我這個觀點與一些朋友同事不大一樣，他們更多地從文藝學、或史料文獻的角度，來研究中國詩。從文藝學與文獻學的方面，進入中國詩的研究，確是十分基本重要的工作，我絕不反對。我只是更要補充一個觀照的維度，即中國文化心靈的維度。我相信，中國詩無論有多少復(fù)雜的變化，無論有多少歷史的形態(tài)，其背后總有一種強大而又無形的力量，我稱之為“中國文化心靈”。在第一章里，考察了先秦時代的詩學，其實也是探索了中國詩的文化心靈早期醞育過程。尤其是如何經(jīng)由宗教心靈而人文心靈的創(chuàng)造，又如何回應(yīng)禮樂崩壞的危機。在第二章里，涉及六朝與唐宋一些詩學問題，看似片斷零碎，其實也是著眼于唐宋詩型的文化意味，著眼于一個較大的文化詩學邏輯：唐宋詩學之轉(zhuǎn)，是如何由一種浪漫高華的詩學，中間經(jīng)過中晚唐文化危機的激蕩，終歸于人文心靈的重建。在第三章里，主要研究了同光體及其嗣響。時代社會發(fā)展的耀眼光芒，會將人文歷史的其他努力遮蔽起來。詩的文藝性的發(fā)展，就會滑向熟與俗。藥俗祛熟，就是詩的人文性。同光體的避俗、避熟，其宗旨是求古雅、求清新、求沉厚，背后是一個悠久古老的文明與文化的尊嚴。而“以文字為詩”其實才是中國詩的大關(guān)鍵，“以文字為詩”的傳統(tǒng)并沒有復(fù)活，導(dǎo)致中國現(xiàn)代詩文學中沒有中國文字，整個躺在紙上。還有一個問題是情感、思想與詩的關(guān)系。宋詩派無疑更重思與詩。陳寅恪先生有一句話已經(jīng)講得很好：“茍無靈活自由之思想，……即有真實情感，亦墮世俗之見矣?！薀o自由之思想，則無優(yōu)美之文學”（《論再生緣》）。陳寅恪在另一處亦講：“士之讀書治學，蓋脫心志于俗諦之桎梏?！保ā锻跤^堂先生紀念碑銘》）。只有情而無思想，必成俗情，必有桎梏。以上三章的內(nèi)容，涉及三個大的時代，秦漢之交、唐宋之交、清民（國）之交。都有一個相似的背景，即國族文化最感性的心靈，如何回應(yīng)時代的危機。詩與思想的關(guān)聯(lián)，由此而成一個學理的系統(tǒng)。然而作者學思歷程與時代的痛癢相關(guān)，也由此而顯露。二十世紀一件大事，正是中國詩（中國文化、中國士的象征）由摧殘而毀滅、而漸漸復(fù)蘇的時代，有多少云天蒼涼、多少驚心動魄。第三章所以多論及陳寅恪的詩學，其背景正此一象征意義。詩學研讀，于此獲取真切的存在感受；而時代的人間情懷，又獲取了歷史人文的骨力與詩性心靈的浸潤。這樣來自歷史深處，又回返自身存在的意識，就是我在本書中多次強調(diào)的“文化意識”?！拔幕庾R”，即中國詩性在危機時代所表現(xiàn)出來的文化主體意識。文化心靈的崇高與優(yōu)美、掙扎與再生，都是題中之義。在最后一章里，還涉及到一些通論。有學生問，這里的工作其實非常具有“文化詩學”的意義，為什么我不用“文化詩學”這樣的題目？我了解“文化詩學”是中國當代文藝學一個重要的創(chuàng)意，是關(guān)于與歷史文化觀相結(jié)合的一種文學理論的新論說。這種文藝學的特點是：關(guān)心對于文學、歷史和文化的整體的、綜合的觀照，這種觀照又有著相當濃厚的詩性色彩；同時，又不同于傳統(tǒng)所謂歷史的與美學的批評，而是更富于個人意味的一種文論。對此我樂觀其成。這樣一種能夠通杭于文學與思想之間的理論之筏，我也愿以自己的特色加盟。但是我發(fā)現(xiàn)他們還是有一個問題，即中國文化意識的基本缺席。[2]我以為，文化詩學主要回應(yīng)的時代課題是：第一，文論的闡釋力，如何與史論和哲學一樣大，而又不失其文論的特性。第二，文論的資源，如何充分利用中國文化？如何重建文論的中國性？本書所涉及的內(nèi)容，正是透過中國詩與中國文化的精神的闡釋，來張揚一種具有時代精神的中國文論。力圖通過詩與文化意識的互動式觀照，得到一種新的美學圖景。本集中有多篇文章涉及這個問題，也就是說，我不滿足于僅僅做一個考訂者與敘述者，而喜作發(fā)揮。能否成立，尚有待于學界同行的檢證。

　　胡曉明，安徽師范大學中文系文學碩士、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文學博士。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副教授、終身教授，中文系古典文學教研室主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中國現(xiàn)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長。兼任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學會秘書長、中國美術(shù)學院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