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社會，除了戰(zhàn)亂和改朝換代這樣大的社會動蕩外，表面上風平浪靜，但實際上波譎云詭、變動迭出的就要數官場了。做官的人一方面要努力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即所謂建功立業(yè)，拜將入相，另一方面更要盡量保全自身，以固榮寵，其中自有諸多的學問和策略。但這些，正史中很少去正面描述，只是偶爾留下一些蛛絲馬跡，而在個人著述中，更是很少有人提及。大約是因為這里面權謀的因素太多，不好明以示人吧。但盡管這樣，仍然有人寫下一些自己對為官之道的體會，當然不會將其公之于世，只是供自己把玩，或傳給子孫作為參考。作者署名為長樂老的《仕道》或許就是這樣的一篇著述。長樂老是五代人馮道的號，經有關學者的初步研究與考證，《仕道》很有可能是馮道寫下的。而從文中的口氣看，作者有過官場的經驗，甚至可以說是深諳為官之道的。倘若真是馮道所著，那倒真的可以說是恰如其分了。因為馮道是一位在官場中久經歷練的人物，為官時間長，歷任朝代多，任官職務高，可以說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他是最有資格，也是頗有可能寫下這樣的文字的人。馮道字可道，瀛洲景人，一生中曾在后唐、后晉、后漢，后周和契丹任官，侍奉過“四姓十君”，而且都是作為重臣，并多次為相，所以人稱“不倒翁”。他所以長盛不衰，除了具有相當的政治經驗外，也和他處事圓滑、經驗老到有關。馮道在五代的官僚中也是比較重視文化的千位。史書上說他自幼好學能文，除了奉養(yǎng)父母外，只是讀書吟詩，即使大雪封門，塵垢滿席，也興致依然。他本人著有《長樂老自述》，在后唐長興三年時，還印行經籍標準文本，依唐刻《開成石經》，并和經注合刊，開雕“九經”：《易》、《書》、僻》、〈春秋左氏傳〉、〈睹秋公羊傳》、因此，我們有理由認為這篇屬名“長樂老”的文章或許是出于馮道的手筆。從文字中我們可以看出，作者的思想核心仍然是儒家的仁學。這不足為怪，自漢代董仲舒“獨尊儒術”以后，讀書人不可能不受到這方面的影響。這種影響自有其積極的一面，比方說他在文章中流露出一定程度上的民本思想，認為為官就是管理，為官之道只有做到公正、公平，順應民心，這樣才會長治久安。他也比較注重實際，雖然他提出修身養(yǎng)德，但也指出做官要想有所作為，就一定要精通做官之術。離開了這些策略，不僅難以建立功業(yè)，就連保全自身都難以做到。這就體現出他的道術更多是來自老子的主張，與漢朝張良、陳平等人信奉的黃老之術一脈相承。當然里面也多少帶有一些法家的思想，但總的說來是以寬仁為主，但這里的寬仁，就不免帶著某些策略性了。這篇文字的大部分內容涉及到了做官的人如何具體操作，如如何識人、如何明辨真?zhèn)巍⑷绾问谭钌纤?、如何統(tǒng)御部下、如何用人、如何全身、如何論辯，甚至還不可避免地帶有一定的玩弄權術的內容。這在今天看來，當然很好理解。官場上的殘酷和多變是人所共知的，為官，如果只是具有政治上的抱負，而不諳官場的策略和技巧，很可能陰溝里翻船，甚至身家性命也無法保全。就拿進諫這樣最為普通的事情來說，魏征因為直言敢諫成為大唐的賢臣，但也有多少人因此失去官爵，還掉了腦袋。在用人上也是如此，所有的人主和員都大談重用賢才，但何者為賢，何者為不肖，卻因人而異，很難有一個統(tǒng)一的標準。在對待下屬上也是如此，如何才能調動和發(fā)揮下屬的積極性，也是一門學說。當然，無論在古代，還是在現代，下屬是否具有高尚的道德操守，具有政治遠見，并能明察是非，是作為領導者必須掌握的。如果我們對這些抽去具體的內涵，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把握其精髓，對今天仍然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傊?，這篇文字雖有它的思想局限，但對于掌握官場策略和技巧還是提供了很好的參考。通過這篇文章，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封建時代官場的權術。同時，它也具有一定的現實作用，通過它提供的內容，我們既可以識別官場中的某些機巧，又可以批判地繼承。如對待上級，既要尊重，也要委婉地表達自己的看法；對待下屬，既要嚴格要求，又要適當寬松。這些都屬于正確處理人際關系的范疇，即使在今天，也是適用的。至于其中的詐術，如果用于正當的地方，似乎也未嘗不可。技巧本身是沒有對錯的，關鍵在于你的目的是怎樣的。如果我們秉以公心，為把事情做好，適當地掌握一些為官行政的技巧，應該是無可厚非的。 基于這樣的考慮，我們對這篇文字進行了部分刪減，并加注釋，輔之以歷史上的事例，在每段的后面，還加上了批評性的釋評，希望讀者能從中汲取一些有益的因素。儒家的智慧是極為深刻的。它是一種非智謀的大智謀，其運謀的方法不是謀智，不是像法家或兵家那樣直接以智慧迫使對方服從；而是謀圣，即從征服人心著手，讓人們自覺自愿地為王道理想獻身。
鄂公網安備 42010302001612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