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利者政治經濟學》早在1914年秋即世界大戰(zhàn)開始時就已經寫完,而計劃撰寫的序言則寫于這一年的8、9月間。我早就想對最新資產階級的理論經濟學進行系統(tǒng)批判。為此,我在僥幸逃脫流放后就移居維也納,并開始在維也納大學受教于已故的龐巴維克。在維也納大學圖書館,我被迫主要來仔細鉆研奧地利理論家們的著作。然而我未能完成在維也納的寫作,因為奧地利政府在戰(zhàn)爭開始前將我監(jiān)禁于要塞,而且手稿也被看守人員認真地檢查過。在我被放逐的瑞士,洛桑大學圖書館給了我在那里研究“洛桑學派”(瓦爾拉斯)和老牌經濟學家的機會,并探究了邊際效用理論的根源。同時在那里我也開始研究英美經濟學家。然后,政治活動又使我移居到瑞典,這里的斯德哥爾摩“國王圖書館”以及高等商業(yè)學校的專業(yè)經濟圖書館允許我繼續(xù)研究最新資產階級經濟學。我被捕后被驅逐到挪威,使我轉換到克立斯坦尼亞(奧斯陸的舊稱?!g者)諾貝爾學院圖書館,而后,即我到美國后,仍然是在當地的紐約“公共圖書館”比較詳細地閱讀了美國的經濟學文獻。在克立斯坦尼亞,我的手稿很長時間不知遺失何方。只是承蒙我的朋友——挪威共產黨人阿爾維德·漢森(Arvid G.Hansen)的極力尋找才失而復得。并于1919年2月帶到蘇維埃俄國。現在我僅把主要涉及英美學派和近些年整個出版情況的某些見解和注釋寫進該手稿。這就是《食利者政治經濟學》的外部“往事”。至于事情的實質,可以歸結如下:迄今為止,在馬克思主義陣營中,對最新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批判主要歸結為兩種形式:或者僅僅是社會學批判,或者是純粹方法論上的批判。例如,確定該理論體系與某一階級心理相似,就僅此而已。或者指出,一些方法論基礎和對問題的態(tài)度不正確,因而認為沒有必要對體系的“內部”方面進行詳細批判。誠然,如果認為只有無產階級的階級理論才可能是客觀正確的。那么,單單對該理論的資產階級性加以揭露這一點,嚴格說來就足以摒棄這種理論。實際上事情真是這樣。馬克思主義希望獲得普遍意義,正是因為它是最進步階級的理論體系,而該理論在認識上的“圖謀”要比資本主義社會統(tǒng)治階級保守的因而是有局限性的思想更加來勢兇猛。然而十分清楚,在意識形態(tài)斗爭中,例如對與我們敵對的體系的邏輯批判就恰恰應當揭示這個真理。因此,這些體系的社會學特征也絕不能便我們放棄在純邏輯批判方面進行斗爭的責任。還需要說一說有關對方法的批判。當然,弄清基本方法論基礎的錯誤會推翻整個理論體系。但意識形態(tài)斗爭力求使方法的錯誤反映在體系的部分結論的錯誤中,也就是說,或是反映在該體系內部互相矛盾中?;蚴欠从吃谠擉w系的缺陷和“本質上”不能包羅該學科許多重要現象的情況中。由此我們得出結論,馬克思主義有責任對最新理論全面展開評論,這既包括社會學方面的評論,也包括方法評論和對整個體系及其所有分支體系的評論。連馬克思本人也對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這樣提出問題(請比較他的《剩余價值理論》)。如果馬克思主義者通常僅局限于對“奧地利”理論進行社會學和方法論的評論,那么,該理論的資產階級反對派就會主要從部分結論不正確的角度來批評這一理論。只有R.施托爾茨曼幾乎是獨自一人試圖對龐巴維克全面展開評論。正因為他的某些基本論點與馬克思主義有理論共性,所以在評論“奧地利人”方面不難發(fā)現相似之處。我認為有必要指出,這種吻合甚至會在我了解施托爾茨曼的著作之前就便我像他一樣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盡管施托爾茨曼有那些優(yōu)點,但他依據的是對社會完全不正確的看法,正如對“專項教育”(“Zweckgebilde”)的看法一樣。難怪奧地利理論的一位非常敏銳的擁護者R.利夫曼,這位大大深化該理論并著重強調這一理論全部特點的人,會戒備施托爾茨曼,并恰恰去抨擊他的目的論。這種目的論的觀點連同明顯表現出來的辯護腔調,使得施托爾茨曼不能在應有的理論范圍內對奧地利人進行分析批評。這項工作只能由馬克思主義者來完成,而刊印的概要就是這項工作的嘗試。選擇批評對象本身并不需要做長篇說明。眾所周知,奧地利理論恰恰是馬克思主義的最強大的敵人。在歐洲內戰(zhàn)正酣之際我決定出版這本著作,人們也許會感到奇怪。但馬克思主義者任何時候甚至在最殘酷的階級搏斗中,只要體力允許,就一定不會停止理論工作。如果認為既然資本主義理論的主體和客體在共產主義革命烈焰中馬上滅亡,分析研究這種理論是荒唐的,這種反對意見更加不可輕視。這樣推論是不正確的,因為了解資本主義體系對于了解目前的局勢極為重要。正因為對資產階級理論的批判為這種了解鋪平道路,所以資產階級理論的認識價值依然存在著。關于敘述方法我再說幾句。我力圖盡可能寫得簡短些,這樣也許敘述起來比較困難。另一方面,我援引了既有奧地利人自己的也有數學家和英美人士等的許多引文。在我們的馬克恩主義者圈子里對于這種方法抱有很大成見,正如對故作特別“學識淵博”抱有成見一樣。然而我認為,這里需要借助一些歷史文獻來解釋,這種解釋能順便使讀者熟悉這一科目的書籍,并能哪怕是大致了解這些文獻也好。而認識自己的敵人完全無可指責,更何況,我們對他們的了解少得可憐。此外注釋中(in nuce)還包括對資產階級理論思想的其他理論分支同時進行的系統(tǒng)批判。我這里必須向我的朋友尤里·列昂尼多維奇·皮亞塔科夫表示感謝,我與他曾不止一次地一起討論涉及理論經濟學的各類問題。他的寶貴指點總能引起我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