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的合理性研究

序
合理性：中國法治化的生成支點
近年來，法學界越來越關注法和法治的合理性問題，在法學研究中，這個問題逐漸提高到研究主題的地位。為什么出現這種對法治合理性問題的偏好?根本原因是，法治合理性問題不是純理論問題，而首先是一個實踐問題。在我們加強依法治國的今天，進一步研究法治合理性的內涵、判斷標準以及實現法治合理化的途徑，無疑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
合理性，從詞上講，就是“合乎理性”和“合理的特征”。黑格爾講：“合理性一般是普遍性和單一性相互滲透的統一”。對合理性的理解，不能脫離對理性的把握。理性包含著多重意義：（1）它是人類特有的一種價值標準和評議尺度，它體現著人對外部對象世界的合理性、真理性、完善性以及平等、正義、人權等要求。（2）它又是一種理性方法，作為一種認識方法，它與邏輯化、規(guī)范化、條理化、完善化、理想化相聯系。運用理性方法去認識對象，則意味著從人的內在本性要求出發(fā)，運用人類所特有的思維能力去認識和評價對象。
對合理性有兩種理解方式：一是合乎理性，這時不同主體的內在標準可以產生出不同的合理性觀。二是合理的特性，其重點在于追問什么是合理的，它是對事物的存在或人的活動及其結果是否“應當”、“正當”、“可取”的認識和評價，是對對象的正當性、應當性、正常性、可接受性的認識和評判，由此而決定主體對客體的取舍態(tài)度。第二種意義，合理性就是合乎理智而被認為是正常的，合乎規(guī)范而被認為是妥當的，有根據而被認為是應當的，有理由而被
認為是可理解的，有價值而被認為是可接受的，有證據而被認為是可信的，有目標而被認為是自覺的，有效用而被認為是可采納的等等?，F代合理性的研究更多是在第二種意義上的合理性。合理性大致有三種類型：一是工具的合理性。它僅考慮達到目的中介或工具手段的有效性。由于目的本身合理與否不在視野之內，因而易導致把工具本身作為目的而遮蔽目的本身的工具主義。M．韋伯對西方文明社會的診斷并得出文明無前途的結論，正是從西方文明中單純工具主義導致的惡果中不自覺地揭示了工具的合理性的片面性。二是價值合理性。哈貝馬斯的“交往合理性”實質上就是一種價值合理性。他把真理性、正確性、真誠性等價值辭語作為主體之間交往是否合理的內在尺度，實際上肯定了對目的本身進行合理反思的可能性。三是基于人及其實踐的規(guī)范合理性。它是最高意義上的合理性類型。它強調從人的生存發(fā)展及人性的無限豐富和自由解放出發(fā)，對包括人的認識和實踐在內的所有行為在目的與手段、活動與結果、長遠與近期、理論與實踐辯證統一的關系中進行理性規(guī)范。
當我們用合理性的思想來研究法治時，我們是用第二種意義上的合理性來追問什么樣的法治是合理的、正當的、應當的。用合理性的類型理論來分析，法治也有三種合理性：（1）法治的工具合理性。法治的工具合理性，是作為調整社會關系或治理國家的結果之間存在的合理性，即法治在選擇具體調整方式，以及具體法治形式的合理性。對這種合理性的確認，不考慮法治的根本目的或最終后果和意義，要考慮的主要是法治的運行的具體環(huán)境和條件，法治所選擇的治國方式對被治理的對象的適當性以及法治可以合理追求和預計的結果。只要符合這幾方面的要求，法治就具備工具合理性。（2）法治的價值合理性。法治的價值合理性，是法治對買現某些價值目標的合理性，即法治在實現特定目的上的合理性。對這種合理性的確認，不考慮法治達到這些目的或目標的代價、條件和可能性，直接把法治與一定的價值目標相聯系，只考慮法治與這些價值目標之間是否存在內在的一致性。（3）法治的規(guī)范合理性。這種合理性可以看作是從工具合理性和價值合理性生出的一種新的和更高的合理性。它將法治活動的目的與手段、活動與結果、長遠及近期、理論與實踐統一起來進行理論規(guī)范。最終實現了從法治理念到法治規(guī)范再到法治實踐的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