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fā)展與活力》是著名經濟學家魏杰教授的演講集。魏杰教授在資本市場、國企改革、企業(yè)發(fā)展方面的研究卓有成就，正如他在《自序》中所言，多年來他的“教學及研究一直圍繞著中國的改革開放而展開，伴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入而有所進步?！痹摃?，確系改革開放中的熱點和難點問題，讀來很有啟發(fā)。本書前言我最早接觸經濟學，是在1972年。不過，那個時候所接觸的經濟學，實際上是政治經濟學。當時我在西安師范政教科上學，政教科主要開設了兩門課程：一個是哲學，一個是政治經濟學。開始我很喜歡哲學，但后來又非常喜歡政治經濟學。當然，那個時候還處于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動亂之中，政治經濟學也帶有“文化大革命”的特色，充分體現了極“左”的內容，例如包含了大量的消滅市場、“破除資產階級法權”、“割資本主義尾巴”的內容。“寧要社會主義草、不要資本主義苗”的極“左”思潮貫穿于政治經濟學的教學內容之中。我記得當時能看到的有關政治經濟的書籍，除了馬克思的《資本論》，幾乎沒有別的書籍。直到1973年，我才在書店里看到了于光遠老先生主編的一本《政治經濟學》的小冊子，主要是介紹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一些常識，例如有商品、貨幣等內容。到了1974年，我在書店里買到了一本徐禾先生主編的《政治經濟學概論》，這本書較為系統(tǒng)地介紹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把《資本論》一、二、三卷的內容做了框架性的介紹，可以說，這本書是我進入政治經濟學的入門向導。由上述可以看出，從1972～1974年在西安師范政教科的學習中，我只是學了一些不完整的政治經濟學的內容，而且還具有僵化和教條的特征，是具有極“左”性質的政治經濟學。1974年西安師范政教科畢業(yè)后，在工作中我仍然迷戀經濟學，而且因為工作上的方便，可以在圖書館中找到一些“文化大革命”前翻譯過來的、而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查封的一些西方經濟學家的名著，例如凱恩斯、熊彼特的一些著作，因而，我在業(yè)余時間幾乎都是在看這些書。但因為當時的歷史環(huán)境，例如上海的《學習與批判》上“梁效”的聲音是主流，我這樣一個剛剛二十出頭的小伙子，那有什么判斷力，因而我對這些書中的思想往往不知所措，我記得當時我的腦子里幾乎是有關經濟學的一鍋漿糊，好像是各種學說的半生不熟的大雜燴。我真正學習經濟學，是中國在1977年恢復高考，我考上西北大學經濟系之后。當然，因為各種原因，我的本科學習并未完成，1979年就考取了西北大學經濟學的研究生，到1982年研究生畢生。對于我未讀完本科就考取研究生，當時看來似乎是件好事，但實際上對我來說是一個遺憾，因為這并不利于為日后的研究打好學術基礎，有些事情是不宜提倡走捷徑的。但總的來說，我在西北大學的幾年學習中，還是較為扎實地學習了經濟學。當然，那時雖然已經改革開放，但經濟學教學的內容并未完全改革開放，因而骨干課程仍然是以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為主，只是批判性地介紹一些西方經濟學，所以我所系統(tǒng)學習的，仍然是政治經濟學，尤其是僅僅是以《資本論》為框架的政治經濟學。這當然無法滿足我對現實經濟問題的研究，因而研究生畢業(yè)后，工作了幾年，又只好再度求學，考取了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系的博士生?？既≈袊嗣翊髮W經濟系的博士生，使我從西部的偏遠省城，進入了中國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這使我的學習及視野，有了轉折性的改變，因而應該說，我真正地進入經濟學界，是來北京上博士之后。在攻讀博士學位的幾年中，我先是系統(tǒng)研讀了東歐國家一些經濟學家的名著，后來又系統(tǒng)地研讀了現代經濟學的理論，包括宏觀經濟學及微觀經濟學。并且在不斷的自我否定和不斷學習中，總算形成了自我判斷問題的能力，并且有了一些分析和研究現實經濟問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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