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荊公文集箋注（上中下）

　　前言：對于王荊公的詩文，我鐘愛已經(jīng)很久。多年以前，就曾想著手整理校箋，可又自知才力疏拙，故遲遲未敢動筆，只在1996年應春風文藝出版社之約，寫過一個五萬多字的小冊子，書名雖叫《王安石》，但那不過是個供大、中學生閱讀啟蒙的小作品，談不上深入的研究。為了最終實現(xiàn)對宋代文學大家歐陽修、王安石等文集進行整理的夙愿，我在1984年曾作過一本《張舜民詩集校箋》，該書1988年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算是完成了第一次整理古籍的演練。與此同時，我又花了近二十年的時間，編纂了《宋代郡守通考》、《宋代路分長官通考》和《宋代京朝官通考》三部工具書，合計近千萬字。1999年，全書編寫告竣，雖然尚在等待出版階段，但我自己可以充分利用它了，于是便向全國高校古籍整理委員會申報了一個《王荊公詩注補箋》的項目，很快得到批準。經(jīng)過兩年多的努力，此書在2002年元月由巴蜀書社推出。書出后不久，便聽到一些學界朋友說，此書對研究王安石乃至研究北宋文學的學者很有用處，希望能將荊公的散文集也搞成個箋注本。我每每應答：會有荊公文集箋注本出來的。我之所以這樣說，一是因為此項工作已經(jīng)開始年余．二是因為巴蜀書社也早將這個選題列為該社的重點出版項目，我心里是有些底的。幾年來，我用每天長達十二三個小時的時間來做這項工作，才得以在2004年年底前把此書交到關注它的讀者面前。直到這時，我總算有了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朵乘o聞》里記著這樣一個小故事：“韓魏公知揚州，介甫以新進士僉判官事。韓公雖重其文學，而不以吏事許之。介甫數(shù)以古義爭公事，其言迂闊，韓公多不從。介甫秩滿去。會有上韓公書者，多用古字，韓公笑曰：‘惜乎王廷評不在此，此人頗識難字?！彼抉R光是個以良史名世的謹重大儒，想來必是實有此事。荊公“頗識難字”這一點，早在我整理他的詩集時就有過領教了。他的詩作，通俗之處十分通俗，古奧之處也實在古奧。不管他是有意賣弄還是信手拈來，總之是給讀者帶來很多閱讀上的障礙。幸而他的詩集在南宋時就有了李壁的注本，為我二次箋注解決了不少難題，然而時過境遷，這些僻字，我還是費了很大的功夫為它疏通，才可能讓讀者感到輕松一點。進入到文集整理階段，“難字”似乎比詩少了一些，而“難詞”卻陡然間多了起來，我又不得不花費極大的功夫去為它們做注。許多看起來并不甚難的詞，查一查詞書，或與當時其他文獻比對，就發(fā)現(xiàn)荊公是在暗用典故，所以在注釋工作進行到三分之一時，我不得不重新回到卷首，把那些稍覺可疑的詞語細細檢核一過。就這樣反反復復，又不知補充了多少注釋條目，讀者如今見到的這個本子，讀起來大概不會感到太困難了。我之所以要花大氣力整理校箋王荊公的著作，除了上面所說對他詩文鐘愛已久的情感因素之外，還有兩個原因，一是覺得像王安石這樣代表中國文學極高成就的文學家，一直就沒有一個相對詳細的注釋本，這與他的名聲不太相稱。幾乎所有國人都知道，中國古代散文最高成就的代表人物是“唐宋八大家”，其中唐代的韓、柳文集早有詳注本，而宋代的六家里，除了蘇軾的詩、王安石的詩有當朝人做過注釋之外，其余人的詩文，大都沒有進行過全面系統(tǒng)的考訂和箋注，這實在是件說不過去的事。過去這八大家的作品有不少選注選講本，這些選本起到了很好的普及作用，對于大、中學生，乃至對中、高等學校的中文教師，也頗有裨益之功。但普及畢竟屬于“科普”范疇，如果想更深一步去研究這些文豪的政治思想、文學思想、哲學思想，發(fā)掘他們對人生的豐富感悟，僅有選本，不但不能起到窺其全豹的作用，甚至會產(chǎn)生一些誤導，因為管中窺豹，難以對古人有全方位多角度的深刻理解。作為一個專事古籍整理的學者，我自作多情地覺得有一種責任感。不管水平如何，總要走出第一步，為讀者和研究者拿出一部荊公散文和詩歌的全集注釋本，并將我多年研究宋代文獻的心得也一并奉獻給讀者，這總不能說是件毫無意義的事。還有一個原因是，通過數(shù)年的觀察，我發(fā)現(xiàn)無論是研究文學還是研究史學的學者，對王安石這個歷史人物如何定位，始終是個難以弄明白的問題。王安石變法，在中國歷史上堪稱一個重大事件，這次變法對熙寧以后的宋朝政治、經(jīng)濟、軍事乃至國運興衰究竟起到了什么樣的作用？是正面影響大還是負面影響大？王安石當時該不該變法？他的一系列新法究竟利弊何在？哪些教訓是后人應該反思的，哪些經(jīng)驗是后人應該借鑒的？王安石對宋代學子心態(tài)的破壞作用究竟有多大？紹述之后文人無德和懦弱是不是真的成了一種風氣？變法之前的士子就那么“心理健康”嗎？變法之后的士子就沒有骨鯁強項之輩嗎？反對變法的士子就都是有德有義的人嗎？北宋的滅亡果然像一些人所說起于新法嗎？再退一步說，這么重要的一個歷吏事件，應該給后人什么樣的啟發(fā)？這不僅是我多年未解的困惑，大概也是許多學者說不清的問題。通過對荊公全集的整理，我想在這里提出幾點疑問。一、王安石若是大奸慝，為什么其人其文光耀萬載，至今彌盛？其實蔡京的文章也堪稱妙筆生花，秦檜的“治國”也算得有章有法，為什么沒有一個人去研究他們？二、歷朝歷代的變法，絕大多數(shù)以失敗告終，這又是為什么？難道中國歷史上除了商鞅還算個成功的范例，其他變法領導者都是“大奸慝”嗎？即便是商鞅，最后也落得個車裂其身的悲慘下場，這種驚人的相似反映出什么樣的社會運行規(guī)律？如果真有規(guī)律的話，可不可以把王安石也置于這個規(guī)律之中去考察和分析？三、個人的性格和他的思想品質是不是一個統(tǒng)一體？人們在對王安石功過得失進行評論解析的時候，是否注意到了他個人性格和思想品質的嚴重不協(xié)調？即使在今天，一個用心良好的人會不會把事情搞得一團糟？而這種一團糟的局面究竟該如何評價和對待？對于這些問題，我不敢過多地發(fā)表意見，然而讀荊公詩文數(shù)年，我對他的一生有一種既愛且恨又憐又怒的復雜情感，則是真真切切的。對荊公感興趣的文史學者甚眾，人人皆握龍蛇之珠，我還是少說為佳，能給學者們提供這部眉目基本清晰的散文全集，我的心愿就算了卻了。話雖這么說，既然作了這么件事，細細品讀過荊公的全部散文，就該對其散文的大概情況作一點介紹。而我對通常流行的解析模式不甚贊同，自抒機杼又沒這個能力，也就只能談一點讀后的粗淺感想。中國古代對任何藝術門類的作品進行評論，大都集中在“氣”之一字上，詩、書、畫、篆，無不如此，散文的創(chuàng)作當然也不該例外，而且讀書讀到深處，最觸動人心靈的，的確是作品中的“氣”。我下面的這些文字，也就都從氣上說起了。一、雄氣與霸氣荊公文氣之雄，在唐宋八大家中當推第一，那句“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千百年來，或被認定為其禍國之罪證，或被認定為其變法之綱領，毀譽榮辱皆由此起。從思想政治的角度來看，這“三不足”的確是最值得關注的問題。撇開政治，單純從文氣上說，這幾句話也無疑是荊公文學創(chuàng)作的主導思想：在荊公眼里，王安石就是王安石，古往今來再沒有，也不可能有第二個王安石。這種氣質可以說是與生俱來，不是后天修養(yǎng)的結果。這就決定了荊公之文從一開始就具有一種以自我為主體的獨立意識，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英雄氣概”。他后天更勤于學習，而他對前哲世修的學問，持的是一種批判的、為我所取為我所用的態(tài)度。符合他精神追求所需的營養(yǎng)，他便取而用之；與他內心世界相悖違的東西，他會毫不猶豫地揚棄掉，這既是他做人的風格，也是他作文的風格。唯其如此，我們才會明顯地感到，讀他的文章，即使是“糊名”之后，也能猜出它出自王安石的手筆。這種感覺看不見摸不到，但又往往十分真切。其實這也并非荊公所獨有，比如李白的詩，讀起來會讓人感到熱血沖騰，神魂顛越，迄今為止，還沒有哪個人的詩能混雜于其中；再如李清照的詞，清麗之中有無盡綿情，連與她相濡以沫的趙明誠都難廁其間。這說明真正卓爾不群的文學巨匠，其作品一定有著不可混淆不可替代的特質。這個特質決定了他就是他，絕不會與別人雷同，這個特質，就是我們上面所說的“氣”?！皻狻笨梢栽u論，可以感知，但沒有辦法去模仿。我這里說的“氣”是個中性詞語，并不算什么神秘化的概念，比如荊公之文充滿了雄氣和霸氣，而有些作家的詩文中，可能會充滿豪氣、血氣、悲壯之氣，也可能充滿脂粉氣、媚氣、妖氣、陰氣，甚至酸腐氣。比這更糟的是更多的作品中沒有“氣”。荊公做人從不服輸，這與他文章中體現(xiàn)出來的雄氣恰是一脈相通。由于他做人不服輸，百折不撓，所以他能一路做到宰相，而且做了一個攪動天下、攪動歷史大河的活躍宰相，這是一種必然，因為他雄氣十足。隨之而來的就是“霸”，霸使他能夠縱橫捭闔于一時。同樣是由于他做人不服輸，所以即使官至一品，他最終也一定會被別人推落在地上，因為“不撓”不等于不折，“霸”也不可能永久。幾乎所有王安石的傳記里都說他“性強忮”，正是由于他這種與生俱來的特殊性格，造成他既雄且霸的所有言行，包括他的文章。這種霸氣不僅表現(xiàn)在《上神宗皇帝言事書》、《答司馬諫議書》等名篇之中，就連他寫的大量制詞以及身處弱勢被逐出京師后給神宗的大量上表，也無時無處不流露出來。他對所有官吏都持一種傲然俯視的態(tài)度，始終保持著極強的霸氣，絲毫沒有認識到，自己的失敗正是由這種霸氣導致的。他從來不認為自己有錯，哪怕天下的人都錯了，都是“群好群小”，只剩下一個良臣，也只能是他自己！于是我想到：該怎么來看待荊公散文中的雄氣與霸氣？思索許久，才悟出來：他從一開始就是個雄氣十足的人，后來由于種種機遇當了宰相，于是這種令人敬服的雄氣就很自然演變成了讓人憎恨的霸氣。可悲的是，當他的霸氣顯露無遺世人皆知的時候，多少師友同僚給他提出來的時候，他卻沒有絲毫的覺悟，這就是我們讀他的散文，為什么截止到《答司馬諫議書》還感覺良好，而讀到他罷相后的諸多上表和雜著時，便有些厭惡的原因了。二、俊朗氣與儒學氣荊公有不少文字剛健俊朗，這是入所公認的，也幾乎是千百年來的定論。然而這個結論在我看來并不全面，也就是說，人們過份強調了他的朗氣，忽視了他的腐氣，其實在他的文集中，像《游褒禪山記》、《讀孟嘗君傳》、《芝閣記》、《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答司馬諫議書》等疏拔之作并不算多，大量作品中所透出的，則是玩儒經(jīng)于股掌之作?；蛟S有人說我是“沒見到王安石的創(chuàng)作主流”，我倒要說一句：王安石創(chuàng)作的主流恰恰是那些充滿儒學氣的作品，而清新剛健之作，不過是其支脈而已，不少人只是把他的支脈夸大了而已。就荊公一生的軌跡來看，除了剛中進士“頗識難字”為韓琦認可外，“年三十九，已號通儒?！保ā锻跚G公年譜考略》卷八邢恕語）羅大綱《鶴林玉露》卷五說：“王荊公少年，不可一世士，獨懷刺候濂溪，三及門而三辭焉。荊公恚日：‘吾獨不可自求之六經(jīng)乎！’乃不復見。”可見其于經(jīng)書之篤愛異乎常人，而這里所謂的“通儒”，又是他在“頗識難字”之后的大積累。正是基于這種饕餮式的積累，所以朝廷召他為知制誥時，他認為自己當之無愧，而不像司馬光那樣辭以“不通四六”。他寫的大量制詞，是真正意義上的“引經(jīng)據(jù)典”，那此淹于文詞之中的經(jīng)典詞語，讓所有人感到眼花繚亂，悚懼槐服。這些制詞的風格，是荊公雄、霸二氣交融匯合的最典型作品群，因為他那時正處在地位上由雄到霸的轉折點上。衍至后來的變法，除了經(jīng)濟、軍事等方面之外，他對科舉的內容也做了重要改革?！端问贰みx舉志》一載蘇軾與王安石在科舉問題上的對立意見，就很能說明問題。按照蘇軾的看法，傳統(tǒng)科舉制度已經(jīng)十分完美，無須變革，而王安石卻說：“古之取士，皆本學校，道德一于上，習俗成于下，其人才皆足以有為于世。今欲追復古制，則患于無漸。宜先除去聲病偶對之文，使學者得專意經(jīng)術，以俟朝廷興建學校，然后講求三代所以教育選舉之法，施于天下，則庶幾可以復古矣?！庇纱丝磥?，王安石對儒學經(jīng)術的重視，幾乎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他對經(jīng)義的理解，絕不像有些人所說的淺嘗輒止或妄加改動，不過是對某些經(jīng)解提出一些不同看法罷了。其實所有研經(jīng)的學者都是如此，只不過事情出在王安石身上，就成了一條罪狀，因為他是個充滿變革思想的宰相！從他的文章可以看出，他對經(jīng)典的運用非常圓熟，而且得心應手，左右逢源。這種饕取經(jīng)義而為己用的情況，在宋人乃至后人的著作中極少見到。這就出現(xiàn)了兩個問題：一是說明他是個極重經(jīng)術的人，無論是做人還是作文都是如此，這一點讀者可以從他的詩文中體會出來。二是他的文風，因為他身體力行地大量運用經(jīng)文故典，幾乎所有經(jīng)書中的詞語，用在他的文章中，都像是信手拈來，這就形成了他大部分作品實際上都成了對經(jīng)學的翻刻和普及，從而使他的散文無處不散發(fā)出極強的儒學之氣。這種儒氣太厚了，厚到超出唐、宋其他大家千里之遠。對這種儒氣究竟應該如何看待，又很難用一個“好”或“壞”來評價，就如同評論紅燒肉好吃還是水煮魚好吃一個道理。我只想說一點感受：無論是研究王安石功過是非的史學工作者，還是研究王安石文章詩賦的文學工作者，都應該把這些散文細讀幾過，才會對其人其文有更深透的認識。下面想就本書的整理經(jīng)過略作交待：按照古籍整理的基本原則，本書也需選定一個最佳的底本為工作本。王安石的文集，流傳至今的主要有南宋紹興二十一年兩浙轉運使司王玨刻本、南宋龍舒刻本、明嘉靖二十五年臨川知縣應云鶩刻本、明嘉靖三十九年撫州刻本、清光緒九年溧陽繆德菜小壞山館刻本等。從收輯文章的數(shù)量上來看，撫州刻本最為富贍，而以龍舒本為最寡；從?？藤|量上來看，以撫州刻本和繆氏刻本為最精。經(jīng)過比較，我們選定《四部叢刊》影印的明撫州何氏刻本為底本，與其他幾個本子互相參校。在比校諸本的過程中，有以下幾個問題需要說明：一、各本的文章標題多有不同，為了與底本盡量保持一致，凡是對文意理解沒有大礙的，一律以底本為準。其中也有幾篇的篇題，撫州本顯然有所遺闕，我們不得不將其補足，不過這只是個別現(xiàn)象。二、對校的過程中我們發(fā)現(xiàn)，盡管各本的字詞稍有一些差異，但真正影響文意的情況并不多見，比如《上神宗皇帝萬言書》：“約之以禮矣”，龍舒本作“約之以禮也”，“矣”、“也”之差，全無出校的必要。其實不僅是荊公的集子如此，許多宋人文集都存在這種文字大同小異的特點，這與當時活字印刷術的應用以及宋人對自己學術文章高度重視的態(tài)度都有密切關系。由于?？蔽淖植⒉缓芏?，所以本書就不單列“校勘記”一項，凡需校勘的說明文字，均與“箋注”合在一起。這樣做一則省去了許多篇幅，二則也更便于讀者閱讀。三、各本的流傳是有源流可稽的，比如底本是紹續(xù)于南宋紹興刻本、應氏刻本而來，屬于同一個系統(tǒng)，而龍舒本則無論從編排上還是內容上，都與他本差異甚大，屬于另外一個系統(tǒng)。這兩個系統(tǒng)間的差異，需要做相應的調整，底本所缺而龍舒本多出的文字，我們采用出校的方式在底本里予以補足；底本所缺而龍舒本多出的篇章，我們則收錄于附錄中，在全書最后以“集外輯編”的形式，將這些文章以及散見于其他各書中的荊公佚文統(tǒng)統(tǒng)保留下來，以便讀者查閱。這樣做的目的，無非是想盡可能地保留底本的原貌，和通常意義上的“輯佚”不全相同。四、本書的分卷是這樣考慮的：撫州本《臨川先生文集》的第一至第三十八卷前半部分是詩歌，而本書則不再錄其詩作，于是我將底本中第三十八卷的后半部分“賦銘贊”編為第一卷，以下第三十九卷編為本書第二卷，第四十卷編為本書第三卷，以此類推，推到最后，共計散文六十三卷。讀者若需查核時，按此對比，即可找到原本文字所在。本書的編年是個很麻煩的問題。有些原本或龍舒本加注寫作年代的文章，系年自然不存在問題，遺憾的是，絕大多數(shù)的文章并沒有這樣明顯的時間標志。這種沒有標志的文章又分為兩種情況，一是時間比較集中的，比如那些制詞，集中作于仁宗嘉祐七年、八年之間，大范圍上不會出現(xiàn)問題，但具體到某一篇，又不好確定其究竟作于嘉祜七年還是嘉裙八年。此類文字中，凡有旁證者，可以明確其編年，而更多沒有旁證材料的，也只能標明“嘉祐末年作”。二是一大批沒有職務限定范圍的文章，我只能根據(jù)文意和盡可能搜集到的旁證材料進行系年。清人蔡上翔曾作《王荊公年譜考略》，顧棟高曾作《王荊公年譜》，對荊公的詩文都作了一些系年，但他們在這項工作上隨意性較大，想系年則系年，不便系年的全都略去，因為他們的工作集中在荊公事跡交游的考究上，對詩文系年并無承諾，所以他們這樣做無可指摘。本書就不同了，既已標明要對所有的文章進行編年，也就只能費大力氣去進行分析和考察。應當指．出的是，蔡氏、顧氏對荊公詩文的系年也很不一致，經(jīng)常出現(xiàn)相互矛盾柢牾之處，這在學術研究中是很正常的事。逢到這類文章，我則必須比對雙方的理由，進行重新的甄別而取其勝者。本書的注釋更是一件苦不堪言的工作。上面已經(jīng)說到，荊公一代通儒，所用詞語典故觸目皆是，有些看起來似曾相識的詞語，一查工具書或相關資料，便會發(fā)現(xiàn)他另有用意。盡管費了千辛萬苦，我總算堅持到了最后。古籍整理是件大費其力又大不討好的事。記得我上大學時，有位老師在講課中就對古書注解者加以嘲諷，說道：“那些誰都明白的詞語，他給你注得格外詳細。我不明白想借注釋弄清楚的詞語，他反倒不給你注?！睗M座同學哄堂大笑。時隔未久，我不幸從事了古籍整理工作，且一干就是二十余年，可謂甘苦備嘗。那位老師的話一點也不錯，也正是由于有了那句話，所以我二十年來一直戰(zhàn)戰(zhàn)兢兢，不敢稍有懈怠。盡管如此，本書的注釋肯定還有不少問題，誠懇地恭候著讀者對它提出批評。就我自己的感受，這部書給我留下遺憾較多的不是詞語，而是一些人名。其實我對宋朝的人物搜檢已不算少，我編的那三部《宋代職官通考》書，共搜集了數(shù)萬人的資料。無奈荊公文集中涉及到的人物太多，尤其是那些制誥當中，還是有不少人找不到線索，只得付之闕如。在這里想說明的是：凡遇此類情況，就不再一一標明“未詳”或“闕考”了。橫海 李之亮2004年9月

暫缺《王荊公文集箋注（上中下）》作者簡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