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是建國后內蒙古文壇出現(xiàn)最早的長篇小說，也是第一部表現(xiàn)40年代末期內蒙古社會生活的作品。它描寫的主要是察哈爾草原上小小的特古日克村發(fā)生的故事，但它揭示的卻是特定年代內蒙古人民的歷史命運，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因為小說是把故事放在巨大的時代背景上來敘述的。這個背景就是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中國社會乃至內蒙古社會不同政治勢力的對峙、交鋒。在小說中，代表國民黨的劉峰來到了特古日克村，代表共產黨八路軍的蘇榮也來到了特古日克村。是跟共產黨走？還是跟國民黨走？還是像曾經留學日本、日本侵華時期任偽蒙疆政府副廳長的齊木德鼓吹的那樣，蒙古人應當獨立，復興自己的民族？這并不僅僅是特古日克村人或者明安旗人面臨的選擇，而且是所有內蒙古人民面臨的選擇。正是這個巨大的時代背景使小說敘述的故事具有了以小見大的功能和高度的典型性。國家的前途，民族的命運，階級矛盾與民族矛盾的交織，都在特古日克村的生活中體現(xiàn)出來。這種生活的復雜性甚至集中到一個家庭——大牧主瓦其爾的家庭中。瓦其爾精明、自私而又圓滑，只要能保住他巨大的家產，他不管你是共產黨還是國民黨。所以內戰(zhàn)爆發(fā)后他縫制了兩面旗，一面是共產黨八路軍的五星紅旗，一面是國民黨的青天白日旗，誰來就掛誰的。但他的兩個兒子則走上了截然相反的兩條路：大兒子旺丹參加貢郭爾的保安團，偷偷為貢郭爾送情報；二兒子沙克蒂爾卻參加了八路軍領導的騎兵中隊。家庭生活中的沖突實質是國家、民族的基本矛盾在家庭生活中的反映。不過，瓦其爾最后遭國民黨匪軍嚴刑拷打的結局，說明只有跟共產黨走才有光明的前途。在對特古日克村斗爭生活真切、細致的描繪中，小說體現(xiàn)出濃郁的草原生活氣息和鮮明的民族特色。這主要得力于作家對蒙古族人民的深刻理解和對蒙古生活的熟悉。就人物性格而言，鐵木爾的倔強、固執(zhí)、自尊、勇猛；斯霞的執(zhí)著、堅忍，洛卜桑的豪爽、豁達、愛面子，都具有鮮明的民族性。從作品展示的生活圖景看，無論是熱烈、歡樂的摔跤場面，還是民間祝詞家唱著頌詞給工作隊獻馬，還是沙克蒂爾和萊波爾瑪那熾烈而反倫理的愛情，同樣具有鮮明的地方特色。小說的語言尤其具有民族色彩，因為它恰如其分地運用了蒙古族人民豐富、幽默而又樸素的諺語。這首先體現(xiàn)在小說中人物的對話上。瓦其爾見到歸來的鐵木爾時說：“俗話說得好，馬兒走出千里遠，也要跑回生長它的牧場來，人怎能像一只沒有窩的野雀似的東跑跑西飛飛呢？”鐵木爾談自己在外面與八路軍的交往時說：“八路軍對我個人實在不錯?？墒蔷拖袼自捓镎f的那樣：一個窩的燕子，有的往東飛，有的往西飛，人們對八路軍的看法也不一樣。我的朋友哈吐就常說：‘黃羊碰見獵人，還要想三想往哪個方向跑，我們蒙古人再也不能閉著眼亂跟別人走了。你想想，八路軍那么好，為什么沒有一個蒙古人當八路呢’？”貢郭爾詛咒那些熱情接待八路軍的牧民時，罵的也是：“這幫人都像秋天的枯草，見了誰都只知道點頭哈腰！”這些語言中都有比喻，而用來作比的馬、黃羊、枯草等等都使人想起草原。人物的對話是這樣，作家的敘述語言也是這樣。卷二第五章寫到兇殘的貢郭爾父子突然熱情對待斯琴并且遞上一碗奶茶時，用的是這樣的語言：“誰不知道，人們出賣馬匹之前，總是替它洗刷兩次毛皮，增加幾斤草料，以便于使買主出高價，又滿意！”這種機智的比喻不僅富于地方特色，而且一針見血地揭穿了貢郭爾父子的險惡用心。從創(chuàng)作方法來看，這部長篇基本上是現(xiàn)實主義的，但也借鑒了象征主義和浪漫主義的手法。這表現(xiàn)在小說對草原的描寫中所包含的暗示性與抒情性。小說開頭描寫了察哈爾草原寒冷、多霧的春天，指出草原上的人們困惑而又急切地期待著晴朗的夏天。這里的季節(jié)顯然是暗示某種時代氣氛。小說卷一第十章描寫了草原上兩條不同的河流，也是暗示兩種不同的政治勢力或兩種不同的發(fā)展方向。小說最后寫到斯琴等人燒毀住著敵人的蒙古包時，對草原和黎明作了充滿激情的描繪，并且發(fā)出了“呵！草原——我們慈愛的媽媽！”這樣深情的呼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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