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史家與時代

　　其治學自史學起，后達至中西、古今貫通，其對儒家思想及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現(xiàn)代詮釋自成一體，著述頗豐。著有《漢代中外經(jīng)濟交通》、《歷史與思想》、《史學與傳統(tǒng)》、《中國思想傳統(tǒng)的現(xiàn)代詮釋》、《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中國文化與現(xiàn)代變遷》、《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士與中國文化》、、《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兼論他的學術精神與晚年心境》、《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xiàn)代中國學術》、《現(xiàn)代儒學論》等。“史學、史家與時代”，似乎是余英時比較注重的一個問題，也是《余英時文集》第一卷的標題。文集中余英時的一篇同名文章，就是他在新亞書院研究所舉辦的中國文化講座的演講記錄。余英時在演講中以洋洋長論，詳述了史家與史料、史家與價值判斷、史家與其所置身的時代的關系。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向坐，亞父南向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張良西向侍。范增數(shù)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這是太史公描寫鴻門宴中極精彩而又極重要的一幕，但是《漢書·項籍傳》不載其事，而《高帝本紀》記鴻門宴又略去了有關座次這一段。其實太史公詳述當時座次決非泛泛之筆，其中隱藏了一項關系甚為重大的消息。前人讀《史記》者，多少也注意到座次問題。茲引瀧川龜太郎的《史記會注考證》之文以為討論的基礎?？甲C在“亞父者，范增也”下云：黃淳耀曰：古人尚右，故宗廟之制皆南向，而廟主則東向，主賓之禮亦然?！秲x禮·鄉(xiāng)飲酒禮》篇：賓復位，當西序東面，是也?！俄n信傳》，廣武君東面坐，西向對而師之。項羽得王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向坐陵母，欲以招陵。周勃不好文學，每招諸生說事，東向坐責之。皆以東為尊。然則鴻門宴座次，首項王、項伯，次亞父，次沛公也。中井積德曰：堂上之位對堂下者，南向為貴；不對堂下者，唯東向為尊，不復以南面為尊。黃氏與中井氏為說雖有別，但都主張東向為尊，而黃氏所敘座次之尊卑更是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古代至兩漢座席以東向為尊，顧炎武《日知錄》卷二十八“東向坐”一條，博引經(jīng)史，言之最審，惜《史記會注考證》失引。近人楊樹達、尚秉和兩先生亦均主是說，殆已成定論。唯《禮記·曲禮上》曰：請席何鄉(xiāng)（按：即向字）？……席南鄉(xiāng)北鄉(xiāng)，以西方為上；東鄉(xiāng)西鄉(xiāng)，以南方為上。據(jù)此文，則有兩種不同的排位法，與中并氏所言者為近，而復有不同。值得注意的是“方”與“向”有別，“南鄉(xiāng)北鄉(xiāng)，以西方為上”，應該就是東向為尊。但是“東鄉(xiāng)西鄉(xiāng)，以南方為上”是不是可以了解為北向為尊呢？這似乎大有問題。所以關于這一點，我們姑且存疑。以下我們還是根據(jù)歷史實例來討論鴻門宴的座次的意義。

　　余英時，安徽潛山人，1930年生于天津。1950年至1955年就讀于香港新亞書院及新亞研究所，師從錢穆先生。1956年至1961年就讀于哈佛大學，師從楊聯(lián)&先生，獲博士學位。曾任密歇根大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教授，香港新書院院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F(xiàn)居美國。著有《漢代中外經(jīng)濟交通》、《歷史與思想》、《史學與傳統(tǒng)》、《中國思想傳統(tǒng)的現(xiàn)代詮釋》、《文化評述與中國情懷》、《中國懷現(xiàn)代變遷》、《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士與中國文化》、《方以智晚節(jié)考》、《論戴震與章學誠》、《紅樓夢的兩個世界》、《中國控思想史上的胡適》、《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兼論他的學術精神與晚年心境》、《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xiàn)代中國學術》、《現(xiàn)代儒學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