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斷：多棱鏡里看紀昀嘉慶十年（1805），正有二十六日，命紀昀以禮部尚書、協(xié)辦大學士，加太子少保，管國子監(jiān)事。時紀已八十二歲了。不意到二月十四日酉時，為時尚不到一月，紀就逝世了。嘉慶既為他寫了御祭文，又寫了御賜碑文，用的都是四六駢體，評價之高，實足使人驚異?！队牢摹分姓f：“方賴元勛之平格，用資朝列之楷模。何拜命之甫旬，竟頹齡之莫駐！”看來原是要想把他樹為最上層的標兵的，可能還要大用哩，想不到竟不再能夠倚重了！《御賜碑文》中說他“遂荷先帝特達之知，獨蒙學問素優(yōu)之譽”，則確認他為兩朝寵臣無疑了。又稱譽他“鑒秉虛公，市近而門如水；體崇雅正，耄及而眼無花”，則幾乎是天壤間一個少有的完人了。但是我們一翻《東華續(xù)錄》的有關記載，才發(fā)覺到，不唯韓愈會“諛墓”，皇帝有時也會諛其已死之臣，而把他過去說過的話、作出的處分忘得一干二凈了。姑舍斯因盧見曾鹽務虧欠案漏言泄密遣戍烏魯木齊事不論外，在修《四庫全書》時，就經常因出差錯而罰俸記過，僅在乾隆四十五年冬，就一連被記過三次。乾隆五十年因覆驗吳雅氏自縊不實，皇上說他是“無用腐儒”，或尚存愛護之心而有意為之開脫。但乾隆五十二年正月上諭中僅目“德保、紀昀俱屬中材”，評價也并不好聽。至于嘉慶自己呢，于元年（1796）十月已卯諭，以“大學士缺出久逾匝月，見在各尚書內，若以資格而論，則劉墉、紀昀、彭元瑞三人俱較董誥為深”。隨后就對這三人一一加以批評，說“劉墉向來不肯實心任事”，“平日于銓政用人諸事全未留心，率以模棱之詞塞責，不勝綸扉，即此可見。彭元瑞不自檢束，屢次獲愆。紀昀讀書多而不明理，不過尋常供職，俱不勝大學士之任”。隨即在次年唯劉墉得拜大學士，當與內禪有功有關。因乾隆起初不肯交出大寶（玉璽），劉半日力爭，始得之而行賀禮（見《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下編卷十二正宗二十三年）。直到嘉慶八年七月，孝淑皇后由靜安莊于十月內移至地宮安葬，辦事王大臣具奏議折內有“掩閉石門，大葬禮成”之語，觸怒龍顏，紀昀還受到“革職留任，八年無過，方準開復”哩。幸得十月奉安禮成，大家都得到寬免。當我們撮錄這些檔案來對照一看，該是多么有趣。且說皇帝對紀公的死后褒揚既已好話說盡，則各種傳記、墓志、筆記中的神化現(xiàn)象就應運而來了。本著偉人和天才杰出之士都“生有自來”的古老傳統(tǒng)，關于紀公的出生，各種神秘的記載很多。梁章鉅《歸田瑣記》卷六，寫得最為全面。主要說紀是一個女身的火精轉世的，所以“耳上有穿痕”，“足甚白而尖”，“公常脫襪示人，不之諱也”。又言公為猴精、蟒精等等，不一而足。近人郭沫若的《我的幼年》中，也記他是母親夢到天上豹子奔來而出世的，故取名文豹。當時即為林庚白《孑樓隨筆》所譏。其然？豈其然乎？今人頗多以郭老的際遇可與紀公前后相輝映為說的，我看唯有這一點最為形似。紀的朋友、學生，還有一些有關的文人學士，都贊譽紀公“過目不忘”、“無書不讀”、“無所不通”。他的學生劉權之在《紀文達公遺集序》中甚至說：“曾有未經目之書，即知有某人序，某人跋，開卷絲毫不爽，是慧悟夙成，文其馀事也。”這不是“精靈轉世”說殊途同歸地在作造神宣傳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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