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是作者繼《曙庵文史雜著》之后于92歲時編定的又一部文集。全書分上、中、下三編。上、中編收錄各類文章56篇。內容涉及歷史研究、古籍整理、學術思想等諸多方面，下編收錄《隴游日記》，是作者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隨顧頡綱先生考察甘肅、青海、寧夏等地教育情況的實錄。作者自述：《曙庵文史雜著》集結于1988年，重訂于1993年，至1997年始得成書問世。到本世紀初，前后積累者又達數十篇，于是有作續(xù)集之企劃，除近十余年來所作者外，舊作而未及收集者，亦擇要收納之，分為上、中二編。下編則為20世紀30年代之舊作，所記為旅行于隴右地區(qū)之見聞，故獨存之于一編。署日《曙庵文史續(xù)錄》，略示前后相關之意云。清初學者顧亭林有名言，“文須有益于天下”。顧氏頗能實踐其言，故其著作為世人所重。然時移世異，時代已有所不同，彼時所重者，或為今日所輕；彼時所輕者，或為今日所重，然須有益于天下，為不可移易之原則。文章如何能有益于天下？曰實事求是，不作空言，不作偽論，一切從實際出發(fā)，前事不忘，后事之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其文雖雜，而不失為有益，如斯而已矣。所謂時移世異者，經學為傳統(tǒng)學術核心，五四運動后，經學已失其固有地位，而與經學相關之經書，始有再評價之機會。原來經書確為古代流傳下來之文字記錄，其學術價值無可代替者，由于歷代經學家之曲解附會，掩失其本來面目，經過再評價，消除附會曲解之假象，從而可以窺見古代社會文化發(fā)展之真相，是史家所努力追求者。而某些治學者，輕信經書，以致陷于常識性謬誤。如《尚書》有《今文書》與《古文書》之分，而同處于計三經注疏》中，《今文書》真，《古文書》偽，清代學者已作出結論，為學術界之常識。而現代某些人之論文，或以《古文書》與《今文書》同樣看待，用以證史。又如《尚書正義》為解釋《尚書》本文與注文之專書，是一部書名，有人竟寫成《尚書·正義》，似“正義”為《尚書》之篇名。于是常識性謬誤轉成為學術性問題。這類情況，不能不引起重視，在本集中有些批評性文章，即因此義而發(fā)?！渡袝繁緸楣糯饭僦苯佑浹灾畷浜蠓侵苯佑浹灾畷蛞嗷旌暇幦?，秦代焚書，《尚書》惟收藏于官府，遂告絕世。幸秦朝主管《尚書》之博士伏生，私下保存一部分，漢初征求遺書，惟有伏生所傳二十八篇，用當時流行之隸書寫定，故稱“《今文尚書》”。所謂《今文尚書》真者，僅示其為伏生所傳之書，衡以史官直接記言之例，其中頗有為后人竄入者。如《禹貢》一篇，向來視為大禹治水成功后所作之記錄，為夏代之直接文獻。經多方認真分析研究，可以判定其文為戰(zhàn)國時人所作，反映著戰(zhàn)國時期之自然地理形勢及某種政治設想，在我國歷史地理學科中，居極重要之地位，是亦即對《寓貢》一篇再評價之結果。古籍再評價問題，既十分迫切，又比較細致復雜，在古籍整理工作中，應列為重點研究項目。在古籍中，史書為僅次于經書者。所謂甘四史，亦稱正史，實際上只能作為史料看待，通過切實的分析研究，從而了解古代人民，自原始性的社會文化，逐漸發(fā)展提高，其間又多次發(fā)生與其他民族間的接觸，經過曲折發(fā)展，終于有今日之成就與地位。就治史者而言，了解史實應為起碼的條件，要善于讀書，文字句讀必須符合原書之本義。近有某出版社編印之史學名著，王國維之《觀堂集林》，有一處講到清朝的國史，“其書體例如《古正史通》，列朝為一書”。細察之，應為“其書體例如古正史，通列朝為一書”。《觀堂集林》原書不斷句，整理者妄加標點，遂成此誤。這樣低級性的問題，竟出現在正式的書版上，應引起高度的重視，不能以為是常識性的問題而輕易置之。我國古代史，源遠流長，而可稱為信史者，惟上溯到夏商周三代，以上則視為禁區(qū)。舊有三皇五帝之傳說，自新的史學觀出現后，舊傳說皆被掃除，而真實的歷史則未能指明，于是一般的態(tài)度為置之不顧，惟致力于地下發(fā)掘。地下出土者皆為古人遺留之實物，為說明古代文化發(fā)展最可依據之資料，其最大弱點，在實際的名稱，如人名、地名、物名、制度、習俗等，一切專名、通名，皆不可知，必須指名時，只能使用現代名稱，如元謀人、北京人、仰韶文化。龍山文化等。而紙面上的資料，是有可能解決這類問題的。本書上、中二編皆本斯旨而作，上編所論者，自評議《古史辨》學派始，從分析古代傳說中，指出我國史前時期確切可信之史實，及關于史學史的重要看法，并說明非正式史書而具有高度史料價值之文字記載等。中編為介紹某些古人之學術思想成就與古籍整理問題，而以雜組之文附其后。在隴右之旅游日記，曾為甘肅省政協(xié)選人柑肅文史資料選輯》第28輯，與顧頜剛先生之《西北考察日記》合編為樹青聞見記》，寫有《前言》，已收于本書中編，可以參看。又以平日所作詩詞為上、中編補白之用，則略存往日生活之蛛絲馬跡也。王樹民Zop3年5月5日重寫定于北京和平里窩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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