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書共四卷，自先秦蘇州文學一直“通”到現代蘇州文學，凡150余萬字。書中還精選了各類具有很高的文獻、文物價值的插圖一百張。此書可說是1932年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面世以來，第一部標明“插圖本”而又凸顯地方性的文學史皇皇巨著。 從春秋時代吳國建城以來，蘇州已有2500余年的歷史，文人才子輩出，文化積淀深厚，要比較全面、深入而系統(tǒng)地反映這一悠久而又豐富多彩的文學歷程，是很有難度的。而《通史》直面難題，能高屋建瓴，從文學史方法論的更新、開拓入手，既從宏觀上、又從微觀上成功地實現了這一目標，這種嘗試是有益的。僅從文學史方法論的角度看，這部專著的創(chuàng)新意義和價值取向，已遠遠跨越了蘇州的地域、文學的范圍…… 首先，該書首創(chuàng)了蘇州作家和蘇州作品兩個系列雙線交叉、互補共進的史學結構。從歷史上看，蘇州籍作家不斷走向全國，非蘇州籍作家又不斷流向蘇州，情況錯綜而復雜。為了很好反映這種頻繁的雙向流動，該書比較科學地厘定了“蘇州作家”和“蘇州作品”這兩個重要概念。從這一邏輯起點出發(fā)，編者將唐代在宦游時寫了不少蘇州作品的三位蘇州詩太守——非蘇州籍的韋應物、白居易、劉禹錫列為蘇州作家；而對非蘇州籍作家所寫、又對蘇州頗有影響的名篇佳作也廣為采掇，按朝代有序地編為蘇州作品系列。這種不見于一般文學史的作品系列，其中除每個歷史時段均辟有“名篇佳作情滿姑蘇”專節(jié)外，還有“唐代詩人詠虎丘”、“《楓橋夜泊》及其接受史”、“唐代詩文聚焦下的草圣張旭”、“吳會風流：宋詞與蘇州”、“元曲中的‘天堂’蘇州掠影”等很有特色的專節(jié)?！锻ㄊ贰愤@種作家、作品雙線交叉而以作家系列為主的邏輯結構，這種立足史實，尊重史實，敢于打破文學史既定模式的創(chuàng)意與整合有方法論的啟發(fā)意義。 其次，該書又銳意于邊緣文學處女地的開拓，這更應說是一大創(chuàng)獲。在歷史上，蘇州的文壇藝苑極為欣榮。宋明以來，文學、園林、繪畫、戲曲等先后在全國領先；與此相應，更出現了文士云蒸、名家輩出的文化現象。如在明代，“吳中四杰”、“吳中四才子”、“吳門畫派”、戲曲的“吳江派”等，或同時相交，或彼伏此起……他們都是多才多藝、文采風流的士人集群；而吳門畫派一代代的傳人們，也多工詩、書、畫三絕，形成了綿延相傳的“才子家族”；不少戲曲家也大抵是博綜眾藝，有些又是造園家……據此，《通史》在全國率先將邊緣文學納入文學史的視野，點面結合地體現了文學與戲曲、園林、繪畫、書法、評彈等藝術的共時性交叉，具體地說，是首次將園記、詠園詩、題畫詩乃至楹聯這類最微型的文學樣式等等，引進文學史的學術框架，開創(chuàng)了交叉文學史的先例。例如“吳門畫派詩文”一章，就讓人看到了為書畫之名所掩的沈周、唐伯虎、文徵明、祝允明，看到了他們是如何萃詩文書畫于一身而開辟文學新境的。 《通史》不但注意文學與多門藝術的橫向交叉，而且還注意對蘇州文學進行歷時性的縱向開掘，梳理蘇州作家、作品的來龍去脈，如對張繼的《楓橋夜泊》、白居易的《憶江南》以及馮夢龍的通俗文學等，都辟有專節(jié)探究其接受史、影響史乃至生成史，至于不列專節(jié)的接受史，更比比皆是，其中好些論述，頗有發(fā)人之所未發(fā)的獨見之明?！锻ㄊ贰愤@種縱橫交錯，時空相織的建構，無疑也具有文學史方法論的意義。接受美學創(chuàng)始人之一的姚斯曾指出，“只有當作品的延續(xù)不再不但從生產主體思考，而從消費主體方面思考……才能寫出一部文學和藝術的歷史?！贝嗽掚m矯枉過正，但有其合理性。《通史》以接受美學等新學科來更新文學史方法論，這種嘗試對學術研究也頗有裨益。 該書又體現了文學史、文學理論、文學鑒賞批評三位一體而以文學史為主的有機構成。一般說來，文藝學包括文學理論、文學史、文學鑒賞批評三個組成部分，而這三者總是有機地聯結在一起的。但目前較多的文學史專著往往只是單一的史學敘述，不是缺少理論色彩，就是趨于簡略的評介，缺少有重點的、具體而細致深入的鑒賞分析。韋勒克、沃倫《文學理論》指出，“文學史里欠缺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這些都是難以想象的。” 蘇州是文藝極為繁榮的歷史名城、山水園林清嘉秀麗的旅游勝地，《通史》根據這一地區(qū)的文學史實，總結出與世推移律、江山助思律、景詠相生律、共鳴接受律、橫向交叉律、合群功能律、迭用剛柔律、美善育秀律等八大規(guī)律。這種獨特的發(fā)現，不但大多具有普遍的共性，而且又是從蘇州文學特殊的歷史實踐中來，有血有肉地帶著鮮明的地方個性。如景詠相生律，揭示了“文章藉山水而發(fā)，山水得文章而傳”的美學原理，而且它是從蘇州虎丘、楓橋、滄浪亭等眾多山水名勝園林的景與詠互動增殖的歷史中概括出來的；而合群功能律，既概括了蘇州文學史上包括吳門畫派在內的流派社團的成功經驗，又對孔子“興觀群怨”說中的“群”字作了獨創(chuàng)性的闡釋，這是對文藝功能論極有價值的補充；迭用剛柔律，辯證地概括了蘇州文學主導風格的節(jié)律性反復；美善育秀律，則又探討了蘇州為什么歷來人才輩出，如云興霞蔚，這也是人才學亟待探究的課題。對文學發(fā)展歷史規(guī)律的總結，是研究文學史的重要目的之一，而某些文學史專著卻忽視了這一點?！锻ㄊ贰窂娀诉@方面的內容，也就強化了自身的理論深度和史學創(chuàng)見。 《通史》是史賞（析）交融。如對于作為兵家圣典和散文名著的《孫子》，從識見立意的高卓精深、議論邏輯的謹嚴連貫、一瀉千里的氣勢美、擬諸形容以象其物宜、用字之妙與詩性顯現等層面作了多視角的評論賞析，并首次把《孫子》散文和先秦諸子散文相提并論，將其推上先秦散文史“百家爭鳴”的舞臺。而陸文夫以刻畫蘇州世風民情的小巷文學享譽當今文壇，《通史》從吳文化的獨特視角切入，解剖其執(zhí)著的表現、寬容的批判、細膩的雕琢、幽默的情趣以及民俗的意識，給人以深永的品味?？傊詣e具只眼的解讀視角提供充裕的賞析性和品味量，是《通史》的又一特色。 《通史》對學術研究的方法論啟示還在于：文學與文化的概念雖然層級不同，但編者卻善于讓二者互為表里，相與交叉，從而使《通史》成為一部既有文化廣度，又有新意和深度的地方性大文學史。文化學和歷史學通過文學而交叉滲透，這是《通史》在文學史方法論方面又一成功嘗試。 當然，由于市級地方文學史至今尚無先例可供借鑒，因而不免有所不足。如對蘇州籍作家的某些非蘇州作品論析多了些，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沖淡“吳味”。不過，從總體上看，這是瑕不掩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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