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學與中國文學

　　本書是一部研究近代西學與中國近代文學關系的專著。近代以來，西力東侵，西學東漸，在此大變局中，包括文學在內(nèi)的中國社會的各個方面都開始發(fā)生前所未有的擅變與轉型。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西學對中國文學的強烈沖擊與中國文學自身的創(chuàng)造性轉化這兩種力量共同作用，形成合力，推動著中國文學由古典文學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本書首先梳理了西學在近代中國的傳播過程、渠道及其所引起之反應，然后在此基礎上從創(chuàng)作主體、文學觀念、藝術形式、思想意蘊、文學語言、傳播媒介、受眾群體諸方面深入論述了中國近代文學在西學影響下的全方位變革。全書以詳實的史料描述出了近代西學與中國近代文學發(fā)生關聯(lián)的歷史面貌，更以精當?shù)睦碚摲治稣撌隽诉@種關聯(lián)的內(nèi)在邏輯。片斷：福爾摩斯的東來1896年（光緒二十二年）8月的上?！稌r務報》上，刊登了張坤德（字少塘，浙江桐鄉(xiāng)人，《時務報》英文翻譯）譯的英國著名小說家亞瑟·柯南·道爾的四篇偵探故事，題為《歇洛克呵爾晤斯筆記》（呵爾唔斯Holmes，今譯為福爾摩斯），這是《福爾摩斯偵探案》第一次譯入中國。四篇小說是《英包探勘盜密約案》、《記傴者復仇事》、《繼父誑女破案》、《呵爾唔斯緝案被戕》（后兩篇刊于1897年）。這比日本首譯柯南·道爾作品的時間（1899）還要早三年。四篇偵探故事刊出后，立即受到讀者的歡迎。其時，柯南·道爾在英國文壇也只是初露頭角，可見中國人對偵探小說的興趣之高。亞瑟·柯南·道爾，英國偵探小說家。他喜愛文學，尤嗜偵探小說。開始時他給雜志寫稿，1887年出版了第一部偵探小說《血字的研究》，作品描寫私人偵探福爾摩斯偵破一件復仇殺人案的經(jīng)過，從而揭露了摩門教主（被殺者）的貪婪與殘暴。三年后他又寫了《四簽名》（1890）。這兩部小說在社會上引起了轟動，大大地激發(fā)了他的創(chuàng)作熱情。此后柯南·道爾一連寫了許多偵探故事，作品中的主人公歇洛克·福爾摩斯也就成了神探的典型。這些故事均收在《福爾摩斯的冒險》（1891—1892）、《福爾摩斯回憶錄》（1892—1893）中。后來作家對此類題材開始感到厭倦，他急于想結束偵探故事的創(chuàng)作，于是就在《最后一案》中讓他的主人公福爾摩斯因公殉職，從懸崖上失足身亡。但是廣大讀者出于對福爾摩斯的喜愛，紛紛給柯南·道爾寫信以示抗議。作家無奈，只好又讓他筆下的福爾摩斯復活，再繼續(xù)進行偵探活動，故事自然也就繼續(xù)了下去。這便是后來創(chuàng)作并收在《福爾摩斯的歸來》（1905）中以《空室》（讓福爾摩斯死里逃生）為開端的十一個偵探短篇。此外，他還創(chuàng)作了福爾摩斯早期長篇探險故事《巴斯克維爾的獵犬》（1902）、《恐怖谷》（1915）。《最后致意》（1917）和《新探案》（1927）等。柯南·道爾的這些偵探故事在我國“五四”前多數(shù)作品都有翻譯。本世紀初，黃鼎、張在新合譯了福爾摩斯偵探小說集《泰西說部叢書之一》（1901），此書包括柯南·道爾的七篇偵探小說：《毒蛇案》（今譯《斑點帶子案》）、《寶石冠》（今譯《綠玉皇冠案》）、《拔斯夸姆命案》（今譯《博斯科姆比溪谷秘案》）。《希臘詩人》（今譯《希臘譯員》）、《紅發(fā)會》、《紳士》（今譯《貴族單身漢案》）、《海姆》，主要譯者黃鼎系美國留學生，精通英語，故此書的翻譯較忠實于原著。顧燮光的《小說經(jīng)眼錄》就稱贊黃、張二氏譯的《毒蛇案》“于案中情節(jié)，言之極詳，譯筆亦奇警可喜”；又稱贊其譯的《寶石冠》“案情離奇，福（福爾摩斯）能精細考察，俾股東之子阿收得以昭雪，誠智矣哉”。1902年文明書局出版了《續(xù)譯華生包探案》，署警察學生譯。1903年商務印書館印了《補譯華生包探案》；1904年至1906年，周桂笙、奚若翻譯《福爾摩斯再生案》，全書共十三案，奚若譯前十案，周桂笙譯后三案。除以上外，這時期柯南·道爾的偵探小說譯成中文的還有湯心存、戴鴻蕖合譯的《紅發(fā)案》（今譯《紅發(fā)會》，1901），吳夢鬯、嵇長康合譯的《（惟一偵探譚）四名案》（今譯為《四簽名》，1904年小說林社刊），奚若、黃人合譯的《大復仇》（今譯《血字的研究》，1904年小說林社刊），陸康華、黃大鈞合譯的《降妖記》（今譯為《巴斯克維爾的獵犬》，1905年商務印書館刊），西泠悟癡生譯的《三捕愛姆生》（1908年集成圖書公司刊），楊心一譯的《鬼腳草》（今譯《魔鬼之足》，1912年《小說時報》本），水心、儀鄦合譯的《潛艇圖》（1914年《小說叢報》本），常覺、小蝶合譯的《恐怖窟》（1914—1915年《禮拜六》本）和《毒帶》（今譯《斑點帶子案》，1916年《春聲》本），半儂譯的《一身六表之疑案》（1915年《小說大觀》本）。1916年5月程小青等十人譯了十二冊的《福爾摩斯偵探案全集》（上海中華書局刊），全書共收福爾摩斯探案四十四篇。譯文均系淺近的文言，雖然語言風格不盡一致，但大體比較通暢，亦較忠實于原著，此可謂“五四”前福爾摩斯偵探案翻譯的集大成之作。由如上粗略的翻譯書目（篇）排比，即可看出柯南·道爾的偵探小說在近代中國走紅的情況了。無怪乎渾鐵樵說：“吾國新小說之破天荒，為《茶花女遺事》、《迎茵小傳》；若其寢昌寢熾之時代，則本館所譯《福爾摩斯偵探案》是也?！边@段話反映了若干客觀實際，在近代文壇上確實形成了一股“福爾摩斯熱”。程小青的《霍桑探案》就是在這股熱潮影響下中國人自己創(chuàng)作的偵探小說的代表作。偵探小說的翻譯熱固然是為了滿足讀者的好奇心的需求，其功能含有一種娛樂目的。但在其翻譯初期，偵探小說除了在敘事技巧（如倒敘）方面給中國作家以啟示外，它還是幫助人們了解西方社會的一個窗口。林纖曾說：“近年讀上海諸君子所譯包探案，則大喜，驚贊其用心之仁。果使此書風行，俾朝之司刑讞者，知變計而用律師包探，且廣立學堂以毓律師包探之材，則人人將求致其名譽。既享名譽，又多得錢，孰則甘為不肖者！下民既免訟師及隸役之患，或重睹清明之天日，則小說之功寧不偉哉！”陳熙績甚至將林纖所譯柯南·道爾的偵探小說《歇洛克奇案開場》比作司馬遷的《越世家》和《伍員列傳》，以為寓有“微旨”，“亦借鑒之嚆矢也”，并贊書中主人公約佛森的堅強意志：“吾國男子，人人皆如是堅忍沉摯，百折不撓，則何事不可成，何侮之足慮？”這并非僅僅是近代讀者高度政治化了的“期待視野”，而似乎也可視為處于半封閉環(huán)境中的中國人民急于了解西方文化的一種心態(tài)的反映。

　　郭延禮，現(xiàn)為山東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并擔任中國近代文學學會會長、山東省近代文學學會會長等職。出版過近代文學研究專著十余種，其三卷本的《中國近代文學發(fā)展史》獲全國高等學校首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yōu)秀成果一等獎等九項獎勵。1988年被評為首批“山東省專業(yè)技術拔尖人才”，1990年被評為“國家級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1991年獲國務院頒發(fā)的政府特殊津貼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