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人與學府

　　“記憶”是越來越受到注意了，說被重視也不夸大。聯(lián)合國就有個“世界記憶工程”，那是其教科文組織1992年發(fā)起的，目的是提高人們對世界文化遺產(chǎn)的重要性和保管必要性的認識，推動對世界文化遺產(chǎn)的保護和保管。這個記憶工程所指的“記憶”是檔案文獻，其范圍不限于文字記錄，中國“傳統(tǒng)音樂錄音檔案”入選世界記憶工程即是例證。而對我這個站在歷史學和人類學門外的人來說，記憶的概念比較寬泛，只要能在某種程度上反映歷史真相的東西，無論他是官修的文獻檔案還是民問的野史、筆記、日記，甚或原生形態(tài)的個體口述實錄，都是珍貴的記憶。這下問題就來了：如何鑒別真?zhèn)?。史學中的一派對官方的東西往往持懷疑態(tài)度。比如翦伯贊，那是很有名望的史學家，寫過一篇《史料與史學》，認為“政府的文告是最不可靠的史料”。話說得有點絕對，但翦伯贊重視“瑣言一類的雜史”，說“此種民間語言”“最為可信”，這確實能予人以啟迪。在我寫的這些東西里，所使用的文字材料絕大多數(shù)都屬于這種比較可信的“民間語言”，比如書信、日記、散文、雜文、回憶錄、傳記以及年表、年譜，等等。這類文字一般都比較個性化，有的甚至相當?shù)厮饺嘶?，它們大多是被宏大敘事淹沒，被主流話語疏遠的歷史游絲。當然，這些東西也未必都絕對可信，比較和甄別是必要的，但畢竟，這使我們重新構筑一種記憶成為可能。

　　余斌，文學批評家，教授，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1936年生，昆明人。1959年畢業(yè)于四川大學中文系，之后在西北從事文藝編輯工作，從《紅旗手》到《當代文藝思潮》。八十年代末回滇從教。1997年獲高校教師曾憲梓獎。出版專著《中國西部文學縱觀》。代表性論文有《對現(xiàn)實主義深化的探索》、《邊疆：民族文化與地域文化的重疊》和《論中國女性文學縱深意識的演進》。八十年代獲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評論”（中青年）優(yōu)秀論文獎一次，九十年代獲云南省社會科學優(yōu)秀成果獎三次。1993年被評為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