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文解藝

　　杜書瀛兄囑序于我，我先看目錄，很大一部分竟是我沒有讀過的，于是把書稿看了一遍，有些學理性強的文章還沒消化，或還似懂非懂，但我覺得應(yīng)該來寫這篇小序。 書序可以有種種寫法，有些著名的序言體文字，是就所序這一本書的中心內(nèi)容或某一論點加以補充，生發(fā)開去，甚或是借題發(fā)揮，本身就形成一篇論文，限于學力，這是我做不到的。而人們近年常常批評一些人之寫序，說有的是“友情出場”，有的是為了“促銷”，有的通篇不過是些“感想”……總之應(yīng)該列為寫序之大忌的，——我現(xiàn)在要寫的正不出這個范圍。 我曾經(jīng)給朋友的書寫過序，例如朱正的《一九五七年的夏季》，那是十幾年前的事了，去年此書的增訂版《反右派斗爭始末》在香港出書，我又為港版寫了一篇序。固然因為我有話要說，更因為朱正是我的朋友，我知道他寫這本書的初衷和其間的甘苦，更因為要把這樣的私人著述化為社會公眾之所有，大非易事，所謂寫作難，出版尤難。作為朋友，做不到兩肋插刀，還不能搖旗吶喊一下嗎！我和老杜也是朋友，起先都是朋友的朋友，互相有所知聞，后來有機會當面交流，彼此以為相知了，然而在這個熙熙攘攘的時空，一年頂多見一兩回面，這樣的交誼真可謂其淡如水了。能讀到他的書，猶如晤面，娓娓談來，平實如其人；比當面聆教所能涉及的反而更廣更深。我想，不認識他的人，如果不是心浮氣躁或偏愛花里胡哨的文風，也會把卷欣然的。所謂促銷，也就是做廣告吧。在市場經(jīng)濟條件下，廣告怎么做不得？只要不是欺詐就行。書評本來分為各個層次，有學理性的評論，有即時性的新書評介，還有簡介、簡訊，就更像軟廣告了；書序也當作如是觀。 廣告的本義是向消費者介紹產(chǎn)品。以這本書為例，作者老杜的后記就是產(chǎn)品說明，其實是可以置于卷首的；編者當然也要讀書稿，似乎是最初的讀者了，但編者參與“產(chǎn)品”的制作和包裝，第一身份屬于生產(chǎn)者一方；因此，我作為書稿的第一個讀者，才是此書的第一個消費者，我的序可以說是從消費者的角度來幫助做廣告吧。 但序言這種廣告，是定向的，而非泛泛的；它不是登在書外，傳媒或大街上，而是登在書內(nèi)，這就規(guī)定了它“廣而告之”的范圍。不但不讀書不買書的人士讀不到這篇“廣告”，即使讀書也買書，但只愛讀流行、時尚、武俠、言情的讀者，走過這本書，也不會翻看。見到此書書名便放慢腳步，佇足瀏覽的，多數(shù)屬于跟此書“對路”的讀者，他們已經(jīng)不會是盲從的買家了。其實，他們也不必看我這篇羅嗦的序文，翻翻目錄就會引起閱讀的興趣。如果他們掏出自己的“帶著體溫”的錢買下這本書，有幾分是緣于我說它可讀，那末，我便與有榮焉，且深感欣慰，因為我的這份“廣告”沒有欺詐。 當然，這本書，是一位文藝學學者之作，我以為，政界商界以至工程技術(shù)界的讀者不必費神來讀；而文化人中有時還讀讀別人著作的朋友，寫作人中還偶一涉足文學理論的朋友，大學文科于功課之外還有馀裕的同學，高中以上的年輕的文學愛好者，以及社會上喜愛廣泛瀏覽的朋友們，是不妨一讀的。它應(yīng)有的讀者面說窄也不窄，但說寬也不寬；因為它畢竟不是一般消閑文字，而是學者的學術(shù)隨筆。 我是愛讀學者的專門論文以外的文章的。我從小時候就形成了一個尊敬有學問的人的情結(jié)，在上世紀四十年代我的文學啟蒙時期，廢名先生的《談新詩》，朱光潛先生的《給青年的十二封信》，給我打開了眺望詩歌和美的窗口。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我又一次經(jīng)歷了新的啟蒙，但主要不是去讀中外“元典”，而得益于當代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學者的啟示最多，其中又往往不是他們大部頭的系統(tǒng)的著作，而是散篇的或長或短的論述，有些也是學術(shù)隨筆一類，惠我良多，我至今感謝這些學者。我想，在一般讀者中，像我這樣的人應(yīng)該是不少的。 前些年，我曾經(jīng)在一篇小文里，呼吁學者們多寫些學術(shù)隨筆，我說，他們只要拿出些學術(shù)研究的“邊角余料”就行了?，F(xiàn)在看來，這樣的說法不夠全面，以此勸說學者們把心態(tài)放松則可，卻不符合大多數(shù)學術(shù)隨筆的實際。不必說從知堂、林語堂到金克木、張中行的隨筆，包含大量的學術(shù)信息以至學術(shù)新見，絕非所謂“邊角余料”可比；有些學者正是以“大手筆”寫“小文章”，不是文章的價值小，而是篇幅不大，當然也有人寫萬兒八千字的“隨筆”，但多數(shù)言之有物的學術(shù)隨筆，仍然不失“隨筆”這種體裁簡練有趣的本色，因此格外得到一般讀者的青睞。這個“大手筆寫小文章”，人們曾用以稱某些專家學者寫的“科普”一類作品，即以青少年和“圈外”一般讀者為對象，普及自己當行的專業(yè)知識，不僅要精短，還得平易親切。這方面，好像自然科學的學者做得多些。我們一談“科普”，往往指的也只是自然科學和工程技術(shù)，而忘記了社會科學、人文科學，同樣需要有普及性的讀物，這方面的作品就更少了。寫到這里，我忽然想，老杜這本書，其中若干篇章，能不能就算是文藝學的普及讀物呢？ 我最近讀到一本建筑學家張欽楠教授寫的《讀史札記》（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3年10月版），是他在古稀之年，擺脫了建筑專業(yè)的事務(wù)之后，潛心讀史的札記，內(nèi)容依次有關(guān)美、法、俄、中四國的革命史，一些國家的“改良”史，歐洲中世紀封建主義歷史與“黑暗時期”，中國的“封建主義”和“反封建”，最后是對資本主義的再認識，對社會主義的再認識；我像讀一些好隨筆那樣一氣讀完，受益不少。我以為這是一本由非（歷史研究）專業(yè)人士寫的普及歷史常識的書，由于采取了隨筆寫法，能使讀者的一次閱讀達到褚鈺泉先生主編過的一本書評期刊標榜的讀書境界：“悅讀”。當然，我體驗的“悅讀”之“悅”，不是簡單的“喜悅”“愉悅”，也不必是輕松愉快，而是“豁然開朗”的意思，豁然以后或許倒會感到沉重也說不定，但比起胡涂到底，畢竟要好些吧。許多學者都不是專業(yè)和論文規(guī)范所能束縛住的，他們于專業(yè)之余，于論文之外，依然不廢寫作，當然不限于學術(shù)隨筆，還有散文，詩詞，現(xiàn)代詩，都有他們馳騁的蹤跡。學者也罷，作家、詩人也罷，要不斷擴大寫作和閱讀的自由空間，不僅是職業(yè)習慣的要求，更可以說是由一切思想者、知識者的天性所決定的，在這一點上，愿與書瀛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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