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雅可夫斯基（二十世紀文學泰斗）

第1章　青春年少　卓立獨行
　——青少年時期（1893-1912）
　1 “我——是格魯吉亞人”
　2 1905年革命的洗禮
　3 “康斯坦丁同志”
　4 三次入獄
　5 “耳光”的誕生
第2章 初登詩壇 立異標新
　——未來派時期（1912-1917）
　1 俄國立體未來派
　2 “黃色短外衣”與“未來主義快車”
　3 “有時，我特別地喜歡我自己的姓名”——關于早期的抒情詩、諷刺詩、詩劇
　4 《穿褲子的云》及其他——關于早期的四首長詩
　5 談談早期詩歌的藝術特色
　6 關于詞語、格式、韻律方面
　7 莉麗亞，愛我吧
第3章 歷經(jīng)磨煉 詩風漸變
　——轉型時期（1917-1924）
　1 十月革命——“這是我的革命”——兼談《向左進行曲》《宗教滑稽劇》的創(chuàng)作
　2 一場有意義的爭論，一首有爭議的長詩
　3 “羅斯塔諷刺之窗”的日日夜夜
　4 “在政治方面；我敢擔保這是完全正確的”——諷剌詩《開會迷》及其他
　5 詩人在轉型中前進
第4章 繪時代風彩 抒革命情懷
　……
第5章 擔當生前事 何計身后評
第6章 馬雅可夫斯基與中國
主要參考書目
后記








   

【媒體評論】









　　　馬雅可夫斯基一直在詩歌與政治之間穿梭奔走。他一方面以一個未來主義者的熱情和速度，宣傳和鼓動革命，保衛(wèi)處于敵意的包圍之中的新生政權；為此，他表現(xiàn)出了天才的創(chuàng)造力，但也在相當程度上損害了他的詩歌。然而，在另一方面，他又以他的戰(zhàn)斗性詩篇，包括短文和戲劇，批判和否定新政權對革命理想的遮蔽、歪曲、棄置和背叛。在他寫作長詩《好》之后，還曾有過寫一部名為《壞》的長詩的打算。對于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他并沒有同政府的立場保持一致，如槍殺沙皇一家，就是持異議的。在《皇帝》一詩中，他寫下這樣的詩句：“我們逆轉了歷史的腳步／永久地送別了過去／共產(chǎn)黨員和人／不能是殘酷的人。”他不能容忍讓革命扼殺人性，窒息生機；無論在生活還是在藝術之中，他始終叮住“活人”。革命到底是拯救了我們還是毀滅了我們？馬雅可夫斯基警覺地發(fā)現(xiàn)，官僚主義的異形正在包圍并且已經(jīng)開始吞噬革命的孩子。他痛恨官僚主義，為此寫下大量的諷刺詩：《開會迷》、《貪污犯》、《漏洞》、《官僚制造廠》、《不要紀念》、《官老爺》、《關于官僚主義和工人通訊員之歌》、《他們中的第幾個》、《信仰的改變》、《黨的候選人》、《拍馬家》、《初學拍馬的人應用的一般指南》，等等。他抓住官僚主義的整個鏈條，不放過其中的每個環(huán)節(jié)，從制度到人，從官員到靠官員為生的“馬屁精”。他寫道：“群群官僚／天天照樣，磨鈍了／沙皇雙頭鷹的／冷光。”革命過后，又恢復了從前專制而恐怖的日子。機關的存在，并不是為了我們，而是我們?yōu)榱藱C關。在詩人看來，任何一個機關都是“官僚制造廠”。而且，這樣的工廠遍布地方和中央，不是個別人，而是“一群”；不是個別的現(xiàn)象，而是一個系統(tǒng)，“永遠賦予了統(tǒng)治和當王的權利”。我們的詩人在建造偶像的時候，馬雅可夫斯基同時在毀壞偶像的根基；我們的詩人在采摘鮮花的時候，馬雅可夫斯基同時在播種荊棘；我們的詩人在革命的掩護下打擊階級敵人的時候，馬雅可夫斯基繼而在革命內(nèi)部尋找目標并給予打擊，直到打擊自己。贊頌革命并不曾麻痹馬雅可夫斯基的神經(jīng)，革命于他是一種理想的力量。在他那里，革命是沒有終點的，有終點的革命不是革命。真正的革命是革命性，是革命的內(nèi)核；也就是說，革命隱藏在革命本身，因此，批判精神的堅持可能最終導致否定革命。茨維塔耶娃曾經(jīng)這樣寫道：“沒有一個舉足輕重的俄羅斯現(xiàn)代詩人不在革命后發(fā)抖并喊出——‘不’的。革命的題材——是時代的訂貨。歌頌革命的題材——是黨的訂貨。”她是堅持把“時代的訂貨”和“黨的訂貨”分開的。這位天賦極高的女詩人極為贊賞馬雅可夫斯基，就因為馬雅可夫斯基接受的是“時代的訂貨”。她說：“全部的蘇聯(lián)詩歌——都將賭注押在未來。只有一個馬雅可夫斯基，這個自我良心的苦行僧，這個當今政治的受虐者，愛上了現(xiàn)今的時日：即在自身戰(zhàn)勝了詩人?！皬谋举|(zhì)上說，馬雅可夫斯基不是頌歌詩人，而是革命詩人。歌頌革命的詩人是不同于革命詩人的。我們的成打成打的“革命詩人”，其實是不打折扣的頌歌詩人。　　
　　所有天才的詩人都愛走極端。
　　在軍營一樣的大集體里行使個人自由的權利，是一種冒險的行為。所以說，馬雅可夫斯基在頌歌的年代，“像松鼠似地兜圈子”，一遍又一遍回到屬于個人的瑣細的主題上，同樣帶有革命性質(zhì)。他寫詩歌唱自己，歌唱愛情，歌唱神秘的事物以致于死亡。這樣的主題，對于一個極權主義國度的詩人來說是一個考驗；事實上，馬雅可夫斯基一生都在與“克制自己，壓抑自己的歌”作艱苦的斗爭。在社會不只一次地猛烈抨擊“抒情詩人”的時候，他做了抒情詩人。長詩《關于這個》發(fā)表后，即以它的私隱性和抒情性遭到圍攻，被稱為“腐化”。然而，詩人終竟沒有屈服于官方或公眾的壓力，直到吞下最后一顆子彈為止。
　　帕斯捷爾納克盛贊馬雅可夫斯基的天才，說天才對于他的所有行為舉止——當然包括詩歌－－都帶有決定意義，而他在體現(xiàn)天才方面也是全力以赴，“決沒有任何顧惜和保留”。所謂天才，其實代表了一種能力，可以把個人性發(fā)揮到極致。馬雅可夫斯基是走極端的，所有天才的詩人都愛走極端。他不容許自己按照他者的標準約束自己，修整自己，所以在他的詩中，不但保留了極端的尖銳性，而且保留了許多糾纏不清、互相矛盾的、不和諧的東西：革命與藝術，喧囂與孤獨，堅強的意志與神經(jīng)過敏，狂熱與憂郁，幽默與痛苦……我們看到，這一切在他那里，通通被壓進了個性的坩堝里。未來主義者充分認識到斷片組接、反差和不協(xié)調(diào)的材料的相互作用，對于現(xiàn)代生活速度和多樣性的直接表達的有效性，因此，這些藝術的激進分子致力于新奇語言的創(chuàng)造。作為運動的倡導者，馬雅可夫斯基當然拒絕使用”知識界軟弱無力的次級語言“，”閹割過的名詞“，努力鍛煉口語，使之成為”自由語“，而把詩的節(jié)奏也建筑在口語的音調(diào)上面，以求保持生活的原生態(tài)。
　　而在賀敬之這里，恰恰看不到偶然性、即時性、復雜性，看不到日常生活，看不到個人乃致群體的生存性。他的詩是大塊大塊構造的，講究規(guī)整、對稱、平衡、和諧、合理，具有很強的設計性。為了經(jīng)營一種東方民族的華贍的風格，他大量借用古典的詩歌手法，包括用典，如“莫要／‘念天地之悠悠’吧／莫要‘獨愴然而涕下’……”又如“嚇慌了／資本主義世界的／‘古道——西風——瘦馬’／驚亂了／大西洋岸邊的／‘枯藤——老樹——昏鴉’。”《三門峽——梳妝臺》一篇更突出，在形式上也仿古歌行體。作為一個頌歌詩人，應當說，賀敬之在不少地方表現(xiàn)了他作為一個工匠的手藝；他的作品，在眾多的頌歌中間畢竟多了一點文采。但是，詩人既然要充當曼德爾施塔姆說的那類“現(xiàn)成意義的承辦商”，就不可能有更多的創(chuàng)造性，不可能擺脫文牘式的形式框架，和僵化語言的障礙。　　
　　馬雅可夫斯基的命運頗具戲劇性
　　馬雅可夫斯基和賀敬之，都是寫作“樓梯詩”的詩人，由于爬梯子的方式不同，結果也很不一樣。
　　賀敬之是一個典型的中國式的穩(wěn)健的攀爬者。他的頌詩，在六七十年代影響很大，就連“文革”時期文藝宣傳隊的幕間演出的朗誦詞，也都是他的詩作的襲用或仿寫。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后，雖然崛起的一代不復光顧他的詩歌，而眾多的當代文學史教科書仍然把他作為主流詩歌的代表加以論列。
　　馬雅可夫斯基的命運則頗具戲劇性。他與革命有一種不解之緣，或者可以說天性如此，他要比別人在革命中陷入更深。然而，列寧一開始就厭惡他，說出版他的詩集是一件可恥的事，雖然也曾對他的《開會迷》公開表示贊賞，但也只是就政治意識“正確”這一方面說的。革命勝利后十年間，他一直是一個有爭議的詩人；尤其是他的諷刺詩，被純無產(chǎn)階級文學家們攻擊為對蘇維埃國家的損害。加入“拉普”(蘇聯(lián)的激進文學流派——編者注)以后，拉普的領導仍然把他視為“同路人”；后來長期擔任蘇聯(lián)作協(xié)領導工作的法捷耶夫在他死后致信斯大林說：“馬雅可夫斯基的一生和全部傷口過去是，并永遠是應當如何改造而改造又如何困難的例子。”在他生前，部分作品被禁止出版和演出；出國受阻，并且遭到安全部門的監(jiān)視；朗誦詩和做報告不被允許，印好的《我愛》清樣全部被警察局沒收。死后，他的作品所受的待遇并沒有得到改變。為此，他的女友上書斯大林。斯大林出于政治方面的考慮，作了肯定性的批復：“馬雅可夫斯基過去是、現(xiàn)在仍然是我們蘇維埃時代最優(yōu)秀、最有才華的詩人?！笔聦嵣希R雅可夫斯基生前即遭到斯大林的壓制。詩人曾多次向中央委員會和斯大林本人提出過入黨申請，還揚言說他的多卷作品集就是黨員證書?？墒牵恼埱笾了罌]有得到批準。斯大林對他說：“不吸收你入黨是因為你太驕傲，你只能做一個非黨布爾什維克。”詩人一死，情況大不一樣。由于斯大林慷慨頒發(fā)了“通行證”，蘇聯(lián)從此對他大事紀念，作品被大量印行。高爾基拿馬雅可夫斯基同惠特曼做過比較，早就判斷說：“馬雅可夫斯基更具有悲劇性”。針對他的作品因斯大林的批示而得以盛行的狀況，帕斯捷爾納克說：“這是他的第二次死亡，雖然這一次的責任不在他身上?！瘪R雅可夫斯基就是這樣一個人。對于他，G·M·海德有一個很悲觀的結論，說是：“世界上被人引用最多、理解最少的作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