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科學方法論

　　片斷：不過——我們不愿自欺欺人——遺憾的是，上文最后一句話在目前比初看起來實際上具有更多的含義。首先，如已經(jīng)指出的那樣，無偏見地與政治上的敵對者同處在一個中立的場所——無論是社交的還是思想上的——，這種可能性根據(jù)經(jīng)驗令人遺憾地，尤其是在德國的狀況下，到處都有心理障礙。這種因素本來作為黨派狂熱的局限性和不發(fā)達的政治文化的標志，應予以無條件的反對。但對于像我們的這樣一份雜志來說，這種因素將會得到根本性的強化，因為在社會科學領域，討論科學問題的動因根據(jù)經(jīng)驗常常是由實際“問題”提供的，以致單是承認一個科學問題的存在，就與活生生的人的特殊希求發(fā)生了個人關聯(lián)。對于一份在對某個具體問題的普遍興趣影響下創(chuàng)辦的雜志來說，常常會有一些人作為作者同處在它的欄目中；這些人之所以對該問題發(fā)生個人興趣，乃是因為某些具體的情況在他們看來與他們所信奉的理想價值水火不容，會危及那些價值。在這種情況下，類似理想的親和性將使這個作者圈子產(chǎn)生凝聚力，并且擴充新人，而這至少在討論實際社會政策問題時又會賦予雜志某種“特性”，這種特性是極其敏感的人們的任何合作都會產(chǎn)生的伴隨現(xiàn)象；這些人對問題的評價性表態(tài)即在純理論的工作中也并不總是完全克制的，并在對實際建議和措施的批判中也——在上述前提條件下——完全合法地得到了表述?！段膸臁肥窃冢▊鹘y(tǒng)意義上的）“勞動問題”的某些實際方面出現(xiàn)在社會科學討論的前沿時創(chuàng)辦的。那些認為《文庫》要探討的問題與最高的、起決定作用的價值觀念密切相關，因而成為它的最穩(wěn)定的作者的人，恰恰因此又成為一種受到那些價值觀念相同的或者類似的影響的文化觀的代表。眾所周知，雖然雜志通過明確地局限于“科學的”討論、明確地邀請“所有政治陣營的成員”而堅決地拒斥了遵循一種“傾向”的思想，但盡管如此，它肯定還有上述意義上的“特性”。這種特性是由其穩(wěn)定的作者圈子造成的。一般來說，無論這些作者的觀點如何不同，他們都把保護勞動群眾的身體健康以及盡可能增加勞動群眾對我們文化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分享作為目標，但把國家對物質利益領域的干預與現(xiàn)存政治秩序和法律秩序的自由發(fā)展相結合作為手段。他們——無論他們對更為遙遠的未來的社會秩序構造持什么樣的觀點——之所以就當代而言肯定資本主義的發(fā)展，并不是因為在他們看來，它與更早的社會組織形式相比是更好的形式，而是因為它在實踐上是不可避免的；從根本上反對它，并不是促進而是阻礙工人階級在文化上的提高。在德國現(xiàn)今的條件——這里無須對它作出更進一步的說明——下，這在過去和現(xiàn)在都是不可避免的。的確，這種狀況事實上成功地直接促進了對科學討論的全面參與，對雜志來說寧可說是力量的一個要素，甚至——在既定的條件下——也許是其得以存在的理由之一。毫無疑問，如果對作者的選擇成為一種有計劃的單方面選擇的話，那么，這種意義上的“特性”的發(fā)展對于一份科學雜志來說就可能并且實際上必然意味著對其科學工作的不偏不倚性構成威脅：在這樣的情況下，對那種“特性”的平抑實際上就無非意味著一種“傾向”的存在。編者們完全意識到了這種情況賦予他們的責任。他們既不打算有計劃地改變《文庫》的特性，也不打算通過有意識地把作者圈子限制在持某種黨派意見的學者身上來人為地保護這種特性。他們把這種特性作為既定的東西接受下來，觀望著它的進一步“發(fā)展”。它將來采取什么樣的形式，也許會由于我們的作者圈子的必然擴大而有所改變，這首先取決于那些懷著為科學工作效力的意愿進入作者圈，并在雜志的欄目中成為或者保持為經(jīng)常作者的人物的特點。這種情況必將隨著問題的拓寬而進一步發(fā)展，而促進這種拓寬則是我們雜志為自己設定的目標。通過這種說明，我們就接觸到了我們的工作領域的實際界定這個迄今尚未討論的問題。但如果不在這里同時討論一般社會科學認識的目標的本性這一問題，就無法對上述問題作出回答。我們迄今由于區(qū)分了“價值判斷”和“經(jīng)驗知識”，從而也就假定了在社會科學領域事實上存在著一種絕對有效的認識，即對經(jīng)驗現(xiàn)實的思維整理。就我們必須討論在我們的領域里我們所追求的真理的客觀“有效性”能夠意味著什么來說，這一假定如今已成為問題。只要認識到圍繞著方法、“基本概念”、預設的沖突，“觀點”的不斷變更和所運用的“概念”的不斷重新規(guī)定，只要認識到理論的考察形式和歷史的考察形式還始終被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隔開，如絕望的維也納考生在他那個時代悲傷地抱怨的那樣，存在著“兩種國民經(jīng)濟學”，那就沒有人能夠否認問題自身是存在的，而不是在這里苦思冥想杜撰出來的。在此，什么是客觀性？以下的闡述只打算討論這個問題。后記：后記90年代初，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根據(jù)英譯本翻譯出版了馬克斯·韋伯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時至今日，我們仍感到此書內容的生命力和市場需求。但是，馬克斯·韋伯是德國一流的社會學家，從英文版本翻譯此書，似有隔膜之感。所以，我們決定根據(jù)德文原著，直接翻譯出版《科學學論文集》中的部分篇章。在這次翻譯中，我們閱讀了韋伯的原著《科學學論文集》，同時參考了英譯本《社會科學方法論》的選目。在翻譯時，我們也發(fā)現(xiàn)英文譯本和德文原著已有很大差距。韋伯的原文比較晦澀拗口，為忠實于原著，我們基本保留德文原著的風格，以及作者的語言習慣。我們希望讀者在閱讀這本書的過程中，能確切地感受到韋伯的思想實質和精神風貌。譯者1998年12月

　　馬克斯·韋伯（MaXWeber），（1864—1920），德國著名的社會學家、哲學家和歷史學家，被公認為西方現(xiàn)代社會學的奠基人之一，20世紀偉大的社會學大師。馬克斯·韋伯早年在海德堡大學和柏林大學攻讀法律，獲博士學位，后進入弗萊堡大學、海德堡大學、慕尼黑大學任教。韋伯一生著述頗豐，主要有《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經(jīng)濟與社會》、《政治論文集》、《科學論文集》、《宗教社會學論文集》、《社會學和社會政策論文集》等。韋伯的知識范圍非常廣泛，學術研究的視野也極為寬闊，從經(jīng)濟、政治、法律、宗教、音樂等社會生活領域到社會科學方法論都有非常重要的成果，他也因此成為享譽世界的著名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