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頓是個與眾不同的人物。盡管他的許多傳記作家都把他描寫成這樣一個人:在一意追求自己認為正確的東西時表現得虛榮、固執(zhí)而又自私,然而這些傳記作家也一致同意:他也能夠做到豁達大度。西頓曾多面樹敵,然而即便是他的敵人,也不得不承認他作為一名環(huán)境保護學家、社會活動家和作家的重要性。他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在社會正義問題上,他比他的大多數同時代人進步得多。例如,他曾經極為擔憂一些傳教士的善意之舉和安置印第安人的孩子在寄宿學校里上學的做法會摧毀印第安人的文化和自尊。西頓在一個世紀以前就表現出了這種關切,后來的事實恰巧證明了他的遠見卓識。西頓崇尚印第安人的管理制度和社會組織,這就促使他成立了一個組織,名叫“印第安人森林知識學習小組”,主要為下層社會服務,它起初是專門為男孩子設立的,西頓很快加以擴大,也吸收女孩子。值得注意的是,這個組織并不提倡成員間的競爭,雖然他們期望每個孩子都各自努力,充分發(fā)揮自己的專長。學員自己設計自己的服裝,工作起來也量力而行。西頓甚至還寫了一本名叫《印第安人森林知識草案》的書,概述了他的組織規(guī)則。他的組織在美國收到了馬到成功的效果,而試圖引入英國時,成效卻不那么顯著。在讓孩子們模仿印第安人這種事情上,英國人沒有美國人那么熱心。西頓與貝登堡勛爵協同合作,因為當時貝登堡已經建立了一個組織訓練童年軍。貝登堡采納了西頓的大多數觀點和游戲方法,但同時引進了競爭機制、準軍事機構和服裝以及軍事術語。兩個人斗爭了好多年,最后不幸的是,貝登堡的小小的童子軍戰(zhàn)勝了西頓的具有社會意識的印第安森林知識學習小組。然而,人們將西頓銘記在心,主要并不是由于他在社會工程方面的成就,而是因為他作為一個博物學家所做的工作和那些描寫野生動物的動人的故事。可是,既使是在這兩方面,他對生態(tài)學的關系也總是非常突出,他的動物故事也總是在道德動機的激發(fā)之下寫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