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大師：一種謊言的真誠說法（外國卷）

　　大師的存在，遮蔽著他人與群體，同時也遮蔽著歷史。他們是以人類代言人的身份存在的。蕓蕓眾生死去，只有他們永生。思想的不朽與偉大愈發(fā)令人深刻地感受到個體生命的短暫與渺小。人們確立了大師的話語權(quán)的同時，也喪失了自我的話語權(quán)。當人們試圖透過對大師的解讀逼近原始的歷史，更發(fā)現(xiàn)歷史已經(jīng)被他們壟斷。大師是山峰也是鴻溝。何謂大師？每代人都必須回答這個問題，每代人都在調(diào)整著大師的標準與數(shù)量，每代人都在盡力維持著屬于自己的大師。神靈不會永生，惟有世人對神靈的膜拜永遠不死。牛頓說他成功是因為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圣賢的存在確乎是人類進步的階梯，但放眼望去，黑壓壓的一片大師畢竟令人眼暈。一代又一代的大師，以他們強力的思想和語言為后來者精心構(gòu)造了一個個既定的牢籠，誘使人們成為他的囚徒。大師是以人類代言人的身份存在的，而我們則成了聽命于教主的虔誠的教徒?！冬F(xiàn)代漢語詞典》對“大師”的釋義是“在學問或藝術(shù)上有很深的造詣，為大家所尊崇的人”，簡言之，成為大師，有兩項條件：有造詣、被尊崇。于是，大師的存在，便決不僅僅是一種個體的存在，而是具有社會學意義的存在。他們的存在，遮蔽著他人與群體，同時也遮蔽著歷史。思想的不朽與偉大愈發(fā)令人深切地感受到個體生命的短暫與渺小。我們窮極一生，倘能沿著大師的腳跡，匆匆領(lǐng)略過他們精神的風景，就已經(jīng)不易了。當我們站立在國家圖書館望不到首尾的書柜旁，我們會感到一種閱讀的恐懼，讀書越多，恐懼便越深，因為我們發(fā)現(xiàn)所有的思想都被表達過，所有的情感都被傾訴過了。當文學家面對曹雪芹和托爾斯泰，當哲學家面對莊子和尼采，當經(jīng)濟學家面對馬克思和薩繆爾森，他們都可能染上一種疑難雜癥——失語。像孔子說的：“予欲無言?！蔽覀冊诖_立了大師的話語權(quán)的同時，喪失了自我的話語權(quán)。大師的存在足以令后人亂了方寸，就像婆婆怒目之下的小媳婦，不知什么該說，什么不該說?！八械男乱姸疾贿^是未被揭露的重復，所有的正確都不過是未經(jīng)覺悟的謬誤。我們已經(jīng)失去了偏執(zhí)一端向這個世界挑戰(zhàn)的信心和勇氣，我們預先就看到了那種挑戰(zhàn)的徒勞與可笑”（李書磊語），因為大師是山峰，所以大師是鴻溝。朋友說：“紀念碑令我望而生畏?！边@確是悖論。大師活水般的思想成為經(jīng)典，其經(jīng)典又在時間中風干成僵死的教條。對經(jīng)典的閱讀，永遠都不可能是平等的交流。在閱讀開始之前，閱讀者便帶有了明顯的期待心理和意向性，而這種不平等又往往導致對思想的誤讀或者原意的遮蔽。然而，我們卻大多是這樣過來的，在自以為是的閱讀中不知不覺地完成了對大師的改寫。與其說是對真理的向往，不如說是對權(quán)威的崇拜：大師的名字成為符號，它使我們皈依了傳統(tǒng)的拜物教。也許，反讀是抵抗投降的好方法。在我的印象中，是友人李書磊最早提出“反讀”這個概念。若倒退二三十年，“反讀”只能是一種天真的假設：在很長時期內(nèi)，人們只能在規(guī)定的情境下按照統(tǒng)一的理念解讀大師，閱讀這種純粹的精神活動，于是成為自由體操里面的“規(guī)定動作”，我們以為這樣可以離大師越來越近，結(jié)果卻恰恰相反：幸好今天的人們生存在思想開放、價值多元的歷史時空里，今昔觀念的差別，剛好可以使我們利用敘述立場和閱讀立場的沖突，擺脫大師的“催眠”，使自我獲得解救?！按虻挂磺小惫倘贿^激，但“懷疑一切”卻大有必要。如前所說，大師的敘述記錄了人類的靈魂史，經(jīng)典則是大師們的精神遺囑，然而，對大師與經(jīng)典的閱讀效果，除了取決于原作的品質(zhì)外，更取決于讀者的品質(zhì)。換句話說，大師思想的流動畢竟是相對的，而時代與讀者的流動卻是絕對的，以絕對看相對，我們感覺不出自身在變，反會覺得大師在“變”，他們在世人心目中所處的位置，除了與其本身的“含金量”有關(guān)外，更與閱讀者的精神狀況有關(guān)，即：所謂大師，實際上是經(jīng)過了闡釋的大師——這涉及到接受美學的范疇，于是，我們便不難理解，被某一代人奉為圭臬，頂禮膜拜的，到了另一個時代，很可能一錢不值，顯得尷尬而可笑。這樣講可能極端了一些，但至少，大師的“季節(jié)性”變化卻在所難免。比如高爾基、索爾仁尼琴、張愛玲等這些人物，二十年前的人們與今天人們的看法就絕不相同。因而我們說，大師是一種“客觀存在”，同時也是一種“主觀存在”。而后人超越了時代的困囿反觀大師時，大師也已不再是個體化的大師，而是雜糅了復雜的歷史信息的文化存在，在時間中經(jīng)歷著升值／貶值的自然過程。于是便有了“重讀大師”這個理念。“重讀大師”不僅僅是一種“動態(tài)”，更是一種“常態(tài)”——這樣的“重讀”，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因而就不會是一次性的，而應是時時發(fā)生的。我們在重讀中領(lǐng)悟了歷史的述說，在傳統(tǒng)中尋找了“對應的力量與智慧”，在這種頗富“時間差”效果的重讀中，后人不僅“打撈”和發(fā)現(xiàn)了已逝的英靈，更能發(fā)現(xiàn)自我，體會對既往的生命擁有裁判權(quán)的那份愉悅，體會到“現(xiàn)代人對歷史的勝利”。重讀大師，完全可以衡量出一個時代的思想水準與社會開放度，衡量出文化發(fā)展的平均值。于是也便有了《重讀大師：中國卷-激情的歸途》和《重讀大師——外國卷-一種謊言的真誠說法》這兩本書（人民文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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