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方言詞語考釋

　　序 劉又辛讀了蔣宗福教授的《四川方言詞語考釋》書稿，頗為感奮。愿在此書出版之際寫出點想法，當做序言。首先，我覺得這部著作的出版，可以代表華語詞匯研究的深入和傾向。從近百年來中國語言學發(fā)展的歷史來看，新的中國語言學是在傳統(tǒng)語言學基礎上，吸取國外語言學的新理論新方法逐漸發(fā)展而形成的。從當前的，晴況來看， 中國新語言學的幾個方面，發(fā)展的步子很不一致，音韻學的步子快一些，其次是語法學，詞匯學最落後。在詞匯研究中，方言詞匯的研究更為落後。漢代揚雄的《方言》，是中國第一部記錄當時各地方言詞匯的詞書。從這部書的體例、框架和研究方法來看，不但在中國語言學史上有特殊的價值，而且從世界語言學的歷史看，也沒有前例。但是這個傳統(tǒng)，并沒有完整地繼承下來。明清以來的小學家，有些記錄方言詞匯的著作，當然功不可沒？二十世紀音韻學家用歐洲語言學方法調(diào)查各地方言，重在音韻，詞匯調(diào)查只能充當音韻比較的依托。直到六十年代初步的全國方言普查工作告一段落後，才又根據(jù)一個簡單的方言詞匯調(diào)查提綱粗略地作了一些彌補性的調(diào)查?，F(xiàn)在雖然將這些材料編印成書，但是從漢語詞匯史的角度看，這方面的工作還剛剛開始。不但各地方言詞匯的調(diào)查有待深入，方言詞匯的考釋研討工作也要跟上去。講到詞語考釋，傳統(tǒng)語言學最常用的方法是用歷代典籍中的用例加以比較分析，用以考證一個個詞語的源流變化。但是，考證詞語只靠典籍中的書證是速遠不夠的，因為典籍中的用例只是歷代口語詞匯使用總量的一小部分。一個詞語在產(chǎn)生以後，便在當時及後代的人群中使用，用例不可勝數(shù)，只是偶然被人在書面語言中使用，有些典籍僥幸保留下來，才可能成為考證者的書證。至於大量的例證，只能在方言詞匯的海洋中去發(fā)掘。我們試拿古代的詞匯類典籍如《爾雅》、《廣雅》、《方言》、《說文解字》來考查，每部書都有許多來歷不明需要考釋的字、詞。清代小學家花了很大功夫考證這些詞語，仍然不能做到一一落實。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沒有充分運用方言中的活材料。考證漢語詞語充分使用方言材料，有特別重要的意義。中華民族是歷史悠久、文化傳統(tǒng)從未中斷過的民族。華語（漢語）是中華民族使用的語言，是中華文化的載體，又是中華文化的一部分。四五千年來，許多來源悠久的詞語，有的在通語（上古的雅言，《方言》中的“通語”，近古近代的“官話”）中消失了，但在一些方言中還保留著。所謂“禮失而求諸野”，一切有民族特色的風俗、習慣、禮儀和語言，都是社會文化的組成部分，都包括在“禮”這個范疇中。從人類社會學的觀點看來，一個歷史悠久的民族，她的“禮”往往是很有生命力的。一種風俗，一種語言中的詞語，可能在原發(fā)地已經(jīng)消失了，變了，但隨著民族的遷移，往往在一些邊遠地區(qū)還保留著。這是一個普遍規(guī)律，現(xiàn)在研究漢語詞匯史的朋友，已經(jīng)認識到這一點，這類論著也逐漸多起來，這是一個好現(xiàn)象。但是，方言中的詞語，要經(jīng)過認真的考釋，才能知其所以然。因為，很多詞語，字形、讀音、詞義，有時很難同古籍或通語中的記載掛鉤。因為方言中保存的古語，也在變化。因此，考釋是很不容易做的一套學問。六年前，我在《重慶方言詞解·序》中曾說過這個意思。當時曾曉渝幾位學友編那部書時，我曾建議把一些詞語考證清楚，書名就叫“重慶方言詞語考釋”。我說，如果能考證出三五百條，就很不錯了，後來因為急於出版，只得改了書名，用個“解”宇，意思模糊些，躲過了考釋這個難關?，F(xiàn)在蔣宗福教授的這部書就要出版了，我之所以感到高興，正由於上述種種原因。

暫缺《四川方言詞語考釋》作者簡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