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史大綱：修訂本

　　本書為一本簡明的史學史著作。在講座的基礎上寫成，作者從學科史的角度，以點帶面、提綱挈領地勾勒了中國史學的發(fā)生、發(fā)展、特征和存在的問題，并從中西史學的比照中見出中國史學乃至中國思想和學術的精神與大義。本書為錢穆先生傳世經(jīng)典，寫于抗戰(zhàn)時期。以大學教科書體例寫成，與現(xiàn)今流行的任何一本中國通史觀點都有絕大的不同，也正是錢穆先生的偉大之處，讀了之后有豁然開朗之感，讓讀者明白何為歷史真相。具體內容不多述，現(xiàn)只引作者在書前的警示語，可見作者之治史精神（括弧中內容為作者自注）：凡讀本書請先具下列諸信念：一、當信任何一國之國民，尤其是自稱知識在水平線以上之國民，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應該略有所知。（否則最多只算一有知識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識的國民。）二、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否則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國史，不得云對本國史有知識。）三、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者，至少不會對其本國歷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即視本國已往歷史為無一點有價值，亦無一處足以使彼滿意。）亦至少不會感到現(xiàn)在我們是站在已往歷史最高之頂點，（此乃一種淺薄狂妄的進化觀。）而將我們當身種種罪惡與弱點，一切諉卸于古人。（此乃一種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譴。）四、當信每一國家必待其國民具備上列諸條件者比較漸多，其國家乃再有向前發(fā)展之希望。（否則其所改進，等于一個被征服國或次殖民地之改進，對其自身國家不發(fā)生關系。換言之，此種改進，無異是一種變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縮與消滅，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轉變與發(fā)黃。）錢穆，字賓四，江蘇無錫人，一八九五年生，一九九○年八月逝世。歷任燕京、北大、清華、西南聯(lián)大、華西、江南各大學教授，創(chuàng)辦香港新亞書院。著有《國學概論》、《先秦諸子系年》、《中國文化史導論》、《國史大綱》、《論語新解》、《莊子纂箋》、《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晚學盲言》、《師友雜憶》等約六十種書。國史大綱·書成自記民國二十二年秋，余始于國立北京大學任“中國通史”講席。是課每周四小時，一年而畢。自念講通史，非委悉周備之難，而簡要明當之尤難也。若求委悉周備，則二十五史、十通以及充棟塞屋者，其書具在，學者昕夕從事焉，斯委悉周備矣，然非一周四小時、一年之功所能赴也。欲求簡要明當，則于繁重之國史，先必有所取舍。又必先有一系統(tǒng)之觀點，以為其取舍之標準。必先立一“體”，乃能有所取裁。凡所裁之寬狹長短，一視與其“體”之相副相稱以為度。然而言何容易？此固古人所謂專門名家之業(yè)也。否則左右采獲，牽引拼湊，可以至于無窮。于其牽引拼湊之中，而調和斟酌焉，以求其分量篇幅之略相當，此僅似于一種狹義之類書，非史業(yè)也。大抵余于此課，以兩小時為一講，以一講畢一題，一年凡四十余講。共畢四十余題。欲求于此四十余題中，敘述我先民國史大體，約略明備，則每講之標題，為尤所盡心焉。教授通史，最為不易。舍錢先生這樣的博學碩儒，誰能當此重任。越一年，二十二年秋至二十三年夏。學者苦于聽受，群要余為講義。余曰：通史大業(yè)，殊不敢輕率為之。無已，姑轉不如其讀西書之怡悅相熟。其于文義真際，已難領，至于史籍中人名、地名、官名、典章制度、文物故實，種種茫然，更屬所苦。乃擬就讀本中擇其凡為史籍專名及義有旁及者，一一加以注釋。然注釋之事多涉考訂，又求與學者領之學力相應，其事乃大不易。課繁力絀，卒未有成。如是則已四越年矣。二十二年秋至二十六年夏。二十六年秋，蘆溝橋倭難猝發(fā)，學校南遷，余藏平日講通史筆記底稿數(shù)冊于衣箱內，挾以俱行。取道香港，轉長沙，至南岳。又隨校遷滇，路出廣西，借道越南，至昆明。文學院暫設蒙自，至是輾轉流徙，稍得停蹤，則二十七年之四月也。自念萬里逃生，無所靖獻，復為諸生講國史，倍增感慨。學校于播遷流離之余，圖書無多，諸生聽余講述，頗有興發(fā)，而苦于課外無書可讀，僅憑口耳，為憾滋深。因復有意重續(xù)前三年之綱要，聊助課堂講述之需。是年五月間，乃自魏晉以下，絡續(xù)起稿，諸生有志者相與傳鈔。秋后，學校又遷回昆明，余以是稿未畢，滯留蒙自，冀得清閑，可以構思。而九月間空襲之警報頻來，所居與航空學校隔垣，每晨抱此稿出曠野，逾午乃返，大以為苦。乃又轉地至宜良，居城外西山巖泉下寺，續(xù)竟我業(yè)。而學校開課之期已至。昆明塵囂居隘，不得已，乃往來兩地間。每周課畢，得來山中三日，籀繹其未竟之緒。既乏參考書籍，又仆仆道涂，不能有四天以上之寧定。抗戰(zhàn)時期，學者生活何等艱辛！但是當時的學者（以西南聯(lián)大教授為代表）卻創(chuàng)造出了空前的偉大成果，其間的意義，值得我們深思！余嘗致書友人，謂：“此書難垂成，而非意所愜。何者？細針密縷，既苦書籍之未備，大刀闊斧，又恨精神之不屬。”蓋此書屬稿中之實況也。逮魏晉以下全稿粗具，還讀三年前東漢以前舊稿，又嫌體例、文氣、詳約余所講為綱要，聊備諸生筆記之一助，可也。自是每一講，必編一綱要，僅具倫脊，悉削游辭，取便總攬。然又恐諸生久習于此，則事近策括，以謂治史可以空腹也。史學首先應是史料之學。學史之人，須牢記“實事求事”四字，立論時不可有一字一句無出處。乃別選一參考材料以副之。凡與余所講綱要相牽涉者，采摘前史陳文或昔人考訂論著為參考，以便學者之自相闡證。綱要編至東漢，自嫌太簡，遂未繼續(xù)。并謂講堂大義，學者自可筆記，乃獨發(fā)參考材料。如是者一年，二十三年秋至二十四年夏。覺參考材料，雜碎零亂，無綱要以貫通之，則如散錢無串，學者得此，華離斑斕，若可喜而未必可用也。遂又改計，另編國史讀本，供學者課堂外之閱讀。并詔諸生，治通史必貴有“系統(tǒng)”，然系統(tǒng)必本諸“事實”。見仁見智，系統(tǒng)可以相異，而大本大原，事實終歸一致。不先通曉事實，驟求系統(tǒng)，如無錢而握空串，亦復失其為串之意。大學課重，即如司馬氏通鑒，學者已苦不能終卷，而中學教課，風氣所趨，亦競為條貫，不詳實事。至大學治通史，更不能反而專講一件件的事實。如是則學者所得惟系統(tǒng)、條貫，而無史實。卒之所謂系統(tǒng)、條貫者，皆空談，皆私見?？照勊揭娍梢匀f異，而歷史事實只有一真。因再約通鑒及續(xù)通鑒、明通鑒諸書。提要鉤玄，編為讀本，以補學者進治通史之預備工夫。如是者又一年，二十四年秋至二十五年夏。自秦迄明，讀本凡得百萬字。凡讀本所取裁，一以與課堂講述相副相應為主，其詳略輕重之間，視袁氏紀事本末諸書，有大相逕庭者。以謂學者于課堂外先治此書，不僅可藥高心空腹之病，并可由此啟途，進窺史籍之原本也。今日大中學校的歷史教學，弊病太多，最大問題即在“不詳實事”，錢先生此文真可做一劑良藥。又越年，又嫌學者于本國文字素養(yǎng)太淺，讀本雖簡要，然皆摘錄史籍原文，學者驟睹，如入異國，略之間，均有不類，乃重復改為。直至今年之六月，而全稿始竣，則先后亦十有三閱月矣。然此書雖草略，其所以為此書之意，則頗有當為國人告者，因別為引論一篇。辭繁不殺，讀者哀其意可也。至于引論所希，此書未必足副，讀者當分別觀之。此書一本所攜筆記，綴集而成，而筆記隨時摘錄，頗多疏忽。大率未注出處，忘記篇卷。此書因一律削之，不更標舉；偶載來歷，轉成例外。其時賢文字，近人新得，多所采獲，亦不備詳，義取一律，非敢掠美。書成倉促，相知惟湯君錫予，湯錫予，名用彤，北大教授，魏晉佛教史專家。時時讀其一、二篇，有所商討。平生撰述，每不敢輕易發(fā)布。自問以迂愚之姿，而抱孤往之見，不如久久藏之，自待其意見之定。雖不足有所淑世，亦自寬其神明之內疚。至于此書，獨有不然。若自秘藏，雖待之十年終不能定。而暴寇肆虐，空襲相隨，又時時有焚如之慮，因率爾刊布。錢先生著書態(tài)度之虔誠、嚴謹，是今人效法的榜樣。讀此書者，無論大端小節(jié)，凡此書疏漏謬誤處，若蒙貽書相告，一字之與百章，皆吾師也。敢不虛衷拜嘉，謹誠心以禱祝之。民國二十八年六月十二日錢穆記于宜良西山之巖泉下寺。

　　錢穆（1895—1990），中國現(xiàn)代歷史學家、。江蘇省無錫人。字賓四。筆名公沙、梁隱、與忘、孤云。錢穆九歲入私塾，熟習中國的傳統(tǒng)文獻典籍。十三歲入常州府中學堂學習，1912年因家貧輟學，后自學。1913-1919年任小學教員。1923年后，曾在廈門、無錫、蘇州等地任中學教員。1930年以后，歷任燕京、北京、清華、四川、齊魯、西南聯(lián)大等大學教授，也曾任無易江南大學文學院院長。1949年遷居香港，創(chuàng)辦了新亞書院，任院長，從事教學和研究工作至1964年退休為止，期間曾獲得香港大學、美國耶魯大學名譽博士稱號。1966年，錢穆移居臺灣臺北市，在“中國文化書院（今中國文化大學）”任職，為“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宮博物院”特聘研究員。1990年8月在臺北逝世。錢穆是完全靠自修苦讀而在學術界確立地位的一個學者。其治學頗受清儒章學誠“六經(jīng)皆史”思想的影響。對中國歷史尤其是對中國歷代思想家及其思想源流的研究和考辨，均自成一家之言。提出，先秦時期，儒、墨二家是后來諸子各派的發(fā)端，由此分源別派，旁通四達，互相中國古代文化的源流。他在儒學方面的研究成果也非常突出，如認為司馬遷的《史記·孔子世家》真?zhèn)位祀s，次序顛倒，后世傳說亦不可輕信，遂詳細考辨孔子的生平事跡，包括、生卒年月、父母、志學、初仕、設教、適齊、適衛(wèi)、過匡、過宋、仕魯、至陳、至蔡、及晚年居魯?shù)龋约翱鬃拥恼位顒雍椭龅?，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又如對晚清今文經(jīng)學家如謬平、康有為等認定劉歆偽造古文經(jīng)一呈，錢穆撰《劉向歆父子年譜》，以令人信服的證據(jù)否定了今文經(jīng)學家的觀點，了結了晚清道咸以來的經(jīng)學今古文爭論的公案，在北方學術界一舉成名。。此外，錢穆對宋明理學尤其是朱熹之學、對清代學術尤其是乾嘉學派等，都有很深的研究。在歷史研究中，重視中國歷史發(fā)展的特殊性和悠久的傳統(tǒng)，在通史、文化史、思想史、史學理論與方法等方面都有深入研究，聞名海內外。錢穆重視探求中華民族文化的內在精華，并給予其以高度評價，他認為“我民族國家之前途，仍將于我先民文化所貽自身內部獲其生機”。晚年的錢穆比較偏重于文化哲學的研究，并就中西文化的問題作了很多深入的思想考，在其一生的最后一篇文章《中國文化對人類未來可有的貢獻》（載于劉夢溪主編的《中國文化》1991年第4期）中，他對中國傳統(tǒng)哲學的“天人合一”思想有了新的體認，并“深信中國文化對世界人類未來求生存之即在此?！卞X穆著述頗豐，專著多達80種以上。其代表作有《先秦諸于系年》、《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國史大綱》、《中國文化史導論》、《文化學大義》、《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中國歷史精神》、《中國思想史》、《宋明理學概述》、《中國學術通義》和《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文化》等。此外還有結集出版論文集多種，如《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中國文化叢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