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也妮·葛朗臺（全譯本）

　　奧諾瑞·德·巴爾扎克是19世紀法國現實主義文學的代表作家。本小說是《高老頭》的姐妹篇，巴爾扎克稱它是《人間喜劇》中“最出色的畫卷之一”。如果說，我們在《高老頭》中所看到的是19世紀前半期法國巴黎社會的生活場景，那么，在《歐也妮·葛朗臺》中，我們所看到的將是這一時期法國外省的風俗畫面，也即王政復辟前后資本主義勢力侵入外省時的種種變遷，其核心問題，像《高老頭》一樣，仍然是資本主義社會里金錢的罪惡及其“威力”。它深刻地揭露了資產階級罪惡的發(fā)家史，形象地告訴我們，資產階級的每一個金錢充塞著“污穢和鮮血”。葛朗臺一生的特寫為我們提供了革命年代和帝國年代有重大影響的法國史一瞥。小說的情節(jié)發(fā)展是在一八一九年波旁復辟的最后幾年期間展開。葛朗臺在大革命早年曾精明地獲得了一個繁茂的葡萄園和牧場，當教會的財產被清算后由中產階級和富裕的農民全部便宜地買下時，他的妻子又給他帶來了更多的地產。他又以放高利貸的形式借出金錢增加其資本。他辛苦勞作、精心侍弄他的田地和葡萄。在巴爾扎克眼中，他是個典型的農民，葛朗臺除了拿儂——一個高大、粗野、極為強壯而對他始終言聽計從的村婦外，誰也不相信。巴爾扎克通過葛朗臺的講話方式，對其他人的小心提防、冷漠和奸詐，他的農民的鞋子和服裝以及強加于家人的修道院般的囚徒般的生活等而把他描繪得活靈活現。享有巨大財富的快樂，建立一種舒適的生活方式，這些目標不在那位貪婪的吝嗇鬼的理解之內。而囤積財富，在買賣投機方面超過他的對手，這些對他來說就是一切。面對如此的偏執(zhí)狂，讀者對其殘酷無情和自私自利的反應有一種恐怖感，然而在他的專橫人格前也感到一種威懾力。葛朗臺與拿破侖或任何作曲家、藝術家、作家或政治家相似，因為他們都被一種單一專注的念頭所奴役而將所有常人的情感踐踏在腳下。小說的第一個重要場景是一八一九年歐也妮二十三歲生日，母親為她安排了簡單的宴席。葛朗臺不肯正視女兒嫁人的婚事：她會通過婚姻逃開他的管制；他會不得不為她提供嫁妝或分享她妻子的部分財產。讀者或許被小說家醉心于財產的積累和法律細節(jié)而感到光火，但這種不厭其煩的描述是為了通過對照繼承法將葛朗臺的為人而與歐也妮的感傷理想主義和天真慷慨形成鮮明映襯。由于對她的堂哥——她人生以來遇到的惟一的一位高雅的年輕人—一的愛慕，歐也妮在人生中第一次做出略微有些不當的舉動：她讀著查理放在床上沒寫完的信。在信中他向一位他所愛的巴黎...[更多內容]

　　奧諾雷·德·巴爾扎克（HonoredeBalzac。1799～1850），是19世紀法國偉大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家，歐洲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奠基人和杰出代表。對他有小說界的拿破侖之美稱，這不僅因為他常用軍事術語描寫自己創(chuàng)作想象力的奔突馳騁，大約也有他以宏大的小說陣容征服世界的原因。100多年來，他的作品傳遍了全世界，對世界文學的發(fā)展和人類進步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馬克思、恩格斯稱贊他“是超群的小說家”、“現實主義大師”。巴爾扎克出生于一個法國大革命后致富的資產階級家庭，法科學校畢業(yè)后，拒絕家庭為他選擇的受人尊敬的法律職業(yè)，而立志當文學家。為了獲得獨立生活和從事創(chuàng)作的物質保障，他曾試筆并插足商業(yè)，從事出版印刷業(yè)，但都以破產告終。這一切都為他認識社會、描寫社會提供了極為珍貴的第一手材料。他不斷追求和探索，對哲學、經濟學、歷史、自然科學、神學等領域進行了深入研究，積累了極為廣博的知識。巴爾扎克一生中寫作了96部長篇、中篇和短篇小說。1829年，巴爾扎克完成長篇小說《朱安黨人》，這部取材于現實生活的作品為他帶來巨大聲譽，也為法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放下第一塊基石，巴爾扎克將《朱安黨人》和計劃要寫的一百四五十部小說總命名為《人間喜劇》，并為之寫了《前言》，闡述了他的現實主義創(chuàng)作方法和基本原則，從理論上為法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奠定了基礎。其中代表作為《歐也妮·葛朗臺》、《高老頭》。他自稱為“法國歷史的書記員”，把當時的事件事無巨細記錄下來，《人間喜劇》正好體現了這一思想。巴爾扎克在藝術上取得巨大成就，他在小說結構方面匠心獨運，小說結構多種多樣，不拘一格、并善于將集中概括與精確描摹相結合，以外形反映內心本質等手法來塑造人物，他還善于以精細人微、生動逼真的環(huán)境描寫再現時代風貌。恩格斯稱贊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寫出了貴族階級的沒落衰敗和資產階級的上升發(fā)展，提供了社會各個領域無比豐富的生動細節(jié)和形象化的歷史材料，“甚至在經濟的細節(jié)方面（如革命以后動產和不動產的重新分配），我學到的東西也要比從當時所有職業(yè)歷史學家、經濟學院和統(tǒng)計學家那里學到的全部東西還要多”。（恩格斯：《恩格斯致瑪·哈克奈斯》）根據巴爾扎克自己在小說末尾注明的日期，《歐葉妮·格朗臺》完成于1833年9月。《歐葉妮·格朗臺》完成之時，巴爾扎克正踏進創(chuàng)作的成熟期，他的“瑪德萊娜大教堂”式巨著構思就是成熟的標志。雖然那還不是他后來的“人間喜劇”的恢宏計劃，但至少已初具“人間喜劇”的基本構架。巴爾扎克從那時起找到了自己的真正事業(yè)，發(fā)現了自己的天職所在：要像一個歷史學家那樣如實地描繪十九世紀的社會風俗。沿著這條道路走下去，他終于在十年后能這樣雄壯地自鳴得意：“世界上有四個大有作為的人：拿破侖、居維葉、奧康奈爾，我將成為第四位。第一位曾威震歐洲，他締造了軍隊！第二位通曉地球的奧秘！第三位成為一個民族的化身！而我將在頭腦里裝下整個社會。”或許巴爾扎克自己并沒有認識到《歐葉妮·格朗臺》在他整個創(chuàng)作中的重要地位，一向以思想家自居的巴爾扎克總認為像《路易·朗貝爾》那樣的哲理小說遠比《歐葉妮·格朗臺》這類“寫得不錯的暢銷的小書”（巴爾扎克語）有價值。但是事實上巴爾扎克的哲理小說大多像那些書中所描寫的苦心探求宇宙真諦的思想家、藝術家們一樣，由于野心過大往往遭到慘敗。斯蒂汶·茨威格曾公允地說過，巴爾扎克的哲理小說“并沒有達到藝術的最高水平，而只是作為最高喘息的結果?！薄奥芬住だ守悹栔型矩舱?，格朗臺老頭卻能永存不朽”。確實，《歐葉妮·格朗臺》由于本身的美學價值，堪稱巴爾扎克的杰作之一；在巴爾扎克的作品中，像《歐葉妮·格朗臺》那樣結構簡潔、主題完整的作品，確實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