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與古代中國史

　　《民族與古代中國史》一書，是傅斯年先生生前未能完成的一部講中國古代史的專著。據(jù)他自己說，到民國二十年（1931年）夏，“寫成的將三分之二矣”。他在《夷夏東西說》的前言里說：“這一篇文是我在‘九·一八’以前所作《民族與古代中國史》一書中的三章。這一書已成之稿，大致寫在‘九·一八’前兩年至半年間。這三章是（民國）二十年（1931年）春天寫的，因時局影響，研究所遷徙兩次，我的工作全不能照預(yù)定呈規(guī)，所以這一書始終不曾整理完?！痹凇吨軚|封與殷遺民》的“前言”里，他又稱此書的書名為《古代中國與民族》。他說：“此我所著《古代中國與民族》一書中之一章也。是書經(jīng)始于五年以前，寫成者將三分之二矣。日本寇遼東，心亂如焚，中輟者數(shù)月。以后公私事紛至，繼以大病，未能殺青，漸何如之！此章大約寫于（民國）十九年冬，或二十年春，與其他數(shù)章于二十年十二月持以求正于胡適之先生。適之先生謬為稱許?！薄】磥怼睹褡迮c古代中國史》和《古代中國與民族》是一書的異名，絕不會是兩部書。書在未殺青定稿之前，對書名作些考慮是正常的?！吨軚|封與殷遺民》的“前言”寫于“二十三年（1934年）六月”，《夷夏東西說》的“前言”寫于“二十三年十月”。就是說《民族與古代中國史》使用在后。傅斯年可能認(rèn)為用《民族與古代中國史》作為書名好些。尤足以證《民族與古代中國史》為他的中國古代史的書名的是《東北史綱》一書中的一段話：“商之起源當(dāng)在今河北東北，暨于濟(jì)水入海處，此說見吾所著《民族與古代中國史》一書，二月后出版?！币虼?，我就用它作了本書的書名（注：本文系筆者為河北教育出版社擬出版的《二十世紀(jì)中國史學(xué)名著》中傅斯年著《民族與古代中國史》寫的前言。）?！?931年至 1932年，我在北大史學(xué)系讀書時，聽傅先生的課，課堂上他常說要寫一本“From Tribe to Empire”（從部落到帝國）的書?！兑南臇|西說》開頭一段就已提到：“在三代時及三代以前，政治的演進(jìn)，由部落到帝國，是以河、濟(jì)、淮流域為地盤的?！痹凇兑南臇|西說》的“總結(jié)上文”部分中他又說：“我們可以綜合前幾章中所論的結(jié)果，去討論古代中國由部落進(jìn)為王國（后來又進(jìn)為帝國）的過程中，東西對峙的總結(jié)局?！蔽业褂X得“從部落到帝國”更能準(zhǔn)確地反映書的內(nèi)容，因此，我就在書名《民族與古代中國史》之下，加了一個副題“從部落到帝國”作為書的全名。　《夷夏東西說》和《周東封與殷遺民》都是《民族與古代中國史——從部落到帝國》一書的一部分是沒有問題的，因為傅斯年自己已說《夷夏東西說》是他所作“《民族與古代中國史》一書中的三章”，《周東封與殷遺民》是他“所著《中國古代與民族》一書中之一章”?！×硗?，《姜原》、《大東小東說》、《論所謂五等爵》，無論從內(nèi)容上看或從寫作時間上看，大約都是《民族與古代中國史——從部落到帝國》的一部分。三篇所談，都是中國古代史的問題，都發(fā)表在民國十九年（1930年）五月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經(jīng)濟(jì)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墩撍^五等爵》，傅斯年說明“中華民國十九年（1930年）一月寫于北平”，其他兩篇沒有注明寫于何時，但肯定都寫于1930年5月之前，正符合傅斯年所說：“《民族與古代中國史》……已成之稿，大致寫在‘九·一八’前兩年至半年間?！备邓鼓晁f“與其他數(shù)章于（民國）二十年十二月持以求正于胡適之先生”的“其他數(shù)章”，極可能包含《姜原》、《大東小東說》和《論所謂五等爵》?！「邓鼓暝谖恼轮羞€常常說見某某篇。如他在《夷夏東西說》中說：“又有所謂伯夷者，為姜姓所宗，當(dāng)與叔齊同為部族之號，別見《姜姓篇》。又祝融八姓之分配在東海者，亦號曰夷，別有《祝融八姓篇》，今具不入此文?！贝蠹s此所謂某某篇者，或?qū)偕形赐旮澹磥砜隙ǘ紝儆凇睹褡迮c古代中國史》書中的一部分?！　缎悦庞?xùn)辨證》（注：本文所引傅斯年著作，均收入《傅斯年全集》，臺灣聯(lián)經(jīng)出版公司， 1980年。）是他的專著，但不是史學(xué)著作。《東北史綱》是傅斯年和別人合著的，雖然他親手寫了第一卷，書的主要論點也是傅斯年的觀點，但究竟是和別人合著的書，不能作為傅斯年的史學(xué)代表著作。能作為他的史學(xué)代表作的，就是這部未完成的《民族與古代中國史》。　但就這五篇已發(fā)表的篇章來看，篇篇都有精意，篇篇都有創(chuàng)見，篇篇都是有突破性、創(chuàng)始性的第一流的好文章。這一本未完成的書之已完成的幾篇文章，已足以使傅斯年坐上20世紀(jì)中國史學(xué)大師的寶座，享有大師的榮譽(yù)。

　　傅斯年（1896—1950），山東省聊城縣人。三十三歲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創(chuàng)所所長，擘畫安陽殷墟考古等田野調(diào)查工作，為中國信史建立珍貴的史跡史料。五十歲任北京大學(xué)代理校長，五十四歲任國立臺灣大學(xué)校長，廣延教授、增建校舍、充實圖書、獎勵研究，奠定臺大的學(xué)術(shù)根基與自由傳統(tǒ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