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判與建構：現(xiàn)代中國文學史學

　　作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這部著作的面世經(jīng)歷了艱辛的勞動。“雖然中外學者對‘文學史學’研究有些成果可資借鑒，但是‘現(xiàn)代中國文學史學’的建構卻少有人問津?！鼗摹娜蝿諏嶋y承擔，幾次想撂挑子，幾次又挑了起來……適逢賈振勇博士敢挑重擔，經(jīng)過師生的共同努力，終于走完了這段不平之路”（出版“后記”）。因其“拓荒”故艱難，也因其艱難而成就其厚重。學界認為，此著集朱先生近40年現(xiàn)代中國文學研究的思想和理論精髓，具有“縝密其思，磅礴其勢，激情其思，史哲其質”的品格，足當建構“現(xiàn)代中國文學史學”學科的奠基力作。 “縝密其思”在于其體系性?，F(xiàn)在學界已形成了一種共識，即傳統(tǒng)方法劃分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與“中國當代文學史”是一種斷裂的文學觀，是機械階級論的產物，規(guī)定著當代作家的命運，也束縛著研究者的視野。當新時期到來時，思想解放也為學術研究進行了精神松綁。打破一元話語對文學史研究的操縱，擺脫機械二元對立思想的束縛，使文學史回到學術本位，成了“重寫文學史”的必然要求。于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新文學六十年”、“百年中國文學總系”等文學理念與文學史寫作實踐使現(xiàn)代中國文學史研究中出現(xiàn)了多元并存的局面：主流意識形態(tài)研究、民間化研究如謝冕、個人化研究如洪子誠等。但是“自由”造成的“失語”與眾聲喧嘩，又呼喚思想者對“現(xiàn)代中國文學史觀”進行梳理與整合，使之成為一種真正的學術體系，并提出一種具有共性的高屋建瓴的指導思想。于是，朱德發(fā)先生打理了從1951年王瑤先生《中國新文學史稿》以來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研究成果，提出了現(xiàn)代性與民族性并舉的研究尺度，將“人的文學”奉為文學史研究的圭臬，在《評判與建構》一書中，從學科意識、核心理念、“三大板塊”、主體思維、收斂型思維、視野轉換、價值規(guī)范、審美闡釋、經(jīng)典文本解讀、話語實踐、框架與格局，到現(xiàn)代文學史研究的學術趨向、現(xiàn)代性想象、非智因素及“重寫文學史”的文本審視等方面，探討了“文人學者對文學史研究或書寫所堅持的基本原則、學科概念、文學史觀、價值范疇、邏輯框架等的科學性、有效性、普適性和獨創(chuàng)性”（緒言），生成了“文學史學”作為“文學史哲學”的體系。 “磅礴其勢”在于其統(tǒng)攝性。朱先生說：“研究就是一種命名?！敝煜壬睦碚搫?chuàng)新性首先在于其“現(xiàn)代中國文學史”理念的提出。其與“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區(qū)別，絕不是文字順序上的變化游戲，而是包含著巨大的思想性與科學性內涵的。這一文學觀念避免了傳統(tǒng)方法文學史寫作以政治事件為標志、按《新民主主義論》的要求對文學史進行硬性分期所帶來的時空局限，也擴展了“中國現(xiàn)代文學”、“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新文學六十年”、“百年中國文學”等理念的內涵和外延，與中國的現(xiàn)代化過程相融，與人的現(xiàn)代化共生，形成了一個“上可封頂下不封底”的開放型的文學史時空，包容了更廣大的文學子系統(tǒng)：中國新文學、通俗文學、少數(shù)民族文學、臺港澳文學、傳統(tǒng)體式文學、民間文學等。這是一個整體的、共生的，而非排斥性的體系。由于這一個基礎，也帶來了現(xiàn)代中國文學史系統(tǒng)內相應部分的變化。我個人認為，“寬容性”是現(xiàn)代性的一個重要標志。朱先生的文學史觀也如其為人、為學一樣，因其寬容而大氣磅礴。 “激情其氣”在于著作所顯示的文學詩性。朱先生認為“文學本身就是歷史”。在我讀來，他的文學史學研究又何嘗不是一種詩性文章呢。朱先生善屬長文，氣涌滔滔，文采飛揚，一氣呵成。然而一般學人讀來卻并不吃力。有人曾專門對他的文風進行過研究，認為其著述耐人品讀的原因有三：一是文章邏輯性強，每一個主題一段，層層推進，步步為營，“從哪里而來”“向哪里去”的指向性很明確。二是，他常以詩性語言在說理最深處做一形象譬喻，在讀者思想齒輪可能發(fā)生磨損的地方加入了潤滑劑一般。三是如梁任公一樣“筆端常帶感情”，尤其是當行文至他鐘愛的作家和思想者時，他常知人論世，雖三五言點評，卻切中肯綮，讓人心動不已。 “史哲其質”在于其史識與哲思。真正的學者從不排斥過往的經(jīng)典，而是以“發(fā)現(xiàn)理性”去尋其最優(yōu)秀的部分。在新著中，朱先生就取用人文理性、科學理性、馬克思主義理性乃至非理性的精神，化解一些龐然磊然的大物，評判一些進退失據(jù)的現(xiàn)象，目的只有一個——反對“反智主義”，從而建構一個科學的學科。朱先生在文學史研究方面有近40年的功底，堅實深沉自不待言；就其“哲思”看，文藝復興以來西哲大師的相關經(jīng)典論述，他都如數(shù)家珍，左右逢源地“拿來”為我所用。這是一般文學史研究者難以做到的。讓人由不得慨嘆：史筆使先生著作如巨淵，能包容；“哲思”使先生鐘情“人學”核心，能高瞻。勃蘭兌斯有言：文學史，就其最深刻的意義來說，是研究人的靈魂，是靈魂的歷史。我們也認識到：“所有的文學史都是當代史”。那么研究現(xiàn)代中國的“靈魂史”，可以使我們了解中國人的靈魂歷史：我們曾在哪里閃爍“人”的精神光輝，我們在哪里、因何而發(fā)生了“異化”，我們的“現(xiàn)代性”標準是什么，我們如何重寫文學史……因此，朱先生工作的重要意義在于讓人明確：“現(xiàn)代”“中國”“人”的“文學”的“歷史”，如何可能？指向何處？無疑，《評判與建構》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整理“學術史”思潮與實踐的一個組成部分。當中國社會進入一個相對寬松的環(huán)境時，時代又把朱先生推到了整理“現(xiàn)代中國文學史學”的前沿。他以其膽識集結了這部著作，其中觀點或可商榷，然其“拓荒”之舉功莫大焉。

　　朱德發(fā)先生，是國內為數(shù)不多的幾十年如一日堅執(zhí)于學術研究的純潔性、具有學術與思想雙重品質的學者。新時期以來，他向我們貢獻出了《中國五四文學史》（山東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20世紀中國文學流派論綱》（山東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中國新文學史六十年》（春風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主體思維與文學史觀》（山東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等名重一時的著作，加之正在結題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理性精神與現(xiàn)代中國文學》，可以說他對“現(xiàn)代中國文學史”所包含的文學運動史、文學理論思潮、作家與作品研究等三大板塊都進行了深入研究，形成了集“創(chuàng)新性、科學性、開放性與兼容性”等學術品格于一體的文學史觀，并日漸豐盈起了他的一個學術理想的輪廓——建構“現(xiàn)代中國文學史學”學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