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子鄧拓：一位蒙冤者的血淚人生

　　片斷：聯(lián)系，帶著一身傷痕回到了福州。這時，中學同學、好友傅衣凌正好從廈門回來度假，他們相約到烏石山圖書館去看書。他發(fā)現(xiàn)，入獄前開始的中國思想界的哲學論戰(zhàn)，仍在激烈地進行。面對資產(chǎn)階級考學教授張東蓀等著名學術權威，鄧拓毫不畏懼。1933年10月，他以“鄧云特”為筆名，在《新中華》半月刊上發(fā)表《形式邏輯還是唯物辯證法》一文，駁斥張東蓀“辯證法在人類歷史上已成為過時的古董”的唯心主義觀點，鄧拓在文章中明確指出：“每一事物本身就是充滿著矛盾。它的發(fā)展就在它的本身內(nèi)部矛盾的量的積蓄而達到質(zhì)的轉(zhuǎn)變。”“唯物辯證法從關聯(lián)中去把握一切事物，就是因為一切事物是互相關連的，唯物辯證法從對立的統(tǒng)一的，矛盾的運動和變化中，歷史的發(fā)展中去把握一切事物，就是因為一切事物本來是對立統(tǒng)一的，矛盾的，運動與變化的，因循發(fā)展的。唯物辯證法能夠符合這些客觀規(guī)律，這就是它所以能夠成為正確的科學方法的推一理由。”“辯證法乃自然界，人類社會及思維的一般存在運動和發(fā)展的規(guī)律，人們應用它可以認識，把握一切客觀事物。”當時鄧拓才21歲，能寫出如此高水平的論著顯示了他的理論水平已達到相當?shù)母叨取?933年11月20日，福州城發(fā)生了著名的“閩變”。十九路軍將領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公開宣布和蔣介石決裂，成立抗日反蔣的人民革命政府。鄧拓立即參加了人民政府的工作，擔任文化委員會專員兼外交部秘書，負責宣傳聯(lián)絡工作。福建人民政府在福州人民中掀起抗日反蔣的熱潮，民眾革命思想高揚，引起國民黨右派的極度恐慌，調(diào)集大批軍隊進攻福建，日本帝國主義也公然出兵相助。內(nèi)外夾擊，福建人民政府終于寡不敵眾，于次年1月宣告失敗?！伴}變”失敗后，鄧拓受到通緝，被迫回到上海，在老同學的幫助下，在浦東中學教了幾個月書。這期間，他沒有放棄學術研究，參加了薛暮橋、孫冶方等組織的“中國農(nóng)村經(jīng)濟研究會”的活動。秋天，在河南省政府任職的大哥鄧伯宇從河南來信，讓他去開封繼續(xù)學習。鄧拓在上海一時找不到黨的組織，想完成學業(yè)，回原校是不可能了。于是，他給大哥回信：“中州也許是小弟的安身之所?！编囃貋淼介_封，插班進了河南大學歷史系。當時歷史系主任是羅仲言，即羅章龍，在德國研究過馬克思主義的羅章龍親自講授《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一課，此外，30年代一些著名學者如李達、范文瀾、鄧初民等人也先后到河南大學講授哲學、歷史等課程。鄧拓在這里廣泛吸取各種知識，同時開始進行歷史研究和著述。1935年、1936年間，他以鄧云特為筆名，在《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第三、四期連續(xù)發(fā)表了兩篇文章：《論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停滯”的問題》和《再論中國封建制的“停滯”問題》。當時托派分子嚴靈峰、任曙和國民黨文人陶希圣、胡秋源等人斷言鴉片戰(zhàn)爭前，中國已進入“商業(yè)資本主義”，妄圖否認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性質(zhì)，進而否定中共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鄧拓的兩篇文章用馬列主義觀點、方法，予以駁斥。他說：“商業(yè)資本自身，既不能建立任何生產(chǎn)方式，也不能造出任何剩余價值，它只有附就于既存的生產(chǎn)方法而活動?！睔v史上根本沒有存在過什么“商業(yè)資本主義”，更得不出春秋戰(zhàn)國時期，封建制度已經(jīng)不復后記：希？br>杜導正寫鄧拓而冠以“才子”，是恰如其分的。我與作者，都是多年鄧拓的老部下，在他掌舵的《晉察冀日報》做編輯做記者。我們都知道，他并不像曾被指責的那樣是“書生辦報”、“死人辦報”，更不是不懂政治的文人。恰恰相反，自投身革命的那天起，他的生命便與政治緊緊相聯(lián)。在同時代的革命者當中，他當之無愧地是一位具有很高理論、文化素養(yǎng)和政治敏感的人。鄧拓青年時期，雖以詩文見長，但是他最大的興趣卻在歷史和哲學，并取得了甚高的造詣。在人才輩出的30年代，他的《中國救荒史》橫空出世，引起了不小的震動。以歷史的豐厚底蘊來研究哲學，使他在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后，更具有了嚴密的邏輯思維。這一切，使他在盧溝橋事變進入晉察冀抗日民主根據(jù)地后，如魚得水般地施展才華，顯露才華，順理成章地成為聶榮臻、彭真麾下理論、思想、文化領域的一位杰出人物。擔任《晉察冀日報》總編輯期間，他在1942年使撰寫出了《紀念七一，全黨學習和掌握毛澤東主義》，這是中共歷史上最早系統(tǒng)論述毛澤東思想的重要論著之一，而由他主編的《毛澤東選集》更是中共第一部毛澤東的選集。這一切，顯示了他的才華與政治家的眼光。新中國成立后，在他擔任《人民日報》任總編輯的十年間（1949－1958年），他的政治家辦報的素質(zhì)沒有改變，他對國內(nèi)外事物繼續(xù)保持著獨立思考的良好習慣，他的政治頭腦相對清醒些務實些，他對領袖的指示，不那么一味盲從，因此在那極不正常的政治風云中，他處處不得歡心，處處使人覺得礙手礙腳，好了，他的抱負與才華，被卷走了，被淹沒了。最后，他只能背著“不僅不是政治家辦報，甚至也不是書生辦報，而是死人辦報”的指責黯然離開了《人民日報》。在鄧拓告別《人民日報》之前，他曾面對一座寺廟發(fā)出感慨：“如果允許的話，我真想留在這寺廟里多讀些書，多寫些文章?！睔w隱之心躍然紙上。在離開《人民日報》的那一年，他兼任了中國歷史博物館建館領導小組組長，他曾計劃要寫一部《中國繪畫史》。這一決定，也許是他歸隱不得而轉(zhuǎn)求心境平靜的無奈。但是鄧拓不是沈從文。同樣在30年代才華橫溢的沈從文，從文學殿堂退出后，把所有精力轉(zhuǎn)入到撰寫《中國古代服飾史》一書中，而鄧拓的《中國繪畫史》雖然沒有寫成，但卻給后世留下了洋溢著對現(xiàn)實的憂慮和批判以及沉重地歷史責任感的《燕山夜話》與《三家村札記》。讀《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讀著讀著，不由得浮想翩翩。我總在想，如果中國60年代初沒有鄧拓的聲音，沒有鄧拓的身影，歷史將會留下無法彌補的缺憾。但是以鄧拓的才華和政治素質(zhì)而言，如果當時中國的歷史環(huán)境有稍許民主寬松的話，鄧拓留給我們的將會更多。再由鄧拓，順便想到老舍、田家英、吳晗、廖沫沙、田漢……一批批中國精英與才子的經(jīng)歷與結局，便不得不得出“專制將扼殺創(chuàng)造性與才華”的結論。中國歷史包括當代史，在這個問題上的成功經(jīng)驗與失敗教訓，或者說血淚的史實太多太多了。一切仁人志土，有責任在這個問題上做更多深層次的思考，做更多更實際的努力，保護中國人的創(chuàng)造性，保護中國的才子。

　　張帆原名張英池，1919年6月出生于河北省保定市清苑縣。1938年進延安抗日軍政大學，1939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抗大畢業(yè)后，在晉察冀通訊社（新華社晉察冀分社）、《晉察冀日報》社先后任特派記者、編輯組長、編委，在殘酷的敵后抗日戰(zhàn)場，長期追隨鄧拓轉(zhuǎn)戰(zhàn)太行山，是著名的戰(zhàn)地記者。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歷任新華社陜西分社社長兼陜西省新聞出版處處長，國務院華僑事務委員會委員、宣教司司長兼中國新聞社副社長、總編輯?！拔母铩敝校淮虺伞叭捶肿印?，受到迫害與管制。粉碎“四人幫”后，他從干校到北京人民出版社，不久又回到中國新聞社。先后訪問過歐、美、亞十多個國家和地區(qū)。離休后，任中國新聞社理事會副理事長、《中國老年報》副理事長、《了望》周刊顧問、解放軍出版社特約編審、新聞出版署特邀顧問。著有《萬里征戰(zhàn)長城線》、《羅布泊風云》、《長城內(nèi)外》、《“花”喪太行山》、《張帆通訊選》等書。